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3日讯】据香港明报星期天的报导说，由于近来四川、河南、重庆等地陆续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中央高层感到震惊。为避免社会持续震荡引发连锁反应，中宣部将所有此类恶性冲突事件列为禁止报导的内容。中宣部还要求各级报刊坚持发扬“党管宣传”的政治优势，以高度政治责任感确保党对舆论宣传阵地的掌控，确保社会稳定。“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以及罢工等事件”的报导，必须由新华社统一发稿，不准擅自报导，违反宣传纪律规定者将被严肃处理云云。（何须如此费神？干脆把全国新闻媒体都撤了，只留个新华社岂不更爽！）
这种“捂”为能事的“政治优势”，正是令路人侧目的“政治阑尾炎”。动辄“不准擅自报导”！眼里还有“宪法”么？现在的老百姓日益觉悟，维权意识空前。面对巨大的社会不公和官员们的贪得无厌和巧取豪夺，他们再也不肯逆来顺受了。加之通讯手段日新月异，消息传播速度堪称空前，一味靠枪杆子高压和笔杆子欺瞒的二杆子“政治优势”是愈来愈没用，即将寿终正寝了。
即使没有眼下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日趋激烈的官民冲突，只说中国人要养活从上到下最少四套“公仆”班子，（“党、政、工、团”尚不计预算编制外巧立名目花样繁多的临时性机构）这是当今哪个国家能“消受”得起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我在一篇纪念杜牧诞生1200年的文中谈到历史上有名的“会昌灭佛”，对今天以“政治优势”骄人的洋和尚们或不无启示：
东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东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近五千座，小型寺院四万余座，僧尼近三十万人，全国寺院共占良田数千万顷。由于从唐太宗起，历代皇帝就带头礼佛，“以身作则”，佛教几乎成了与政合一的国教。时“王公庶士，奔走舍施”以祈来世，老百姓亦步亦趋，多“废业破产，烧顶灼臂”（《旧唐书•韩愈传》）且图今生快活者。阿育王把释迦牟尼遗骨分为四万八千份，出口分送世界各地建塔奉养，陕西扶风迎得半截佛指，建阿育王寺以奉之。此寺唐时更名为法门寺，占地百余亩，跟着半截佛指受供奉的僧侣盛时竟多达三千之众。易佛为祖，便有现成斋用，能捧正经，谁种苦地？本应清静之地的佛门却变成了寄生虫们的乐园。对这些唯捧经诵佛为务，整日忙于教诲人、引导人、鼓舞人、大慈大悲普渡世俗凡人去彼岸，除了救苦救难拯信徒于水火，舍此再无其他谋生手段之士、如来佛的东土全权代表们，杜牧是深恶痛绝的。他不但揭露佛教生死轮回、极乐世界纯属虚妄，更是尖锐指出佛教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舍财拜佛无非是“买福卖罪”、伪善而已。这在当时举国上下一致礼佛诵经“全盘佛化”的大环境下独发异声，不畏被人诬为“异教徒”、“异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借武宗之口道：“穷吾天下，佛也。”僧侣集团恶性膨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终于闹到了朝庭供奉不起的地步。逼得唐武宗“恶僧尼耗蠹天下”，于会昌五年不得不下“废浮屠法”，直以邪教视之予以取缔。废全国佛寺，折毁寺院44600多座，勒令26万多名僧侣还俗“解嘴归田”，没收寺院僧侣的奴婢15万人并转为税户，（吃不成大‘庙’饭还得交税！）寺院所占数千万顷良田被收归国有，毁铜像、钟、磬以铸钱。所铸钱正面铸有“开元通宝”，背面为“昌”字或各州州名。史称“会昌灭佛”。实在是结结实实地为农民减了负，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杜牧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引用文宗皇帝对宰相的话说：“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这段精彩的话使我甚至对唐文宗也充满了敬意。
“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 ，“穷吾天下，佛也”，言简意赅，虽事隔千年，犹能震撼人心。不知道以撒谎为饭碗的“政治优势”们读了后有何感想。
我在文中还引用了一条新华社播发的消息：“目前我国平均每28个人就养着一个‘吃皇粮的’，全国由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高达4500万人之巨，每年仅工资一项就吃掉大约4500亿元的‘皇粮’！如果加上办公设施、住房、医疗保障等等支出，那将是接近万亿元的财政支出！”老百姓与“吃皇粮的”之比从盛唐时的500∶1到如今的28∶1，相差了多少倍！农民被多少人所食？ 是否可以把陕北、四川、河南、重庆、广东揭阳等地陆续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看作是“恶僧尼耗蠹天下”的结果？把唐武宗之“恶僧尼耗蠹天下”与今日之“恶僧尼耗蠹天下”作个竖向比较或不无意义。唐武宗于会昌五年下“废浮屠法”，是自上而下客观上的为农民减负，有利于社会稳定。而眼下渐呈燎原之势的“恶僧尼耗蠹天下”却是自下而上的维权，是老百姓不堪重负多年积怨的结果，确有引发社会动荡之虞。眼下这种激烈的冲突如何化解，有无灵丹妙药？靠印度佛爷、特色僧尼肯定是不行的，靠吾土的儒家、儒教（儒家与儒教不是一回事）恐怕也不行。马恩列斯毛半个多世纪的折腾留给我们的只有血和泪的教训。信奉“真马列”者虽大有人在，却至今也拿不出“真马列”的成功先例和经验。如何避免以暴易暴的王朝周期律，党内外有识之士早有共识，那就是尽快学习借鉴三权分立和完善宪法。
三权分立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和智慧结晶，只有三权分立才能切实有效最大限度地抑制腐败，这是视力正常的人都看得见的。改革闯将袁庚曾提出：“三权分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借鉴“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德高望重的任仲夷先生坦诚直言：“我完全赞同袁庚的观点。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的是谠论。（《同舟共进2004.8》）
关于完善宪法，胡锦涛先生在2002年12月4日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讲话中说道：“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式”，“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我在去年《人性与诗歌》一文中引用过这段话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这看似平平淡淡的54个字，实在是字字千钧，石破天惊。我认为这是继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最重要的讲话。监督机制不健全的宪法形同废纸，监督程式不明确的宪法也无法成为立国的基石。
对胡锦涛先生要“依宪治国”的话，陈奎德先生在《“叶公好龙”与“胡公好宪”》一文中说得好，徒法不能自行，虽然几乎所有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仅仅依靠宪法的权利条文并不能自动地保障公民权利。倘无保障宪法实施、防止和惩处违反宪法的人和机构，宪法就是一张废纸。对胡锦涛先生何时才能把承诺付诸行动，陈奎德先生感慨万端：
时至今日，在“依宪治国”如雷贯耳的中国大地上，仍然缺乏违宪审查机构，仍然没有可资具体操作的宪法诉讼制度，宪法权利仍然一纸具文，公民的宪法权利仍然不时受到践踏。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这种现状，已经令人再也无法容忍了。国人对胡温当局强调宪法、强调依宪治国的承诺是欢迎的，但大家更加欢迎和看重的，是政治实践，是实际举措。人们翘首以待的，是组建违宪审查机构、宪法法院的具体步骤、议事日程。如今，还有什么理由不实施实际操作呢？没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政治意愿了。创建宪法法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中国的《宪法》已经明确写上“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当公民的上述权利遭到侵犯时，人们过去是投诉无门的。但若有了宪法法院，人们就获得了进行宪法诉讼的机构与程式，一场场违宪官司将于焉兴起。对此崭新局面，胡先生是迎之还是拒之？他有这种政治胸襟和政治意愿吗？他有政治勇气真正面对时时准备挑战政府侵权的宪法诉讼吗？他有政治气魄真正面对一部有生命有活力的宪法吗？我们不知道。而目前的前景，似乎是晦暗的。
从中宣部违宪封杀《同舟共进》到今天仍然以“政治优势”自诩来看，奎德先生“胡公好宪”的感慨大有道理。
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汉朱浮•与彭宠书》）。胡锦涛先生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的讲话中说：“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是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确实证明了易马克思为祖宗、奉苏联为老大哥必然是死路一条。但倘若据此否定现成的、己被几百年人类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就犯了一个极低级的逻辑错误。完全忘记了邓小平奉为圭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三权分立和宪法法院，尚未实践，安知不通？！胡先生又说“中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与已实践成功运作了几百年的三权分立相比，中国人大“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何在？既然“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眼下日趋激烈的官民冲突却从何而来？冲突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何在？如果真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中宣部又何必草木皆兵？顺时乎，逆理乎？
普京访问中国前夕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记者问普京，您能受到俄罗斯人的爱戴，甚至还有一支“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流行不衰，您的魅力何在？普京回答说大概是由于自已待人真诚，从不说假话云云。政治家的“真诚”当然是要打折的，但普京决不会拿自已的政治生命和国人信任当儿戏。真言无价，希望胡绵涛先生重信守诺，不要叶公好龙。“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式”，“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尽快落实承诺。对能切实有效最大限度地抑制腐败团伙“耗蠹天下”的三权分立，也希望胡先生能认真考虑令人尊敬的仲夷老的建言，不要冷了众元老元老之心。
2003.11.17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西安
－－转载自《观察》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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