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0日讯】2004年4月27日，深圳42家零售商向深圳银联公司叫板，要求下调刷卡手续费。由于双方多次协商没有达成协议，深圳42家零售商集体拒绝刷卡消费。到2004年的7月份，有关纠纷仍未有解决的迹象。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当地的政府部门，还是国家的商业主管机关和银行监管机构，都采取观望的态度，希望争议双方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解决问题。从维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说，有关政府机关的做法未必不是好事，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确实有一点坐山观虎斗的味道。这场纠纷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后将会如何收场呢？
纵观这起商业利益之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在商场和银联公司之间争执的过程中，受损害最大的是消费者。一些行政部门在袖手旁观的时候，可能漠视了消费者的知悉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这场商业大战第一个牺牲的是真相。无论银联公司如何表白自己，消费者仍然无法接受银联公司给出的成本清单。商场在与银联公司交涉过程中，始终坚持银联公司的收费不合理，应当向商场让利。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或者政府部门作为中立裁判，对银联公司的经营账目进行核算。因此，除了争执双方之外，其他任何部门和企业似乎都无法对它们行为的对错作出判断。信息不透明，银联公司和商场之间、银联公司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这次商业大战的最根本原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个“有权机关”出面解决这一问题。
价格和成本是市场竞争的最基本要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尤其是大型垄断企业，必须充分地披露自己的经营状况，特别是经营产品的价格和服务成本情况。我们注意到，作为中国发卡银行组建的银联公司，在经营的模式和经营的成本方面毫无透明，人们看到的仿佛是一个为避免恶性竞争而人为组建起来的收费部门，而不像是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企业。银联公司的存在从客观上起到了沟通银行卡经营业务的作用，但是，从整个市场来看，它更像是一个金融托拉斯，或者至少是金融卡特尔，不但没有促进市场竞争，反而抑制了市场竞争。所以，银联公司的业务活动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经过官方批准的银行俱乐部，它是为金融企业服务的，而不是为活跃市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而组建的。
在转型期，类似银联公司这样的企业或者机构普遍存在。譬如，在作家和出版机构之间存在着出版合同，出版机构只需要与作家发生法律关系即可。但是，我国成立了许许多多的著作权代理或者报酬转让机构。成立这些机构本来是为了维护作家利益的，但是，由于这些机构的存在，结果导致作家的利益反而得不到保护。因为许多作品在未征得作家同意发表之后，作品的报酬被著作权代理或者报酬转让机构截留。银联公司的作用有些类似于这些机构。它们的存在虽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在客观上却提到了破坏流通关系，增加交易费用，扰乱市场秩序的作用。
现在人们有疑问的是，第一，银联公司到底有多大的交易成本？银联公司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可以拥有自己的商业秘密。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独占性的企业，它在经营过程中有义务告知消费者基本的经营情况。满足消费者的知悉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的基本义务。银联公司应该而且必须将自己的经营状况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检验。
第二，银联公司与商场之间的纠纷如何收场？按照市场规则，只要当事人双方相互妥协，就有可能达成新的收费协议。但问题是，如果仍然由银联公司独家经营，那么，类似的事件会不会再次上演？当前中国的信用卡交易市场能否改变？市场经济的常识告诉我们，当市场出现垄断时，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必须依照法律紧盯企业的每一个交易环节，否则，必然会出现损害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一些人用自由竞争的交易规则来分析和判断银联公司和商场之间的纠纷，这是不对的。银联公司和商场之间的纠纷是垄断或者限制竞争条件下的纠纷。政府部门的无所作为可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还会激化矛盾。所以，现在是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商务部、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执法机构表态的时候了。
第三，中国市场今后将如何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银联公司和商场之间的纠纷只是中国转型期，市场竞争中出现的一朵浪花。当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后，类似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中国市场各个领域、各个产业、各个环节的竞争程度有清醒的认识，避免用完全竞争的规则来解决不完全竞争或者垄断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其次，要找到解决这类纠纷的第三条道路，在当事人协商和政府干预之外，通过有公信力的社会中介机构解决问题。
银联公司和商场之间的纠纷，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首先，政府部门的无所作为激化了市场矛盾，其次，商场的自力救济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最后，银联公司的有恃无恐在客观上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悉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银联公司和商场之间的纠纷有发展和蔓延的趋势，政府部门应当抓紧时间协同作业，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尽快化解这一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危机。如果继续听之任之，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被彻底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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