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1日讯】银行里的人数钱，总以为不是钱，是纸片。
报社里的人写新闻，总以为不是新闻，是垃圾。
所谓新闻正义，所谓新闻理想，有时候与瞎掰的事情一模一样，都是些毫无道理的道理。
马俊仁被山西作家赵瑜揭开伤疤的时候疾呼“我比窦娥还冤”、“赵瑜是政治流氓”。这纯粹地是媒体最需要的瞎掰，天底下比窦娥还冤的事还少吗？比“杨乃武和小白菜”还冤枉的事情还少吗？真理与正义又都站在哪里呢？
有两个小警察，刚毕业就赶上一个刑讯逼供致人于死地的事情。死一个人，肯定不是一个警察打死了，也不是这两个警察打死的，而是一帮警察打死的，但具体是谁下了最致命的一手，一时查不出来。死了人，却不能没有人对这个事情负责吧。于是，这个城区的公安局副局长出面了，告诉这两个小警察——我也奇怪为什么不是告诉那些老警察呢？你们先承担下来，就说是你们两人打死的嫌疑犯，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即使你们不当刑警了，还可以去当交警。组织对承担责任的警察，决不会亏待的，即使判刑了组织还可以私下活动两三年后就可以出来。再退一步即使当不了警察了，组织还可以帮你们联络当保安，当经警。小警察到底是小警察，然后组织又做通了他们父母等亲属的工作，基本上也就认同了。于是，按照法定程式，公诉，审理，判刑。后来，事实上并不是所谓副局长代表组织所说的那样轻松。于是，成了“替罪羊”的两个小警察和他们的家属觉得受到这个副局长的骗了，遂说出真相。事实上正是这个副局长为了保自己怕掉乌纱帽，怕受更多的连累和司法追究，所以通过精心安排和利诱两个小警察及其家人，让他们承认嫌犯是他们打死的。当然，嫌疑犯确实不单单是他俩打死的，他们承认打了，但打人的不止他们两个，甚至更多，包括副局长都是指挥者和参与者，是大家轮着打的，而且轮到他们两个小警察去下手的时候，嫌疑犯已经差不多就要死了。后来真的死了，据说公安局赔了死者家属二十多万，两个小警察被判刑。被关在牢里后，小警察不服，家人四处含冤，本以为那个副局长会能替他们说说话，谁知那个小警察的家属找到副局长时得到的“你给我滚开”的话，副局长就是老警察，老警察当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于是他们的寒心了，再继续向上级告状，谁知越告事情越严重。据知情者说，那两个小警察在服刑的时候分别加了刑，从不到十年加到都是十年以上。这难道不比“杨乃武与小白菜”还冤屈吗？如果他们不继续告状，不四处找媒体要求公布真相，他们还可以出来的早一些。越告状越加刑，这就是现实，这也就是真理。新闻界怎么能够不感动呢？《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都刊登了，长篇大论，案子后来也再审了，但结果已经说出来了，结果出来并不能说明真相大白。最后两个小警察被加刑的真相至今都没有被没有被媒体揭露，谁能说他们不比窦娥冤呢？一群人打死一个人，完全与两个人打死一个人是两码事，但问题是能够说清楚吗？小警察的家人在巨大的对手面前，只有放弃努力，认命了。这是谁的悲哀？
人世间的事情用“真理”来总结，有时候多以“瞎掰”告终，无论是多委琐的事情，还是多神圣的事情。大多时候，瞎掰还会成为媒体的动力，成为人世间的“行动指南”。媒体以瞎掰影响人类，不是说明人类脆弱，而是说明人类太需要这个了。
这两天我读到一篇关于媒体的戏说的故事《深喉》（2004年第一期《收获》杂志长篇小说，张欣着，占126-208页码），满纸都是讲媒体如何瞎掰的故事。看到最后总觉得内容差不多都是媒体生活的真实反映——这应该叫媒体超级故事吧。
故事是以南方《芒果日报》、《南中国大报》和《花城晚报》三个报业集团所牵涉出来的三足鼎立却又相互为敌的背景下开始的，不到四十岁的南方《芒果日报》总编辑接手时不过是一份发行量只有十万来份的报纸，接手后却能获得空前的成功，率先自办发行，然后并购扩张，甚至还发展房地产……最后成为中国广告收入第一报，自己也成为报业“巴顿将军”。该报成功的前提是用能人，胆子大，所以他们说的话都是别的媒体一辈子都没有说过的话，再加上能人都是强硬派，自大派，机会多，资源广，人脉多，终于把江山打下了。可是，“芒果”在行动，被简称“南报”的《南中国大报》也不会甘拜下风，它的掌门人也不是俗辈，先是生出政治方面新锐的《精英在线》——类似《南方周末》的风格，后有面向白领的《经济导报》——有点《21世纪经济报道》的味道，还有市民喜欢的《星报》——多么像《南方都市报》呀，此外还有《花鸟鱼虫》，居然也都有一定的发行量和广告。这个掌门人之所以不俗，就是他虽然不是中国广告第一报，但是报界的诸葛亮，他的目标是赚钱赚钱赚钱，就是直逼市场，是市场不会倒的老大。
前两份“老大”，都有党报的名头，对“第三者”《花城晚报》来说确实他们是老大，但“第三者”并没有气馁的意思，想当年晚报也是老大，只不过现在需要更大的变化而已，快车没跟上，但可以加速呀。于是乎，三家媒体打了起来，无一不是为了全新新闻理念，创造新闻价值，实现新闻理想。可是，这只是他们瞎掰的表像，他们惟一不瞎掰的就是利益。没有永远的瞎掰，只有永远的利益。所谓全新新闻理念，创造新闻价值，实现新闻理想，都可以一一放弃，但不能没有利益；一旦利益受损需要全新新闻理念，创造新闻价值，实现新闻理想时，他们会重新拾起，继续包装，继续拼杀，继续获得永远的利益。
三家媒体拼杀的故事就是从线人传来的凶杀案开始的，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儿被杀，警方很快怀疑其丈夫是凶手。于是，黑老大兼超级富翁的岳父一定要这个女婿凶手偿命，事实上法院也是这样判的，法院完全被黑社会老大买通了。但是，这个案子后来发现是冤案，杀人证据不足，在律师的努力下，最后死刑变成死缓。后来这个事件就使媒体有了“过年”的感觉。六年后，真凶出现，已经壮大的媒体却不同以往了，开始知道保护自己了，再也没有“过年”的感觉了。但法制口的几位元记者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自由而执著的。只是，令他们惟一感到不协调的是公检法三家都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想弄到线索就看记者的表现了。
媒体之间相互竞争，是为了利益。而记者，则无一不是报社使用的工具，报业老板才是报社的主人。对于主人来说，博取利益，就应该做大事情，新闻采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于是，各家报纸开始争相扩版，从日出八版到日出五十大版，甚至香港回归、千禧年还可以扩到二百版、一百版。媒体就是烧钱，钱烧多了就能换来更多的钱。《芒果日报》就是这样做的，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后，一口气延伸出七个子报，有面向投资者的《发财狮子》，有专门给球傻子看的《球报》，还有一些小资、女性报纸以及一家出版社。从此财富开始呈几何公式上扬，发行量一百六十多万份，排中国第二，也就是仅次于《人民日报》，总资产高达40亿。这家报纸的老大，也就成了报业的“巴顿将军”，他敢于捅凶杀案，但却不是为了正义，而是实现个人的理想和事业和利益。虽然老大为此事还被宣传部训斥，但也仅仅如此。他不是怕出事，而是怕不出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正是这样的心态，杀吧，抢吧，都有理由。可是，随着事业见了高度，报业有了大的规模，他仍然号称胆子最大但步子却越小，他已经明白了“在这个世界除了他之外还有更多的老大”。老大是看不见，甚至有时候连他的声音也听不见，他是上面的，名字就是“深喉”。省委宣传部的老兄说，“深喉”的最简单定义就是事件背后所发出的那个更深层次的声音。比如有了“深喉”的照应，反腐败反官倒都可以平安无事；而没有“深喉”照应，喝口凉水都可以噎死。比如省委强书记说，我们要树立监督就是支援的观念，不能让这一有效的机制成为空谈。可是，话到了省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的嘴里就成了“没有孤岛上的名记，其实政治上的成熟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办报纸不是为领导减分，而是加分，这就叫做踩到点子上。”
吴思说，“潜规则”是中国的特色，人治的现实标本。确实如此，干新闻办报纸同样需要潜规则，甚至每一句话怎么说都是潜规则。按照《深喉》的说法，连省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却都能说出口，而且还头头是道。正如领导也是人，报社要养人，人也要养报社一样，为了新闻他们可以奋不顾身，但一旦涉及权势和切身利益，比如乌纱帽就要被摘掉的时候，“没有孤岛上的名记”真的应验了，报业老大成了“缩头乌龟”，记者的稿子没有一家媒体敢用，甚至记者最崇拜的人，同时也是最欣赏记者这种精神的崇拜偶像，都一一讲政治讲原则去了。记者出生入死，却陷入穷途末路，最后差点被人陷害。幸好，故事中的“凶杀案真兄”最后杀人偿命，被冤屈的人无罪，真正的黑老大音信遥无，操纵案子黑白颠倒的法院院长畏罪自杀，《芒果日报》老大涉嫌贪污被关进监狱，有良知的记者重新回到以前供职的报社，终于在当事人死的死，伤的伤以后发表稿子，公布“迟到的真相”。最后，到了皆大不欢喜的结尾时刻，剩余的瞎掰就不那麽瞎掰了，有良知的记者到监狱会见他以前的顶头上司、前《芒果日报》老大时，他们得出共同的结论：权力丧失以后才能恢复人性，接近真理。尤其是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最接近真理。在一切可以改变人的因素中，如女人、权力等等，最后一个才是真理。
以上就是《深喉》的故事，虽然这是一位名叫张欣的作家笔下的瞎掰故事，但阅读起来却是那麽的真真切切，有时候就觉得那个《芒果日报》的老大不就是被收审的某报业集团老大某某某吗？那个南报、那个花城晚报，不都有其现实中的原型吗？这样的故事岂能说是瞎掰吗？
媒体可以对读者瞎掰一气，但媒体对媒体自己却不是瞎掰一气。明明是垃圾，他们也要按照蛋糕的样子去做，做给读者吃。所谓真理，所谓正义，都随着报纸进入垃圾堆吧。否则，报纸怎么会有“娱乐媒体”之雅称呢？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娱乐大众，更多的是在愚弄大众——惟独不愚弄自己，否则他们不就成了雷锋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