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0日讯】年逾九十的前总统里根逝世后，全美国沈浸悲痛之中。从加州到华盛顿，每一处里根留下过足迹的地方，美国民众不分年龄、党派所表现出来的哀伤和爱戴之情，让我这个曾经在多年的宣传偏见中形成了所谓”三流演员，四流总统”的对里根固定印象的人，感到大为震惊和震撼。此间的媒体报道，也把里根与林肯等历史上的伟大总统相提并论，而为一位退休总统举行如此高规格的隆重国葬，据说也是破了美国的百年先例的。综合舆论的众多评价，对里根总统的”盖棺定论”有三：一，在越战挫折后将美国重新领上繁荣昌盛的正道，让美国人重拾作为美国人的骄傲；二，以和平方式结束冷战，成为”邪恶帝国”的终结者；三，热情、诚恳、乐观、幽默的人格力量。
“邪恶帝国”这一个词，近日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对于美国和西方以外的世人，恐怕就有见仁见智的看法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将专程从俄罗斯赶来华盛顿出席里根的国葬典礼，但在前苏联、古巴以及中国大陆，围绕对里根的”结束冷战”，都传出了不同的声音。
何谓”邪恶帝国”？用学理的语言，就是反人性的同时又具有高度垄断权力的庞大国家机器。那么，由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所主导的前苏联及其东欧共产主义阵营，是不是”邪恶帝国”？从三十年代史达林肃反滥杀三百万无辜开始，前苏联对内实行古拉格式的国家恐怖主义，剥夺公民权利，文化人以言治罪，”克格勃”横行霸道；对外则实行掠夺式、垄断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把东欧诸国变成莫斯科的后花园，公然派兵入侵、镇压匈牙利、波兰、捷克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血迹斑斑的柏林墙，于是成为”苏联”式”铁幕”的最富有象征意味的屏障。
然而，被里根称为”邪恶帝国”的前苏联却曾长期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修正主义”，也就是说，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共统治，嫌苏联的专制”邪恶”得不够，其毛式”国家恐怖主义”在整个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日渐变本加厉，到了文革的祸害亿万无辜以及”六四”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种种”邪恶”表现，实在是尤甚于苏联十倍、百倍。
应该指出，正是这种国家行为的”邪恶”造成的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恶果，才促成了文革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前苏联和东欧专制体制的崩解，其间接的原因，正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暴力镇压后果太惨烈，才促使了这场瓦解苏俄”邪恶帝国”的和平革命的发生。尽管今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很多问题，但你只要问一问那里的普通民众：如果古拉格、克格勃、柏林墙、苏联坦克等等都不算”邪恶”的话，你愿不愿意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恢复这一切？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的回答一定是–N0！不愿意！
这就让人想起最近”胡温新政”提出的”和平崛起论”了。这是自苏联垮台后，继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不要当头”的国际政治战略以后，中共新领导提出的一个具有更多积极、正面意义的新战略、新思维。可以说，”和平崛起论”恰恰正是相对于世人对于”邪恶帝国”的恐惧而提出来的。中共政权目前成为苏联之后的最后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堡垒”，这个堡垒，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反人性的、由庞大国家机器高度垄断的”邪恶帝国”？这是令全世界热爱自由、和平的人所担心的。前些年流行所谓”中国威胁论”，正是出于外部世界对中共政权的这种恐惧心理。作为一位海外中国人，笔者衷心愿意看到中国大陆经过多年的改革努力成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强国之一，老百姓可以过上比较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这种”崛起”的代价决非”稳定压倒一切”–绝非以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和平表达异议的自由等等公民权力，来营造一个虚假的安定繁荣局面。
“和平崛起”所强调的，应该是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有道德的、讲理性的、尊重国际共同的行为规范的，从而尊重个人自由、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真正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的文明国度的形象，她应该因此而赢得世人的信任和尊重。《纽约时报》在”六四”十五周年的一篇评论中说得好：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归根结底，与它尊重不尊重自己国家内部人民的各种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由此看来，”和平崛起”论不能只当作一句糊弄外界、赢取尊重的漂亮口号。为了实现真正意义的”和平崛起”，中共领导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步，不妨就从”尊重自己国家内部人民的各种公民权利”做起。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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