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本报驻亚特兰大记者Isabel报导/赵增义先生是华声报发行人，中美文化协会会长及华人活动创办人。现虽退休赋闲在家，但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中国大陆民主与人权现状，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常在媒体上发表见解独到的文章，谴责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时值六‧四纪念日临近，又有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起诉江泽民的活动全面展开，《大纪元》记者就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采访了赵增义先生。以下为访谈记要。
记者﹕六‧四将来到，届时欧美﹑香港﹑台湾等地都会举行集会，发表演讲纪念六‧ 四。六‧四是中国人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一块心病。每当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都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强对国内外各种动态的监视。请您谈谈对六‧四这个问题的看法。
赵先生﹕当年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令全世界感到震惊。一晃十四年过去了，中共确实应该对六四事件进行反省，否则中国就不会有进步。什么时候中共对六四平反了，中国就开始走向民主了，中国就有希望了。但目前中共显然还不愿意这么做，看不出有这方面的迹象。也许要等到共产党倒台，六四也就平反了。今天我们纪念六四，目的是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这个日子，同时，对中共这个残暴的政权也起到警示作用，也就是专制独裁是没有出路的，会受到人民不屈不挠的抵制。
记者﹕六四运动无非是学生们要求反腐败，要求言论﹑新闻自由，要求共产党更加开明，这些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对台湾人民都是一件幸事，您认为是这样吗﹖
赵先生﹕当然如此。对中国人民来说，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然而不幸的是，共产党窃据了中国大陆，中国人民又重新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一个民主﹑进步的中国不仅是中国人民长久盼望的，对世界局势也是有利的，世界会因此而更加安定﹑和平，因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必定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会起到积极作用，而不是反作用﹑负作用。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对台湾来说，更是意义重大。如果中国大陆是一个民主政体，那么海峡两岸就会坐下来，共同商量中国的前途问题，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威胁。中华民国一直就是一个实际上存在的国家。海峡两岸同文同种，是难以分割的。当年蒋经国先生曾说，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这是一句真理。台湾人民并不是害怕统一，而是害怕在中共政权之下的统一。谁愿意有自由﹑民主的日子不过，去过受压迫﹑受奴役﹑受惊吓的日子呢。所以说，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解决了，海峡两岸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所以中国大陆民主化是重要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们都应该为中国大陆更加开放，更加民主尽一份力。
记者﹕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是，江泽民名义上已经退了下来，但实际上还掌握这国家的最高权力。您觉得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会着手中国政治改革问题吗﹖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赵先生﹕中国问题是制度﹑政体问题，不是靠一﹑两个较为温和的领导人可以解决的，只要中共仍以马列的歪理邪说为立国之本，中国就难以有实质性改变。邓小平说过，只要共产党当家作主，资本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中共早就放弃了当年的价值追求，而成了一个赤膊上阵的腐败利益集团。中共没有理想了，但专政的手段还在。现在发展了一些经济，让人民吃饱了，只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天下，实质并没有变。
大陆新一代领导人都是在中共长年的共产意识形态教育下培养起来的，而且大多数都是学理工的﹑工程师出身，在他们知识结构中就缺乏古今中外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他们有可能只是按步就班的继承中共传统政策行事，缺少开拓精神，难以有什么大的突破。
我的观点有些悲观，但大家拭目以待吧。
记者﹕法轮功遭到江泽民集团的镇压，也已经四年过去了，这是中共又一次对人权肆无忌惮的侵犯。从去年十月江泽民访美，法轮功团体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他，现在这种起诉活动已遍及全球，您认为它的意义何在﹖
赵先生﹕江泽民被起诉是罪有应得。他犯了罪，人们就有权去起诉他。我个人一直同情法轮功受到的不公对待。起诉他是一件大好事，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江泽民一伙对他们的人民都干了些什么。
信仰真﹑善﹑忍没有错，相反，共产党之所以为恶，因为把人性中原始的兽性尽量释放出来了，贪婪﹑残暴﹑阴狠﹑凶毒﹑猜忌﹑掠夺，无一不备。毛泽东的斗争讲狠﹑稳﹑准，完全是兽性的大暴露。儒家主张先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崇扬仁道，就是克制自私的兽性而以利他的神性为人群服务。中山先生强调互助合作，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以求达到社会中人人平等的境界。
我觉得所有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种迫害是不得人心的。我常说，对中共多一分帮助，多一分谄媚，即是对中国人民多一分压迫。
记者﹕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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