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书琳:佛指舍利与政治气压

潘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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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日讯】近期的香港社会气氛,可以用“云诘波诡”来形容。继电台“名嘴”郑经翰、黄毓民因为言论尖锐大胆而受到“恶势力”的人身安全威胁,决定“封咪”退出之后,另一位“名嘴”、政坛名人李鹏飞又直言:受到来自“上面”有人要找他“谈一谈”的压力和威胁,决意“封咪”,退出电台主持人的位置。连续三位“名嘴”的“封咪”事件,印证了立法会议员兼大律师余若薇在电台节目《给香港的信》中指出的现象:自3月至5月,香港的政治气氛异常压抑沈闷,简直使香港透不 过气来,情形很像香港去年爆发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与此同时,恰逢佛祖诞辰,北京方面则高调安排国宝——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港安奉祈福,由新任统战部长刘延东亲临主持瞻礼大典,各方报道一再强调:此乃有利于为香港社会创造祥和气氛云云。

笔者虽非正宗佛教信徒,但对佛指舍利这一国宝至尊、千古圣物心存虔敬,深愿普度众生的释迦佛陀之真身舍利,能为香港社会和民众带来瑞福祥云,永葆社会人心的繁荣与康健。但是,反过来又想:香港究竟发生什么了?为什么经济低迷持续不退, “封咪”封嘴事件连连发生,政界、舆论界感到“透不过气来”,以致需要劳动国家之稀世罕物——佛陀真身舍利莅临以安定人心?当今时世,从社会政治运作的角度,出到奉请佛陀真身舍利莅临祁福这一着,已经是政治与宗教的最高手段了,也就是说,北京政府意图安抚香港社会人心的政治策略,从政治、经济再推到宗教,已经走到最尽头了。如果佛指舍利瞻礼之后,香港的政治大气压仍旧压抑不退,香港社会还是“祥和”不起来,需要反省、检讨的,恰恰正是这——北京政府意图安抚香港社会人心的政治策略本身了。

自今年三月以来,北京方面关于香港问题的政策频频,动作繁多,显然是针对去年“七一”大游行以来,香港社会、人心、世态的发展变化所作出的高层政治反应,但这些政治反应,无一例外都是以“堵塞”、“控制”、“收紧”的负面意态为基本特征的。动作之一,先是高调发动“爱国”宣传攻势,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法”框架里加上“爱国”的紧箍咒,而“爱国”等于“亲中”(亲近中国政府),“亲中”等于“爱党”(热爱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一轮香港问题宣传攻势里的官定调门。这种“以党代国,以国就党”的“党国思维”,除了文革年头,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内部的主流舆论中,都是受到严格控制的,甚至是受到党内的开明舆论所正面批判的,如今,却在法律明定“一国两制”的香港地面上,成为强制性主导舆论走向的“主旋律”。这种“党国论”在香港的大行其道,政治人物、知识领袖稍有悖逆之见,就要听到“汉奸”、“卖国”的威胁叫嚣,“上面”就要放话找你“谈一谈”,香港的言论自由已经一点点地被蚕食、被剥夺,又怎么可能不让香港人感到压抑气闷、呼吸困难呢?动作之二,所谓“人大释法权”的高调宣示,把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执行权力收紧、掌控在人大、中央政府手中,堵死香港社会民意意图按照“基本法”规定实行政治改革、民主普选的后路,这是明显以“一国”压倒“两制”,使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形同虚设的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本来去年“七一游行”以来,特区政府收回强制性的修订“23条”的错误政策,开门倾听民意,正式公开与民主派建立对话沟通渠道等等一系列受到国际舆论肯定的开明措施,由此无疾而终。香港社会好不容易刚刚从“SARS恐惧”、“七一游行冲击”中走出来,特区政府与民间民意之间 刚刚开始出现的良性互动气氛,因此而被彻底中断——大环境、大气候如此,作为香港言论喉舌的 “名嘴”们,怎么可能不以“封咪”应变,香港社会,又怎么可能“祥和”得起来呢?

有一点资讯是值得注意的:这次随同佛指舍利瞻礼访港的统战部新任女部长刘延东在香港的言行,虽然不脱官腔官调,但大致温和得体,似乎颇得舆论界好感。刘延东此行强调的“对话、理解、沟通”,与前一段中共香港政策中的“堵塞、控制、收紧”,恰成比照,耐人寻味。尤其是,刘延东此行,虽然以“统战部长”之身,一仍不见香港最大的“统战物件”——民主派人士,但在多次公开言论中表示,只要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是可以和民主派沟通,加强理解的。此话可圈可点,不妨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作家、学者,现任教于美国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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