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6日讯】四丶《格庵遗录》问世与及其遭遇
《格庵遗录》问世至今，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六年，属热点时期；第二阶段是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格庵遗录》遭受冷落时期；第三阶段是二○○○年开始有所回升时期。
关于《格庵遗录》的问世，应以一九八六年柳庆桓先生的破解（《韩国预言文学神话的解释》）为起点。当然，一九八七年辛侑承先生破解《格庵遗录》的上、中、下三册也可称大作。虽然，《格庵遗录》曾在民间极个别人士中传过，柳庆桓先生、辛侑承先生破解《格庵遗录》出版之前，对于韩国整个社会和国民来讲，《格庵遗录》是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继柳、辛两位先生之后，以易学家为主掀起了破解《格庵遗录》的热潮，《格庵遗录》席卷了整个南韩，可谓家喻户晓，于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成为整个社会的热门话题，其余波延至九十年代中期。
随着《格庵遗录》的问世，珠目相混，鱼龙混杂，在一次次《格庵遗录》浪潮中，鳅兵虾将一涌而起，霎时间，韩国到处是“大圣人”，一些宗教头目、一些功派的头头，纷纷出来亮相，自封为《格庵遗录》所指的圣人，而这些人中以此招牌笼络人心者有之，招兵买马者有之，收刮民财者有之；更有甚者，以此招牌公开奸淫数十名女信徒而称己为圣人，大言不惭道“顺天意行事”者有之…… 可见，一部神圣而伟大的神人之预言竟被一群丑恶的灵魂们恶用到何等地步！
《格庵遗录》一问世，的确引起了韩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响，不少人向往着能够得到“十胜真理”，幸遇大圣人。然而，《格庵遗录》破解久负众望，始终未能点破究竟是什么样的大法大道，究竟何人是大圣人，以致这些企盼已久的期望破灭，一些自封为“大圣人”的作态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更是兴风作浪，企图将一切归罪于《格庵遗录》，趁机将《格庵遗录》打入冷宫。
在这种浪潮的冲击下，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有一家电视台以现存在中央国立图书馆的《格庵遗录》是写本为由发难，在此之前有位金先生著书否定《格庵遗录》，这是两起向《格庵遗录》发难的事件。但是那家电视台也只播一次便草草收场，那位金先生的书也随即被研究《格庵遗录》的洪流所淹没，似乎人们忘却了那家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也忘了那位金先生的摇旗呐喊，似乎不屑一顾。
因而，欲否定《格庵遗录》或进而推翻《格庵遗录》的企图也没得到多少反响而短命。那麽为什么如此短命呢？ 第一，金先生之所以否定《格庵遗录》是假的最主要的论证就是论其“末世圣人朴泰善”，并以此发难《格庵遗录》。那麽朴泰善是如何成为“大圣人”的？《格庵遗录》明确指出大圣人出自于“三八以北”即韩半岛三八线以北，朴泰善正是三八以北的北韩出生这是其一；《格庵遗录》多指大圣人为“木”、“朴”、“朴氏”（当然代以“郑”“郑氏”时更多），朴泰善姓朴，这是其二；《格庵遗录》讲大圣人时谈到“桂树范朴”、“苏莱”等地名（显然是隐语），而朴泰善正处于“范朴”、 “苏莱”等地，这是其三；《格庵遗录》多谈长生不死的“信天村”，而朴泰善这个教主搞了个封闭式的“信仰村”并说教，这是其四。而金先生正列举朴泰善的婚姻等问题，以否定朴泰善为基点定论《格庵遗录》是假的。这种所作所为实在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论朴泰善为大圣人的基点本身就是荒唐的。
回头再议那一家电视台“格庵遗录，伟大的假预言书”专题报道（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真阳先生在“格庵遗录的正确译解”后半部详细记载了那一家电视台的报道。记者质疑两点，第一，现在流传的《格庵遗录》并不是格庵南师古先生所写的文稿；第二，此书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之间被谁篡改其中特定的部分或增补的可能性很高。而之所以提出上述两点的理由是，一、现在的《格庵遗录》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收藏于中央国立图书馆的收藏本而非是四百五十余年前南师古先生所写，明明写道是写本；二、写者李桃隐先生虽然落笔写的时间为一九四四年润四月，但收藏于图书馆的时间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之所以记下一九四四年四月很可能是随便所写；三、从语言规范化来看，有些韩文用法显然是一九三三年之后的，也就是说，此写本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之间的产物，再说，笔体是两个人的笔迹。因此，所下结论是对其中某些部分进行篡改或增补的可能性较大，或许是假的。
当然，该电视台所采访的也不外乎证明上述几点，但论其根本拿不出一点证据证明《格庵遗录》是假的。它的论点是现在的收藏本不是原本，因而篡改或增补的可能性较大。那麽，这种可能性说一千道一万终归是主观意断的可能，而并非是事实。而以此可能性加之他们所议论的“圣人”朴泰善，便匆匆忙忙宣称《格庵遗录》是“伟大的假预言书”，对此，恭敬地说也不免有失身份。那麽，无论是那位原作者还是这位元原记者，他们都犯两个致命的通病–一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格庵遗录》是假的；二是，所掌握的资料太少，加上谈不上有深度的研究与探讨。因为他们提出来是否原来真有什么《格庵遗录》的预言书？
然而，当他们非常轻率地给《格庵遗录》盖棺定论并送葬的时候，殊不知南师古先生的预言书《马上录》、《红袖志》早有详尽的记载，此外，大约三百二十年前的《蕉窗录》也明明白白地记有《格庵遗录》，“三大易经”、“东经大典”等几十篇（部）都记载着《格庵遗录》，谈到了“弓弓乙乙”即法轮，道：“形似太极，又形弓弓”，“不意四月心寒身战”之词语，有的甚至点到了《格庵遗录》…… 当然，这位元记者在尚未入虎穴的情况下，随便摸到了一个的话，也许是什么其他小动物，而非是虎子吧。那麽《格庵遗录》收藏本的来历究竟如何，它告诉人们什么呢？
在此，笔者概括地引用具成谟先生所着“韩国的秘书解说”（架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版）一书之末尾，详查《格庵遗录》的遭遇（该书四百一十八页至四百二十三页）的经过： ①《格庵遗录》写者李氏原名为李龙世（音译），号桃隐，写本落款为李桃隐，权门势家后裔，忠南瑞山、瑞泰一带称其家为积德之家，该人拥有九千坪田地，曾聘为该地区农场场长。当地称其为文人，日政时期硬推举其为该区区长。 ②一九四四年初，汉城李荣富带来古书说，自己看不懂是何意，让李龙世解其意。李龙世见此书已陈旧得破烂不堪，阅罢也难懂其意，但觉得此书非同一般，便购一卷韩纸开始写，写毕之日就是一九四四甲申年闰四月丙申日。
当时，李龙世尚未搞清何种书的情况下，因为抄写了古书便将此放进了自家箱子里。光复后，几位朋友到李氏家说道，将来有难必须先觅避难之处方可获生，说罢递过来一本古书正是《蕉窗录》。《蕉窗录》父柳磻溪与子蕉窗之间问答记录，其子问其父，将来某日三灾八难并起时，如何保其命，其父曰：详在于格庵公遗录。李龙世几位朋友道：若寻到《格庵遗录》，照此做来，何愁不成？李氏赞成其计并示随之。 ③李氏卖掉一部分农田，为寻到一本《格庵遗录》跑遍全国，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与朋友金吉焕一道去全罗道的“一心教”，见其教主其貌不扬而归之。
而金吉焕在那教主之家呆一个月余，一日在书堆中抽出一本看似最古老的书，不辞而回。可谁能曾想，金氏带来的古书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格庵遗录》！他们见《格庵遗录》中有素沙、范朴、苏莱山、老姑山之名，觉得应去有此地名之处去寻觅“十胜真理”，因而落脚于设立“信仰村”的教主朴泰善那里。 ④金氏先去朴泰善那里入教，李氏后去“信仰村”。李龙世于一九六○年秋搬家之中见箱子里有一本笔写古本。这才回想起此本是一九四四年汉城李荣富（光复后去北韩）带来而自己写的那本古书，此书正是《格庵遗录》！李氏为寻此书卖掉近一半的农田走遍南韩，而不知在其箱子里的那本写的古书正是《格庵遗录》！
李龙世将自己曾在一九四四年写的古书与金吉焕从“一心教”那里抽来的《格庵遗录》逐一对照发现，一个字不差！ ⑤李龙世在“信仰村”之中，原先对《格庵遗录》深信不疑的朴泰善向李龙世下令烧掉《格庵遗录》。李龙世觉得烧掉其书实在可惜，便背着朴泰善偷偷地写一份《格庵遗录》，其中也请他人帮忙。（有一说，他人就是李先生之子）原于一九四四年写的那本《格庵遗录》只好烧掉，而见一九七七年与他人重新写的《格庵遗录》无法永久保留下来，苦心之余便赠送给中央国立图书馆，时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 ⑥一九九六年八月六日至七日，具成谟先生两度去富川市李龙世老人家拜访。时值金先生“伟大的假预言书格庵遗录”刚刚上市，称“格庵遗录是二十年前朴泰善长老教会为证明其朴长老是救世主而编造的假预言书”。李氏笑答，一派胡言。…… 具成谟先生所证，对于我们搞清几个疑点问题甚有帮助。
归纳起来有几点：
Ａ、约四百七十年前，格庵南师古先生代笔的《格庵遗录》确有此书，此事以其他预言书所载为证。
Ｂ、现收藏于中央国立图书馆的《格庵遗录》是以一九四四年那一写本为母本，于一九七七年写的写本。
Ｃ、此《格庵遗录》自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七七年间无篡改或增补。
Ｄ、此《格庵遗录》是为了捧朴泰善为大圣人而编造出来的假的预言书一说根本不成立。 Ｅ、现《格庵遗录》在流传中，或许对某些特定部分进行篡改或增补的可能性很大之说，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Ｆ、事实证明，《格庵遗录》并未倾向于哪党、哪派、哪教，它是一个超党、超派、超宗教、超民族、超国度、未被世间任何观念、世间任何势力所用，就连写者本人也搞不清楚此预言书何意，再者，实际上现收藏于中央国立图书馆的《格庵遗录》没有一句为哪一王朝、哪一宗教“效劳”。在此情况下，有意篡改、增补可能性很大的推断，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Ｇ、至于说，抄写过程中是否有些掉字或是否个别处将笔划较多的汉字以笔划较少的朝鲜文字所代替，对此不作肯定或否定。 Ｈ、《格庵遗录》对大圣人出世传法，在传法过程中遭到镇压，一一预言并提示，历史证明这一切千真万确，故敢下结论：现今流传的《格庵遗录》南师古先生所代写的《格庵遗录》为母本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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