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外放与内改的平衡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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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28日讯】在送旧迎新之际,人们不得不去注意在2004年充分暴露出来的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两大互相矛盾的大趋势。第一大趋势可以领袖外交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为标志,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迅速崛起。第二大趋势可以频繁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为标志,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就要爆发的阶段。

这两大趋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着中国的发展,如果这对矛盾处理得不好,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问题。

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是很显然的。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迅速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且在近年开始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等等构成了初生的和平崛起理论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的内部发展是可持续的,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这点是很少有人会怀疑的。

但问题就可能出在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近年来,内部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大趋势就是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边界。

外部改革有国际压力

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像很多人所期望的,成为一个多元社会,而是迅速向高度分化的方向发展。各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利益协调机制,互相缺少信任感。而政府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也在迅速下降。结果就是不同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

为什么这两大趋势能够平衡发展?这就涉及到外部改革与内部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主题。但是,总体上看,对外开放远远走在对内改革的前面。或者说,内部改革远远落后于外部开放。

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改革模式有关。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基本上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努力在既得利益的外围发展出新的利益。很显然,内部改革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外部改革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产生新利益比改革即得利益要容易。

外部改革进展迅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部的压力比内部压力要大得多。外部压力呈现为高度的组织化,可以说是外部众多主权国家对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压力。这有其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

所以,中国已经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中国在投资、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方面远远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即使在法制改革方面,一般认为比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到内部利益,但在与外部开放有关的法律改革方面,中国显然也是走在前列的。外部改革的成功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吸引外资,促进贸易。

相比之下,内部改革方面相当不尽人意。在法制方面,尽管有各种法律的出台,但国家并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党政干部的腐败仍旧严重。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府本身的社会调节功能不足,不能控制社会的高度分化。

政治改革上更是没有什么大进步。执政党调整了社会阶级基础,为新兴阶级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化,并修正宪法,从法律上保护私有财产。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把原来的工人农民阶层异化在体制之外,因为这些阶层并没有任何有效的管道来参与政治。

内改的可持续性亟需重视

内部改革的不足本来就已经产生诸多消极的结果。外部改革的领先更是既存的问题雪上加霜。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外部改革的好处往往流向很少一部分人。今天的全球化尤其如此,因为全球化的主动力乃是国际大公司和各国政府。

第二,全球化倾向于破坏原来存在的社会保护机制和网络,对原来受这些网络保护的社会成员构成了威胁。这是西方各国强大的反全球化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这两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多数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政府具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和国际接轨。

但全球化的所有负面效应都是要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中农民并没有任何发言权,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影响必须由农民来承担和消化。

更为严重的是,很多社会成员本来就不受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现在他们更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部的威胁下了。

人们本来希望外部改革产生新的利益,而这些新利益能够继续推动改革,克服传统利益的改革阻力。但事情并非如此。新生利益马上成为了既得利益,反而成了继续改革的巨大阻力。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利益往往和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通过各种管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简直就是这些新利益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令人怀疑了。外部开放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径就是加速内部改革,从而达到内外部改革的协调发展。如果内部改革持续滞后,外部开放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内部发展不能持续,外部开放也立即会成为空中楼阁。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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