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7日讯】(梁海涵按：香港立法会沙士调查报告引起关于问责的争论，没有达成全社会的共识，这是因为报告及舆论界已经自律，对于隐瞒役情的直正元凶讳莫如深，不敢直言。以至医疗管理层，医务人员，受害者均感委屈，愤瞒不平。这是社会上公义不彰，是非不明的结果。现介绍明报加西版专栏作家圆圆的一篇文章，也许可以补充香港舆论的不足。)
没机会得阅香港立法会做的沙士问责调查报告，所知都经过媒介的过滤。报告未建议政府应对问责者作何处分，公众的反应则甚严厉。报告是立法会做的，立法会的民望相当高，被视为能反映民意，何以对要求有人下台的民情没有预料而没在报告中作此建议？隔岸观之，这是报告撰稿工作小组的伏笔，让公众去自已作结论而得出最后的问责者是谁。
到了联合国工作的陈太作的即时回应就有“事后孔明”语，她“人在外，法（立法会）令有所不从”的心态可以理解，所以一开声便甚“寸”，然而不能因寸废言，她说对了，报告所指那怕百分百正确，都是“事后孔明”，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当时发生的流感是一种传染极快，足以致命而又无药可治的新瘟疫，可是疫发时谁知道，中国说”没事没事”，香港非听不可，要不然就是“傲慢，不与中央合作，对中央官和中国地方官不信任”，疫症在社区爆发是由非官方医护人员揭发的，他们没有非相信中国官方发言的“问责”不可才予以揭发，现在，真相大白了，就要由香港官方医护人员以撤职或自动辞职的方式来“问责”，他们的责任只因没有先见之明，合理的原则是知道真相后的不当措施才应由他们负责。报告的伏笔就在这里：引导公众往上溯源，现在，公众的愤怒发向被点名的几个人，看来没有领会到伏笔的奥妙处。
报告如果够问责，应该有附件一：向蒋彦永医生致敬。如果没有他以行动实践良知的大勇，这个瘟疫不知要传到多远，要死多少人才会被扑灭，蒋医生现在正为他的大勇付出代价；报告的附件二应是一封向诺贝尔发出的和平奖得奖者为蒋医生的推荐书。
2004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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