【大纪元6月16日讯】去年九月，达赖喇嘛的两位特使第一次访问北京，不少人兴奋企盼之时，笔者就写过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表示了自己的疑惑：在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都继续恶化的形势下，西藏问题有可能一枝独秀、获得真正的解决吗？我的结论是：西藏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岛，它必然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连。
今年五月二十五日，达赖喇嘛的特使罗迪嘉里率领的4人代表团再次前往中国，对北京、上海及西藏局部地区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这次访问被称为是“成功的”、“令人振奋的”。
然而，笔者却因此有了更多的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向国际社会做这种积极的汉藏会谈“秀”，另一方面，却更无情地侵犯西藏人民的权利，更肆意地摧残西藏民族精英，对达赖喇嘛的批判仍然一如既往地严厉。
自西藏特使第一次访华到第二次访华的九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在藏区继续侵犯人权，劣迹斑斑。
首先是著名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一案。中国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搞黑箱作业，陷这位人民热爱的民族精英于黑狱。不但枪杀了可证明阿安扎西无罪的证人洛让邓珠，而且抓捕了七个向海外透露消息、帮阿安扎西鸣冤的藏人。就连呼吁当局公正办案的汉人王力雄，也因为同情藏人而遭到报复，被他自己创办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开除。
此外，在这九个月时间里，因为“政治嫌疑”被逮捕的西藏人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西藏安多拉卜愣寺帖散林扎仓的久美强哲和贡确曲白，西藏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僧人扎彭、拜增、项堆和俗人司机俄珠，西藏安多孜古唐县人格桑东珠、阿旺东珠，－－－。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的手还伸到国外来了。自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定居达兰萨拉以来，许多忍受不了中共迫害的藏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尼泊尔投奔达兰萨拉。长期以来，尼泊尔成为西藏难民逃亡的一个中转国家，尼泊尔政府对流亡藏人是同情和宽容的，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但就在西藏特使第二次访华期间，由于中国政府软硬兼施的压力，尼泊尔政府居然向中国遣返了18名西藏难民，违背了有关人道对待避难者的国际准则。
这是中国政府发出的非同寻常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绝对不是善意的，它表明：中共要显示它对邻国的巨大影响力，要斩断弱小的西藏流亡政府和它的人民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中共批判达赖喇嘛的调子一点也没有降低，其打压手段更为厉害。例如，前不久达赖喇嘛访问德国，中国驻德使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把达赖喇嘛称为：“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去年11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中国政府甚至一度切断了通往这个内陆国的铁路交通。
就在北京与西藏特使会谈的同时，新华社于9号发表了国务院新闻办一篇题为《美国意欲何为？－－－评美国的所谓“西藏问题报告”》的署名文章，毫无道理地指责：“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是美国反华势力手中的一张牌，是他们牵制中国的一个筹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要求：“只要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同他进行接触商谈。”
这即是说，达赖喇嘛光是在西藏问题上让步还不行，还得去“干涉”不是他能力所及的台湾事务，才能赢得“天朝皇帝”的欢心，赐他面谈的机会。这种强人所难的蛮横，实属天下少见。
用不着再举出更多的例子，中国政府对汉藏对话毫无诚意的态度，已经表现得清清楚楚。我们要去追问的是，既然如此缺乏尊重西藏人的诚意，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合作演出这场“会谈秀”？其实中国政府演出此戏的热情并不高，中国外交部只承认西藏特使的来访是一次“私人访问”，只派了一个部长级的官员与特使会面，对这次访问的反应很低调。
但戏还是要继续演下去，因为，这是中共新的国际策略的一部分。今天已经变得很实用主义的中共，在国际交往上的手段已日趋灵活。既然“汉藏对话”是世界各国多年来一致希望看到的情景，中国政府就表演这种情景给他们看，把这个“门面”装饰得煞有介事。
这个接待西藏特使的表演是很有效益的。国际社会的批评减少了，谁愿意破坏汉藏和谈的“友好气氛”呢？国际上对中共“利用反恐镇压少数民族”的指责，就要打几分折扣，少数民族方面只剩下新疆维族人需要对付，中国政府就轻松多了。
经受了几十年分离的痛苦，许多善良的西藏人都含泪盼望达赖喇嘛回西藏。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也殷切期望回归故里，他老人家对藏文化的保护问题懮心忡忡，宁可不要主权，只要守住自己的语言文化，因此，他要求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尽量不要让他们难堪，以创造积极良好的气氛。”
达赖喇嘛以佛教徒的真诚和仁慈，去对付虚伪和霸道的中共，其结果可想而知。不畏神灵的中共，将利用藏人的善良继续拖延时间，等着达赖喇嘛渐渐老去。在此同时，当局仍然严酷镇压西藏内部的异议者，这样，西藏人民的感情，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伤害；西藏人民的希望，会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在西藏问题上回心转意，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但他们和西藏特使展开接触对话，仍然是值得鼓励的，接触总比不接触要好，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对于西藏的前景，笔者仍然保留原来的观点：只有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发生变化，西藏问题才有真正解决的希望。
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之所以回到谈判桌前，与他们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有关。没有压力就没有妥协，因此，西藏人切不可轻易放弃国际呼吁和抗议示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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