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途综合报导)正在中国进行年度访问的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派欧特警告说，中国的爱滋感染可能从农村扩散到城市，如果中国现在不排除这颗“定时炸弹”，将来必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中国对外公布的爱滋病毒感染者达到八十四万人，而外界普遍认为实际数字将远远超过这个数位。联合国估计中国有一百五十万人被感染。
中国爱滋形势严峻
中国国务院主管卫生领域的副总理吴仪，今年4月6日在爱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讲，爱滋病病毒感染者达八十四万人，其中爱滋病患者约八万例，已居亚洲第二位，全球第十四位。病毒感染者分布在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青壮年为主，大多在农村，局部地区正面临集中发病和死亡的高峰。
据法新社3月2日报导，中国的HIV感染者与爱滋病患者仅百分之十知道他们得了这种病。中国爱滋病疫情处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趋势。广东省122个县市中，已有110处传出爱滋病毒带原病例，意味着爱滋病已从珠江三角洲扩散至东西方的附近城市。
中国青年报消息则说﹐据深圳市卫生局今年5月提供的全市爱滋病预防控制情况评估报告﹐深圳爱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并呈现出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深圳爱滋病感染者及患者的检出率﹐平均每年上升24.7%
陕西省爱滋病病毒感染率呈快速增长趋势；辽宁在去年短短11个月的时间内﹐全省就发现了43例感染者。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沈洁说，中国当前虽然爱滋病仍然以性行为方式传播为主，但由于女性感染者大幅增加，使爱滋病由“母亲传婴儿”管道传染给幼童的人数，也急遽增加；短短5年之内，儿童感染爱滋病的人数，就增加了10倍。
卖血使河南几百个村庄成为爱滋村
中国爱滋病的群发是由于中部地区农民生活贫困，无法维持生计，许多农民以卖血为生。而不法采血站对采血针管、针头不进行消毒，采来的血混在一起，提取血浆后又输回卖血者身体，造成了卖血者互相传染以及受血者感染的交叉恶性传染。加上并不能马上发现，几年的潜伏期下来，已经造成严重的恶果。主要发生在中国河南、安徽一带，重灾区是河南省。据中国官方公布，由卖血感染爱滋者有5万人。
香港智行基金会的创始人和干事杜聪曾十几次去河南的爱滋病村，他说，河南农村许多三代同堂的家庭，青壮年为了养家糊口而去卖血，却不幸感染上了爱滋病，几年后便发病而死亡，造成了许多只有祖父祖母和孙辈的家庭。他说中国的爱滋孤儿会有上百万。
另一位为爱滋病人说话的英雄胡佳说，九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卖血风气，乡县政府挂出的标语是“想要奔小康、就去卖血浆”，“献血（卖血）光荣”等，鼓励农民卖血。
胡佳2002年2月开始进到河南爱滋村进行实地走访。他用“人间地狱”来形容当地现状。他说，患病的村民通常卧床不起，全身起泡疹，腹泻不止，骨瘦如材。他以河南绍店乡后杨行村为例。在3864名村民中，就有1800人卖血，经蔡县防疫站化验，携带HIV者为450人，这些人大多数是16-55岁壮年男女，已经死亡的就有300人。卖血的人中，有65%的人没有作过化验，他们是由于经济状况不允许作检查，再就是怕受到歧视，宁死也不愿承认是爱滋病患者。死亡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个月，婴儿病患通过母体传染得病。在当地，有相当多的家庭是夫妻俩人都得了爱滋病，未来潜在的婴儿爱滋病患者难于计数。
胡佳说，在河南，爱滋村何止一个村，有几百个这样的村，感染上爱滋病毒的有上百万人。
不良性行为制造了爱滋温床
香港东方日报今年5月10日报导，深圳市专家抽样调查53家发廊、382名发廊妹发现，发廊妹中曾患过性病的占66.2%，四万名发廊妹超过六成患过性病，其中逾半还带病卖淫，使得中国深圳沦为性病蔓延的毒窟。而且有55.6%的发廊妹以为“性病患者如果没有症状，则不会传染给他人”；在性交易过程中，不使用或不经常使用安全套的发廊妹也超过半数。
中新网在今年1月报导，近年来广东人性观念发生变化，非婚性行为和多性伴侣现象不断增多，导致性病与爱滋病越趋严重，每年报告性病病例数保持在9万例左右，而专家估计，这些报告仅占实际感染人数的二到三成，一些有利于爱滋病传播的损伤性性病，如梅毒的发病数近年快速上升。
报导还说，2003年广东累计报告爱滋病病毒感染者4,800多例，报告总数仅次于云南、新疆和广西，居中国各省第4位；病毒感染者则已超过3万人，并呈现向珠三角两翼蔓延之势。
广东省爱滋病快速蔓延的因素：性行为的开放；吸毒传播不断增加；卖淫嫖娼活动屡禁不止，暗娼中同时有吸毒行为者约占25%左右，其中78%以上为静脉注射吸毒。
上海各大城区都存在着卖淫嫖娼，许多地方的街头还有公开拉客的小姐。
2001年4月22日北京晨报报导，北京市公安局、工商局首次在当地报章公布“淫窟”名单，49家卖淫嫖娼问题较为严重的娱乐场所上榜。据悉，这些黄色场所已被取缔。一年来，北京已有240家涉及卖淫嫖娼问题的娱乐服务场所被依法取缔或吊销营业执照。
据东方日报报道，北京2000年底的一次“扫黄”，共取缔5,123个非法经营的娱乐场所，其中共有356间涉嫌色情赌博活动，而警方拘捕的卖淫嫖娼以及赌博男女高达两万二千多人。
至于象海口、三亚等地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海南是中国色情业的先驱者了。在1998年前三亚市政府旁边就有一条妓女公开拉客的街。
上述为沿海开放地区，内地呢？
华商报记者今年5月10日报导，延安市东关靠近210国道和“百米大道”中间，有一片规模颇为庞大的“招待所”，招牌林立，这里就是延安有名的色情场所，不等夜幕降临，皮条客公然到“百米大道”上拉客，而妓女则公然在招待所里接客。这些招待所经营方式雷同，都是雇用一名皮条客，每天报酬30元，卖淫女每接一名嫖客得嫖资70元，其中20元作为床位费付给老板。
李银河在“评《危险的愉悦》聚焦女性卖淫”说，卖淫现象在80年代死灰复燃，并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以来，一些贫困地区的女性以卖淫为摆脱贫困的手段，在那里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情况。
“中国特色”卖淫业的巨大隐患
色情行业不是唯中国有，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都设有红灯区。如英国、法国、瑞典、荷兰、德国一些地区和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城市。而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实施的是卖淫合法化，妓女有执照，定期体检，发现问题能追根溯源，完全成了一种商业买卖式的管理（本人无意赞同什么，仅从防治爱滋病蔓延分析不同的状况）。
而中国的色情业是非法的，卖淫嫖娼尽管上下皆知，许多政府官员都光顾色情场所，并已经成为某些人对上级行贿、以谋取自己利益（如贷款、升官等）的有效手段，可是摆到桌面上是没有人承认的，只有在某官员因犯事落网了，才会在法庭上披露出来。
因此，中国的爱滋病状况是不明的，传播途径也是地下的，究竟有多少人从事色情行业，多少人已经是病毒携带者，传给了多少人，而且仍在继续传播，都是无法确切知道的。这种交叉传染是最可怕的，速度快，面广，调查又十分困难，给治理和预防都带来很大困难。
网路充斥色情 毒害青少年
中国网路发展快速，过去五年网民人数增长近百倍，目前逾六千万人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上网者年轻人居多，许多仅仅初中的孩子、甚至小学的孩子就已经在上网了。
有学者警告说，中国网路业已坐在“色情”的定时炸弹上，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以性为名的栏目充斥中国网站（本文不想重复这些名词污秽读者），简直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这些色情网页都在充当着教唆犯的角式，毒害着网民，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有专家警告，如不加以控制，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网路将迅速变“色”，成为“网路色情大国”。人沉湎于性必将对地下色情业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毒品泛滥不容忽视
据大纪元报导，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罗锋，在今年3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面临的毒品形势严峻，制毒、贩毒问题突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东南亚“金三角”每年所生产的毒品，多达百分之八十进入中国大陆。
“金三角”去年约产海洛因七十至八十吨，其中百分之八十经由中缅边境陆路进入中国大陆，中国境内的大批毒贩，则聚集云南边境，采用车辆运输、人体藏毒、邮寄等方式，把毒品贩运至大陆各地的消费市场。去年中国查获贩卖海洛因案件一百五十六起、四点一三吨，所缴获的海洛因，全部来自“金三角”地区。此外，产自阿富汗的鸦片，渗透情况也十分严重。
从破获的制贩安非他命案件来看，广东是最大的生产地，去年全省缴获安毒五吨，占中国大陆总缴获量的八成六七，而且已从广东、福建蔓延到内地二十多个省区市。
罗锋还说，中国大陆的毒品消费市场也在继续扩大，吸毒种类日渐多样化。去年，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一百零五万人，现有吸毒人员已超过七十四万人，其中滥用海洛因人员六十四万三千人，滥用摇头丸、氯胺酮及其他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的实际人数呈上升趋势。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和流动人口，已成为吸毒的高危人群。全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二。男性吸毒人员百分之八十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女性吸毒人员百分之八十有卖淫行为。
违规采血禁而不止
尽管吴仪在讲话中说，经采供血途径传播爱滋病已大致控制，事实并非如此乐观。据今年5月中新社报导，中国国家卫生部紧急通报湖南省溆浦县基层血站﹑重庆市血液中心及广东省德庆县单采血浆站等三家机构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事件。
卫生部调查组调查发现﹐湖南省溆浦县基层血站违规采血。献血者使用假姓名﹑假地址﹑假身份证号进行居民登记的情况非常普遍。该血站血源管理混乱﹐存在严重频繁采血和跨区域采血行为。血站内部管理松懈﹐缺乏质控制度﹐工作差错频出﹐而且房屋简陋﹐设备老化﹐对用血安全构成严重隐患。
对重庆市血液中心的调查发现，该中心频繁违规采血﹐被调查的九百六十九人中﹐违规频繁采血三百七十九人﹐达近百分之四十。其万盛中心血库一千零五十七人次的献血员中﹐频繁采血八十一人﹐占百分之八点三七﹐频繁采血间隔时间最长的不到三个月﹐最短的二十天。
广东省德庆县单采血浆站为一昧追求经济效益﹐不按规定对供浆员身份进行识别﹐所登记的供浆员绝大多数为伪造当地身份证号和居住地址的外地人员。对今年所有参加供浆者初步筛查发现有二十三人是一人多卡并频繁供浆。该站不按有关规定和供血浆者健康检查标准对供浆人员进行全面体检﹐也未建立健康档案﹔仅靠触摸肝脾﹑听心肺和用手探体温﹐认为无异常后即核发供血浆证。
防治爱滋步履艰难
今天世界能了解中国爱滋病的概况，要感谢万延海、桂希恩、高耀洁、胡佳、杜聪等先驱者，他们置自己的身名利益于不顾，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一次次进入政府划定的禁区――河南爱滋村，了解因输血传染爱滋病的患者，帮助他们，并把实际情况公诸于世，才能使外界对中国爱滋危机有今天这样的了解。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爱滋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后，当地干部认为桂希恩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桂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每次到文楼村都会受到阻拦。
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的药品进了文楼村，当地一些人获得消息后，派人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老乡将桂带去的药品分散藏在家中，然后把桂希恩藏了起来，夜深人静的夜半时分，又用摩托车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车站，一直护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胡佳说，中国大陆政府隐瞒爱滋病疫情的情况比隐瞒SARS疫情要严重的多。政府把爱滋病疫情当成国家精密，不允许人去调查。基层干部公然说：“爱滋病病人不是人，是鬼。他们都死了，事情就完了。”
胡佳说，在北京成立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就是要致力与推动公众教育，讲述爱滋疫情的客观事实，让有关政府部门不敢再撒谎，粉饰太平，以期在中国消灭爱滋病。
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的万延海，搞了一个“爱知行动”组织。由于大胆向国际社会公布了河南省爱滋病死亡名单以及一系列普及爱兹病知识的活动而受到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中国公安部门的注意。这个组织的成员曾被公安拘捕，而该团体也被国安局调查。
2003年8月，万延海本人因在网上公开了一份由匿名者提供的关于河南省爱滋病问题的内部文件，因此遭到国家安全局的拘捕。后来知道这文件是原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马士文发给他的，马因此也被公安拘捕，罪名是泄露机密级文件。这份文件标题为“关于全省爱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署名是“河南省卫生厅”。
七十六岁的妇科专家高耀洁因讲实话，揭露爱滋内幕而被政府监视与窃听，八年来身陷困境。高医生穿行于河南各个村庄，发现到处是病人，甚至有家庭所有成员都濒临死亡。她用自己的养老金买回抗爱滋药品救病人，呼吁政府关注，揭露不法商人的贪婪。但这一切并未得到政府的回应，相反却开始被窃听、监视。
当国际人权组织由于她的贡献褒奖她时，她却被禁止出国领奖。她被告知“不能把国家机密透露给境外敌人”、“国外反华势力企图颠覆中国，即共产党，而她就是把中国‘家丑’外扬的那个人”等。
北京一名传染病专科医生今年曾乔装到河南农村医院访问，发现很多人好像患了爱滋病。这名医生的真实身份被揭穿之后，他就被赶出河南省，并且面临处分。
据刘晓波在〈一座灯红酒绿的精神死城〉披露，上海各大城区都存在着卖淫嫖娼，许多地方的街头还有公开拉客的小姐，报社也接到过许多这类投诉或做过采访，但是这类新闻就是发不出去。因为领导说了：这类事报道出去，会影响上海的高大形象。而一个人中了五千万大奖这样的“好事”，宣传部也要发一通知，要求媒体不准自行采访，而要采用宣传部的“通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闻从业者说：“我们报社从二○○三○年九月中旬，到目前的一百四十多天中，一共收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门的‘宣传通知’七十九张，黄牌警告一次。扣掉双休日公共假日的五十多天，宣传部平均一日多一点，就会发一张内容多么‘这不让报导，那也不让报道’的‘通知’来。”上海某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说：“一些车祸若死亡人数超过三个的干脆是报不出来。”
……
以上种种在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的国家也许觉得是天方夜谈，不可思议，而在中国却是司空见惯的事。香港智行基金会的创始人杜聪，他多次去河南，帮助那些爱滋病人，曾经受到过跟踪，电话也曾被窃听。他感慨地说﹕“在中国想做好事，就等于揭露有人以前做了不好的事，这就是压力的由来”。
杜聪的话不无道理。好人的好，就会衬托出坏人的坏，这也许就是中国隐瞒爱滋病、萨斯病的真正原因，什么稳定啊，经济发展啊，不过是拿得出来的冠冕堂皇的托词而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