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在一个中文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倒是挺有意思，那题目是：“究竟贪多少才会走上断头台？”这的确是个问题。贪污腐败分子越来越多，索贿、受贿、侵吞国家资财的金额也是日见看涨，有些似乎已达“天文数字”。那麽，贪污多少才会被送上断头台？这个问题不仅司法界的人士关心，老百姓对此问题也是关心的呀。有关揭露贪官的文字我已经懒得去看了，只因为看到的有关贪污呀、受贿呀、腐败呀，权钱勾结呀、权色交换呀，等等的揭露、评论、声讨方面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而“前腐后继”的案件仍如雨后春笋般向上冲，看得太多实在有损眼球的健康。所以，那篇网上的文章我并没有细看，但它提出的问题却吸引了我。
看看最近几年倒下的贪污犯，尤其那些走上断头台的贪官，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送上断头台的标准，亦即涉案金额在提高。而中国判案是不讲判例的，于是，不同时间被揪出的贪官其所受的“待遇”就颇为不同。２０００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索贿、受贿５００多万元被处以极刑，也可称之为开创了中国高官被杀头的先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杀头的刘青山、张子善实在应属无法律条文根据的极重判刑，不足为据）。而到了２００４年情况大变了。原贵州省第一把手、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５６０余万元，外加２万美元，一审判决只给了个“无期徒刑”，连个死缓都不是，受到了厚待；另一个大鳄――深圳市原民政局长黄亦辉受贿１６００多万元，另有１８００万元财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虽一审被判处死刑，但留了个后路，缓期两年执行。那麽，按惯例是不会被送上断头台的了。有“安徽省第一贪”之称的尹才西侵吞公款９００多万，另有２０２８万元和６７万美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一审也只判了个死缓；而黑龙江省人事厅长赵洪彦受贿８５万元，还有２９８万元不明财产，却只判了个１５年的有期徒刑。而几个所谓的死缓也只是一审，说不定还会再向下滑，连个死刑也不会判的。
只举这么几个贪污高官的例子即可看出，几年下来，虽然贪官们的贪污数额越来越高，但上断头台的标准也在越来越拔高，本来前几年该处以极刑的，现在却保留了狗命了。依此推下去，会不会这标准越来越提高，那些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的都是“小儿科”可。比如，那个涉案金额高达２．６亿元的“中国金融第一贪”石雪，现在尚未开庭审理，再拖上几年怕也只需坐几年牢就算完事了。有报道披露，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安徽省查处了１１名厅级、数十名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案，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但却无一例判刑超过１５年！看来，中共的司法机关和法官们真是“仁慈”呀。
面对这令人迷惑的现象，我开始只是想，这大概是因为中国的贪官实在太多太多，如果像朱元璋开国时那样整肃岂不要血流成河了。民间不是有调侃么，说是在中国无官不贪，倘若把全国官员排成一队统统枪毙，或许会有冤案；但隔一个枪毙一个则肯定漏网的太多。由于贪官太多，而大贪污犯亦不会少，如果都送上断头台，老共的干部队伍岂不是损失太多了，老毛可是说干部是起决定作用的呀。于是，只好提高杀头的标准，只要不死，仍是党的“好干部”，将来仍可为党“服务、效力”（当然，到那时国库的银子仍要大量朝外流）。
但当我仔细查看中国的法律规定，才知问题不仅如此，而且复杂得多。大众对本该送上断头台的大贪污犯被一再留下生路的现象极表义愤，然而法律上的模糊或者故意的闪烁其辞以及司法上的“操作技巧”却会把百姓的义愤怒火浇个死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３８３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以上”，这“以上”虽然模糊，但总有个数额，而“十年以上”就有可能“以上”到死刑，或者从死刑下滑到十一年有期徒刑。那尺度该怎么掌握？而“情节特别严重”一说就更加模糊，该如何判定？大概只能决定于法官的感觉了。
再比如，根据《刑法》第３９５条，钜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麽“钜额”是多少？是十万、百万、千万？还是上亿？由谁来界定？尹才西有２０００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只判五年以下？
这样的法律规定，而且不像北美以判例量刑，对于有“良心”的法官增加了判案的难度，而却方便了那些无良法官的“操作舒适感”，司法腐败也就由此产生。重罪轻判虽然令法学界和公众义愤，但法官却可依照法律条文让你有口难辩。也可能司法腐败是一方面，而党的，而非国家的法官利用如此的法律条文保护党的官员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吧。
现今中国官场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为中国历朝历代所未曾有过，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中共的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是体制本身的痼疾。然而面对着贪官们的贪污金额越来越多，而判刑却越来越轻，这也可能是贪污犯前腐后继的原因之一吧。虽然，司法界学者和公众呼唤严刑峻法久矣，但刑既不严，法亦不峻，如何遏制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这就要从制度本身去找原因了。
源自《议报》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