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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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5日讯】中国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这次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的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最重要的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

很显然,因为一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避免不了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

专业精神的欠缺

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不过也已经有人提出,仅仅是党内民主不足以解决执政能力问题,更重要的还需要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侧重点不同,党内民主侧重于执政党的能力问题,而社会民主侧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问题。

这两方面的政治含义巨大,因为党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应当是和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执政团体。只有当党和人民存在着有机的制度联系的时候,执政党才会面临外在的制约。

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但是对民主的错误理解则会适得其反。

在现在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即单位内部的不正规五花八门的“民主”。

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位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

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达成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就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须加强职业操守

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还没有等专业精神建设好,又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操守。官员的目的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用来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

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民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其低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最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

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得以实施。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于是,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

政府的很多单位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等等,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大为风行,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

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应当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是事倍功半,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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