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在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权还无法得到制度化保障的当下中国，只有类似《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开明媒体，才能在重重的制度限制中，尽量贴近民间立场和表达民间诉求，民众也才能感到自己的知情权受到了媒体的一定尊重，多少有助于缓解社会的“知情权饥渴”，也有利于胡温体制树立的亲民形象和资讯透明化的承诺。也就是说，对于转型期间的中国而言，容忍开明报刊在夹缝中求改革的民间取向，可以使多方受益：利于广东的开放形象、利于全国的媒体改革，利于民间的知情和表达，利于胡温的亲民承诺，利于国家的国际形象……
然而，在读者中拥有良好信誉的报纸遭遇如此粗暴野蛮构陷，在直接打击了优秀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同时，也是对民众那点可怜的“半吊子知情权”的间接剥夺，更是为胡温急欲树立的亲民形象掘墓。如果胡温体制无法制止广东当局的胡作非为，那麽，胡温二人在处理“孙志刚案”中所表现出的亲民，在抗SAER中所推动的“资讯透明化”，在修宪中所承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一句话，胡温体制的信誉将因这类司法构陷而严重受损。
好在，无论是被告还是民间舆论，都对广东当局的司法构陷发出置疑。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俞华峰和李民英并没有慑于专政工具的淫威，而是坚持自己的无罪。俞华峰在自我辩护时说：“《南方都市报》在制度探索的过程中，确实有过操作不够规范的地方，但我们所有积极的探索都是为了《南方都市报》的发展，我没有任何阴谋，没有任何贪污行贿的故意。我恳请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我无罪。”他的辩护律师许志永说：“喻华峰没有任何贪污的故意和实施贪污的行为，不构成贪 污罪。喻华峰给李民英送钱是代表《南方都市报》给李民英的奖金，这种做法虽然违反了南方日报集团的内部管理规定，但绝不是喻华峰的个人行贿，喻华峰不构成行贿罪。”
象2003年出现的基于个案的民间维权高潮一样，2004年的民间维权运动，正在围绕着“南都冤案”展开，也出现了体制外异见者和体制内开明人士的合流，持不同政见者们、传媒界的学者和记者、知识界的学者和教授、文艺界的诗人和作家、法律界的律师和专家、甚至离休的中共高官……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第一次共同关注“南都案”。他们通过法律援助、公开信、联名呼吁、写文章、开座谈会等形式，从经济、法律、政治、人权等多种角度，置疑审判的公正性，批评广东当局对媒体改革和新闻自由的压制，特别是抗议对优秀新闻人的构陷，向中共高层发出充满善意的呼吁：善待媒体改革的先驱者，保护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正是这种强大的民间压力，才使广东当局在二审时作出了某种让步。
关注“南都案”的民间维权，再次凸现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民间对“南都案”的强烈关注，既是为陷于冤狱的南都人鸣不平，也是在捍卫自己的知情权。反抗强权和捍卫自由的民间勇气，既来自个人良知的示范，更来自个体之间的相互激励，才能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间正气。因为，“无权者的权力”——活在真实中的道义正当性和良知勇气——正是民间维权的最大资源。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质富有，而是无形的精神源泉，是践行“天地良心”的道义力量。
现在，在“南都案”的问题上，民间维权已经对现政权构成自下而上的民间压力，也为胡温出面纠正这一冤案提供了丰厚的民意支援。胡温能否尊重民意和善用人心，是对其“亲民”形象的又一考验。俞、李二人的改判透露出些许乐观资讯，司法构陷的另一受害者程益中还未结案，当局还有亡羊补牢的机会。
所以，如果程益中能够得到善待，也算是又一次官民良性互动的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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