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的哀痛与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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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三月廿八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失去儿子蒋捷连快十五周年之际被中共当局抓走,下落不明。她之前刚透过香港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公开“六四”死难者亲属证词的录影中表示,她从儿子死去那一刻直到现在,丧子之痛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一直没有离开她。她又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两年来在生死徘徊

镜头前的丁子霖,头发班白,她作证时表示,儿子蒋捷连死后两年,她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最后,她“选择了生;选择了生后,又选择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后,受中共的监控”。

丁子霖(左)夫妇和儿子档案照

她说,在失去儿子的震撼、在中央对她的监控和迫害、在寻找其他死难者家庭、在这些家属的遭遇里面,使她“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认清了制度的罪恶”。

丧子之痛从未减轻

丁子霖说,从寻找其他同一命运的母亲的过程中,她得到了安慰,让她寻找到活下去的力量,但失去儿子让她活得非常痛苦。她公开自己的感受是想说明一点──丧子之痛没有因为时间而减轻,反使她在越接近人生的尽头而变得更加沉重。

另外,丁子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失踪者。她说,在随着“六四”死难者名册人数逐渐增加(截至目前为止,共搜集到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资料),有一个过去几乎被忽略的问题逐渐凸显,就是十四年前那场大屠杀里“失踪者”的命运。

失踪者命运更悲惨

丁子霖指那些“六四”失踪者和死难者一样都是那场流血惨案中无辜的受害者,然而,失踪者的命运比死难者更悲惨。她说,随着北京迎接二○○八年奥运会,到处的胡同和旧房舍被拆迁,许多线索都断了,所以要找到一个失踪者家属非常困难。

让丁子霖难以心安的是,在大量失踪者当中,至今仍未发现一个生还者。她认为,这个事实证明当年“六四”惨案发生后不久,北京民间有个传闻,指很多死难者已经被杀人的戒严部队毁尸灭迹了。

在她的呼吁中,丁子霖讲述了两个失踪个案,一个是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抓走和抄家的“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她十九岁的儿子王楠,遇难后,尸体被集体埋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边的第二十八中学门前的土坑,其后因尸体发臭,经学校交涉,被埋在校门前的尸体再被挖出来。因为王楠身穿军训的军服,以为他是戒严部队,不致随其他被掩埋的尸体—并搬走,毁尸灭迹,家人才得以奇迹地在护国寺医院找到他的尸体。

王楠遗照

丁子霖又提到一位十四岁的男孩,他父亲在“六四”屠城当天失踪,有一天该男孩在课桌上写了“向刽子手李鹏讨还血债”的字句,被班主任发现后向戒严部队告发,少年后来被判三年“少管(少年管制)”。她说:“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未踏上社会,就开始丧失自由,丧失尊严的囚徒生活。”

最应批中共无人性

丁子霖对于该少年的命运感触良多。她说:“人们常常会谴责一个专制政权如何独裁,如何压制民主,如何践踏人权等等等等,但我想这样一个政权最最应该(被)诅咒的是它的无人性!否则怎么能够你杀了他的父亲,连尸体都不放过?连他的遗孤都不放过?”

她续说:“那位老师的行为当然可憎,但是这个人又何尝不是那个专政机器上的一个可悲的零件呢?正是那个无人性的政权造就了这样一批丧尽天良的所谓‘共和国公民’。”

残酷确确实实存在

最后,丁子霖解释发表证词的背后原因,她说:“本来我们不想向大家展示这人世间的苦难和残酷,但是考虑到它毕竟是一个真实存在,我想有必要让那些心灵几近麻木的同胞们知道,让那些受共产党蒙骗的外国朋友知道,在中国大陆确确实实有这份真实的残酷存在。”

“六四的玫瑰”,希望有一天人们不再担心政府的迫害,可以自由地把由六朵白色和四朵红色的玫瑰组成的玫瑰花束献到天安广场,公开悼念在“六四”屠杀的遇难者。

二○○二年十月天安门母亲加入了“亚洲反失踪联盟”,是亚洲一个致力于反对强迫及非自愿失踪的组织,与各国遭遇相同命运的死难者家属一起推动“制止政府逃责”运动,使那些侵犯人权,任意杀戮、虐待及奴役人民或迫使其失踪的人为自己的罪行负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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