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3日讯】日前有消息说，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共近代史讲座，吸引了一百四十多位部级干部参与。此举说明在中国的最高统治层，仍然存在着许多传统的中共统治文化，学习班、讲座、大会小会等仍然在中共官僚体系的运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表现仍然是衡量官员为官的准则之一。
这是一种悲哀，是一种高呼“与时俱进”的反动。然而，中共已是八十余岁暮气沉沉的政党，其统治历史亦已超过半个世纪，传统的惯性强而有力，要想改变也不容易。所以相信这种学习班和讲座的形式，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笔者建议，与其集中高官学习中国近代史，在纷繁复杂的政权更迭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不如反省中共统治历史，从中国逾半世纪来的教训和经验（如果有值得肯定的经验）中，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的方向。
笔者相信，即使中国近代史能提供某种思路，令高官们得到某种启发，但中国近代史所能给中共高官的教益决不会比中共高官反省中共逾半世纪的统治史来得更为有用。也就是说，中共高官对了解自身统治历史较了解中国近代史具有迫切性。
而另一层原因是中共在完成中国大陆的统一后，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的统治方式，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当然也没有学术自由，所以中共数十年来的统治都被埋在“秘密”的故纸堆里，不为外人所知，全国上下均被蒙在鼓里。即使如今的中共高官，多数均与“新中国”差不多同龄，但却对中共统治史亦是一知半解，难以窥全豹。这是一种特别危险的现象，就象一个巨人不了解自身结构如何能力大小，谁知道它将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经过对治国方式的拨乱反正，中国的确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包括整体经验的不断改善，国力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执政当局也已调整心态，从执政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和阶级斗争的泥淖中抽身，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发展经验，抛弃公有制拥抱私有制，并急切地希望与国际社会接轨。
然而，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国的发展却总是被其自身的历史包袱所对冲。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制造了西单民主墙事件；八十年代中又有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到八九年，震惊中外的六四运动也是在中共推行体制改革过程中发生；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中国正逐步从六四伤口中复原时，江泽民统治集团又一手制造了法轮功事件。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但中共却仍然未能勇敢地疗伤，反而，人们在担心，统治者可能为了掩饰丑陋的历史伤口，却再制造新的伤口。
我们看到，即使像胡锦涛，人们说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领袖的责任，但是在出国访问过程中，虽然口袋里带着大笔的订单，但却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抗议声一片。这是胡锦涛的错吗？不是，而是他承担了中共的历史原罪。
在这种历史的原罪下，中国所有的努力都很难被国际社会接受，即使被国际社会勉强接受，也只能说是事倍功半。事实是，中共越是放不下历史包袱，便越是感觉沉重，就越是无法从这种重负中向前进。
整理研究中共统治的历史真相，已经是中共当政者面临的重大任务。而且这不应仅仅是高官们的必修课，也是全中国人民从历史重担中解放出来的途径之一。
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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