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日讯】南非的里昂．卢（Leon Louw）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创造贫困的方法”，该文用调侃的方式，将阿根廷、东德、中国（指毛时代）、坦桑尼亚的一些领导人称之为“创造贫困的大师”。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家都喜欢阻碍繁荣的政策，努力推行“对贫困进行最大化的策略”，并将富裕和贫穷的原因分别归之于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
这篇文章发表于二○○二年十二月，文章分析的中国样本是改革以前的毛泽东时代，对于这位幽默的作者送给毛泽东的诨号“最伟大的贫困制造者”，笔者完全同意。谁能否定毛曾经创造过世界最伟大的贫困例证，又还有谁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让一个国家的民智退回到半蒙昧状态，让老百姓一度接受“穷则革命富则修”与“越穷越革命”的道理呢？而且没被作者提到的毛的最“伟大”之处还有一点：他是中国现制度的始作俑者，制造了无数国家罪错，杀人无数，但不少中国人虽然谈起中国现状就义愤填膺，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去。
Leon Louw并非“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上述国家贫穷的原因着眼于历史，他不了解的是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已经为“国家干预创造贫困”开辟了一条“权力资本化”道路，在最短的时间内既创造了少数富翁，也创造了数量相当庞大的穷人。
菁英掠夺资源贫困人口大量产生
今年五月，“全球扶贫大会”在中国上海举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题为“为减少全球贫困而携手行动”的讲话，承诺用十年时间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但温家宝话音刚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就于七月中旬宣布，二○○三年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八十万人。更为严重的是，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六百三十七元（相当于七十六美元左右），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二千六百二十二元。两者之比为十四点一二，与一九九二年的十二点四五比较，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矛盾之所以特别突出，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是对贫困并无切实的社会救助，使得贫困人口维持生存极为困难。第二，贫困人口的大量产生，很大程度上是菁英阶层过分挤占资源的结果。更严重的是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穷人的速度比生产富人要快得多，而且穷人的数量远较富者庞大。许多研究资料都表明，测量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极大不平等为１，极大大平等为０）在改革以来攀跃了两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由一九八八年前不到零点三上升到一九八八年的零点三八二，第二个台阶是由一九八八年的零点三八二上升到一九九四年的零点四六七，而前年的一项调查说明，城市内部的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均超过了零点五，分别达到了零点五二九和零点五六一，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公众的收入达到这样一种严重不均状态，即使与国际社会恶评如潮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墨西哥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权力创造市场富人面临两种压力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一进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这使得当代中国经济精英的成长离不开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维持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格局下引入市场机制，但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现存的所谓“市场体制”总是摆脱不了政治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紧密结合且互相依赖的转型形态，这种形态既有市场的特征但又保留了政治权力介入资源分配的特征。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中国经济精英的大多数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依附获得财富，其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主要依赖于他们与政府官员互惠的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实际的经济竞争力。与国家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是商人们最好的经营策略，盈利更像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攫取物件，但却还远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独立性，富人们虽然非常富裕，却缺乏安全感，时时刻刻感到来自于国家政权的压力，尽管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为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开辟了制度通道，但新富们随时陷身囹圄的例证还是让经济精英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富人们还生活在穷困阶层对他们的深深仇恨中。由于经济精英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所以他们与政治菁英一道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换言之，贫苦大众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政治精英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经济精英所掠夺。如果说这一特点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因经济精英掠夺资源的方式比较间接因而隐藏得较深，那麽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的“新圈地运动”中就变得相当明显，因为这时候占中国巨富人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房地产商的财富，往往就是在城市掠夺被拆迁户的利益，在农村就是直接掠夺农民安身立命的耕地。这种掠夺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依赖于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官员结成极不光彩的利益同盟。
民间的仇富情结，富豪纷纷被杀
正因为大量确凿无疑的事实表明，不少经济精英的财富的确是依靠剥夺大众利益而积聚，从而导致地方政治秩序不断恶化，各种社会抗争事件急剧上升。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社会抗争虽然是针对一些富人－－所谓“群众”历来有典型的趋利避害计算，哪怕他们知道站在这些富人背后并分润掠夺所得的人中有大量政府官员，但就他们的抗争能力而言，他们不得不选择针对较为不那麽强大的富人，而不是武装到牙齿的政府。
即使如此，各地方政府在镇压社会抗争的过程中还是完全无视大众被剥夺这一事实，不仅不履行政府的职责，而是采用各种方式消弥社会抗争，使社会矛盾更为恶化。既然群众反抗政府体制性暴力压迫力所不及，这种仇恨自然而然就演变成对富人群体的仇恨，倾泄这种仇恨的方式有多种，其中最让中国富人坐立不安就是“仇富情结”。由于不断有富人迫于压力自杀或被杀，中国媒体惊呼“二○○三年黑色记忆：富豪纷纷被杀，财富引向何处”。
根据各种报导，从二○○三年开始，不时有富豪被杀的消息传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福建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被员工连刺四刀身亡；北京富豪周祖豹返乡过年，在自家门口遭歹徒连刺十四刀，当场死亡；兰州富豪刘恩谦被枪杀。就在今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四川乐山市峨边县又发生一起爆炸案，拥有亿元身家的县政协副主席、四川明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明君被炸身亡，警方已经初步肯定这是一起人为爆炸案。不管上述富翁死亡出事的原因为何，也不管每个被害的富豪是否真有当杀之罪，每逢有富豪出事，中国各大网站的网客评论里，都充满了“该杀”、“该死”，“杀得好”等词语。一旦有人表示“富不必仇”，立刻就会遭到网客们的痛骂。
权贵资本主义与仇富民粹主义
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不止中国，但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出现了这种几乎可说是极端的仇富心理？追溯根源，这既有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有现实政治因素。
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固然有儒家文化那种等级秩序观，但也有“贫民文化”那种平等观，比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劫富济贫这种思想更是在《水浒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革命其实就是利用暴力把“将手伸进他人口袋里”的劫富济贫文化合法化。一些海外华人至今还将当年那场“土改运动”称之为“谋财害命”（分田地家产被称为“谋财”，枪毙地主富豪则被称为“害命”），这种文化通过所谓“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获得新的时代精神，再通过当年的意识形态教育深入中国人心。与一九四九年以前那种朴素的“劫富济贫”观念相比，中国人从极左年代以来形成的平等观已经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而邓小平开始的“经济改革”越到后来，越成为一场让少数权势者利用权力将公有财化为私人财的经济掠夺。由于现在资讯传播的渠道非常发达，这一不道德的劫掠过程非常明显地凸显在公众视野里，处于弱势状态的公众虽然无奈其何，但内心深处的不满日益郁积，必然演变为仇富心理。可以说，中国现阶段产生的“仇富情结”是权力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权贵资本主义与仇恨富人的民粹主义，从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病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有人研究过美国社会心理，发现美国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劳工被解雇，而当时的美国却少有暴乱。战后美国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显示，一九九九年，百分之二十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全国个人收入总和的百分之四十，而最穷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只占到百分之三点六，在这一时期内，贫困人口也一直维持在三千多万以上。但是伦敦经济学院对同期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不平等进行研究时发现：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并不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从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二年，百分之三十二的美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觉得‘幸福’，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觉得‘不太幸福’。”根据笔者在美国生活的观察，美国人有如此社会心理是基于以下两个因素，首先，美国是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几乎给所有人都提供了机会，甚至有不少外来移民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比如常常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索罗斯就是青年时期从匈牙利移居美国的移民，现任加州州长、前电影巨星阿诺则是奥地利移民。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成功，那是这个人自己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无关。
中国人贫困根源：基本人权的贫困
而在中国，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论是穷困者还是富裕者，没有人会认为中国是个机会均等的社会，比如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至今还遭受身份歧视，经济改革中致富机会的不平等就是人人皆知的社会现实，广大民众一直存在严重的相对剥夺感。
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公平的社会容易让社会成员产生不公平感，导致心理失衡，这种心理失衡常常被压抑最后导致怨愤，而中国政府目前维持所谓“社会安定”完全依赖于体制化暴力，其结果必然是催化社会成员的个人报复性暴力，这种个人报复性暴力除了极少数人有选择性地针对仇人，大多数人属于盲目行动，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安全受到破坏。可以说，中国现在成了一个贫困者无法生活，富人也未必觉得安全的国度。
正因为来自于对国家权力与民间仇富情结的双重恐惧，中国富人一有机会就大量移居海外，这正是近年来中国大量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就在八月九日，中国的《法制晚报》发布了一条消息，二○○三年，按实际投资金额排行，英属维尔京群岛、西萨摩亚、开曼群岛分居中国大陆第二、第八、第九大外资来源地。据称，这些所谓“外资”大多是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在上述地区注册“离岸公司”后再回流大陆或在海外上市，上述这些地区已经成了中国资本外逃的“中转站”（编按：该报八月十一日公布中国“十大外逃问题富豪”榜称，现潜逃问题富豪逾五百人，涉款达七百亿人民币）。去年另一条消息则证明：中国的外资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是由大陆流出去漂白以后再回去的中国资本。这种漂白后披上外资身份的资金享有一项国内资本没有的好处：保护自己不受权力的过分挤压。
至此可以做出结论：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状态完全由政治制度造成，中国人的贫困根源乃在于基本人权的贫困。中国政府如果一意孤行地坚持现有政治制度，并赋予“人权”一种与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内涵，将国际通行的“人权”概念继续设为政治禁脔，拒不开放政治空间（民间结社）及媒体等公共领域，那麽任何改善民众福利的承诺都只会成为纸上谈兵。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扶贫”，但贫困者却越扶越多，原因不完全在于扶贫不力，而在于扶贫的力度远远赶不上制造贫困的力度。当贫困人口（羊群）的再生产受到破坏之日，狼（统治精英）羊关系也无法维持平衡。
面对数亿农民与数千万城市居民沦为赤贫的社会现状，谁能说中国目前不是一个地下奔突着地火的社会？
——《开放》2004年9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