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5日讯】当“七十年代人”成为传媒的一个“话题”之后，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文学刊物《芙蓉》推出了声势浩大的“七十年代女作家专号”、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制作了“七十年代人专访”、娱乐杂志《新周刊》将七十年代人定义为“飘一代”，而北京东四环外的房地产项目“炫特区”则用“炫”来吸引七十年代买家的眼球。在《那些懮伤的年轻人》一书中，《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生于一九七六年的许知远试图作为“七十年代”代言人来为“七十年代定义”，他写道：“新一代人是在每过几十年就会出现的一代，他们面临着传统的断裂和新传统的尚未形成，他们要充当连接传统和未来的角色。我们将在一个更大的语境范围里成长，我们不是只要一个中国传统，而是要把世界的传统都当成我们的传统。我们这一代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而对于“七十年代”是否能成为主流的一代，许知远们同样有着坚定的信心：“我们比前一代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每个人从底层奋斗上去的独立意识，这些都深深地打进了这一代人的思维里面，这些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更好的位置。”
然而，在这种传统的“代际”划分中，我观察到的却是“断裂”乃至“粉碎”：一个可以像中学语文课堂上归纳段落“中心思想”一样概括的“七十年代人”，其实是不存在的。他们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体”，他们之间是如此的不一样，以至于无法对他们进行归类。他们唯一相似或相近的仅仅是——他们是同龄人。既然没有“七十年代人”，那么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七十年代文化”和“七十年代文学”。我只能说，即便是在以写作为主要事业的七十年代人当中，也存在着空前的多元化的选择。其中，有一些选择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当七十年代人走出学校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消费无所不至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哲学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这是卫慧在一部小说中赤裸裸的生活宣言。在“七十年代写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群“美女作家”们。她们与前辈不一样，在作家的身份之上更有影视明星般的光芒。她们深知商业时代的奥秘——“我秀故我在”，她们把作秀看得比写作本身更为重要。经常在新浪网上发表文学评论的宁肯，这样形容棉棉、卫慧、周洁茹、赵波、安妮宝贝和尹丽川们：“任性。沉溺。狂野。她们停不下来。圆型灯光从场外打进来，照耀她们，四周是黑暗，她们像一只红舞鞋。她们的速度、灵敏、哀伤、尖叫，是我们时代针尖上的舞蹈，她们的暴露、欲望、难度系数让人惊愕。在放浪形骸、瞬间把握、灵肉掘进上，时代有了惊人的进展。毫无疑问，这一进展是由七十年代美女作家以及她们的近邻、几乎具有同性恋或自虐倾向的部分男作家共同完成的。”她们生活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样一些孤岛般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她们的自由让西方人也震惊。当《上海宝贝》被西方人看作是中国年轻人生活标本时，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次错位的文化交流。
如果说七十年代的美女作家们在“百无禁忌”上超越了她们的阿姨——林白、陈染、王安忆、刘索拉们，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七十年代出生的男性小说家们却没有能够形成挑战老师王朔的实力。石康、丁天、狗子和张驰们，与同龄的美女作家一样，也喜欢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在那些很多洋人出没的酒吧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依然笼罩在王朔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下。当近年来王朔疏于写作的时候，他们的小说简直就像是王朔八十年代“痞子文学”的“狗尾续貂”——尽管这么说有点刻薄，但两相对照确实有点像《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之间的关系。与他们不一样的，有一位生于一九七三年的湖北作家李修文，他有潜力成为中国的“村上春树”——虽然这样的类比很蹩脚。在读完《滴泪痔》之后，我在李修文身上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才气和罕见的认真、一种作家的“职业精神”。他知道自己是在写畅销的爱情小说，这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文体并无高下之分，在一流的通俗文学和三流的严肃文学之间，一般读者会作什么样的选择呢？显然会选择后者。
谈论七十年代人，用昔日“纯文学”的概念进入肯定会遗失掉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比如，我非常看重那些在媒体中工作和写作的同龄人们，他们的写作更贴近草根阶层，他们一只脚踩着“文学”与“新闻”两只船。许知远、迟宇宙、连清川、方三文……他们的文字经常出现在《南方周末》、《南风窗》、《财经》、《中国新闻周刊》等著名媒体上。这些媒体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文学刊物，因此他们的文字也比纯粹的文学写作更深切地锲入了当下的生活之中。他们是记者，又是专栏作家，他们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文化，而涉及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
在七十年代的写作者和思想者中，还有一群为数不多的、自觉地承接“一九八九”的薪火的人。我把自己看作是“六四之子”，这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和写作立场。这样的同龄人还有王怡、江绪林、李永刚、徐晋如等人。王怡的写作多集中在网络上，他的法学背景以及对电影和武侠的热爱，使得他寻找到了一个观察和剖析中国社会的最佳视角。“六极|”十一周年的时候，江绪林在北大三角地点燃了“第十一根蜡烛”，这一举动多少为“遗忘的一代人”挽回了一点荣誉。李永刚是最早的文化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的创办者，这个已经被官方封闭的网站在世纪之交曾经是中国知识界的圣地。徐晋如是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古体诗词的写作者和戏曲史研究者，他将现代自由民主精神灌注入古典诗词的形式之中，使之“脱胎换骨”、“起死回生”。这群朋友与前代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进入体制中或者逐渐从体制中走出去，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心态与独立身份。这群朋友正在努力以哈维尔的方式思考、写作和生活，因此我更愿意用“八九后一代”来称呼他们，正如学者傅国涌所论：“我一直认为让中国人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才是他们的真正追求，这不是政治的选择，而是一个人的选择！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实践自由，在没有公民权利的时候也能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行动启蒙的意义要远大于文字的启蒙。特别是在世纪之交这个不死不活的时代，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事实真相，没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像一个真正的公民一样站起来，我们就不可能走出龚自珍所说的‘衰世’，我们将重蹈治乱循环的历史覆辙。”
对于七十年代的写作者来说，最幸运的恐怕就是他们开始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和怎么写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经常收到压制和摧残，但他们一旦尝试到自由的可贵，他们将为之而战斗。(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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