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2日讯】最近一个月去了美国，等到回国，网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吵翻了天！看了两天的热闹，觉得有话要说。
一，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改什么？该怎么改革？是怎么改革的？
为什么要改革？
因为高度计划和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长时期的把人、组织、基层政府都管死了——缺少权利，人、组织、基层政府都采取常规抵抗（如消极怠工等），导致整个社会没有了活力。所以要改革。
改革改什么？
毛时代高度集中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党和国家聚集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其配置、处置、控制的权力都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改革就是要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找到合理配置政治、经济资源的新体制。
改革应该怎么改？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改革就是要把毛时代聚集的政治经济资源及其配置、处置、控制的权利还给人民。
改革是怎么改的？
中国的改革不是“还权于民”，而是“卖权于民”。整个改革是一个买卖、交易的过程。是一个阶层把持毛时代聚集的巨大资源，一点一点的悄悄的“卖”给自己的“好买主”。这一交易过程是从小岗村偷偷摸摸的开始的，后来一直偷偷摸摸的进行着。所不同的是小岗村的交易是民权主导的，交易的是经营权，交易的物件众多，按照同一规则进行交易，受益的是全民；后来的一系列交易却是官权主导的，交易的是所有权、收益权、控制权、管理权……只有少数人参与交易，且没有法定的或公开的交易规则，少数人获益巨大，多数人失去权利。
二， 小岗村——权力收益最薄的地方先做成了交易。农民的权利是农民买来的。
小岗村在改革以前是吃返销粮的，权力收益是负值。当小岗村的农民突破集权体制的束缚——自主经营时，“交足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了自己的”，三者利益都得到了满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出让了垄断经营的权力，获得了农民交足的公粮（更不用给返销粮了）；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权利，却要交足国家的公粮（且没有返销粮了）。这就是说，农民的承包权是农民买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过程能够完成的前提是——农民获得承包权后所创造的增量能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还有自己的（不少于以前）”。
联产承包以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有了购买力和投资欲望，加上国有企业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增长，国家投资短缺且又低效，所以，国家容许农民发展加工业、建筑业、服务业，高度的国家垄断被打破了。同样，农民所获得的发展的权利，都是农民创造的巨大的增量买来的。国家的财力也因此得到巨大提升。
三， 改革的三个阶段。
1， 对多数人出售经营权的阶段；
80年代上中期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广大农民和工人依靠增加劳动（为主）的投入、创造增量赎买权利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利益分配基本上是遵守“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绝大部分是自己的”一个模式，这个阶段的改革是全社会都受益，差距不大。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创造增量的改革；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农民和工人主导的，代表人物有年广玖和吴仁宝等；这个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权力阶层（吃黄粮的）和农民工人阶层的交易。
2，集中政治权利，赎买知识份子，出售计划指标和中小型公共资产的阶段；
进入80年代后期，在国家财力获得巨大增长的同时，不受约束的权力也在膨胀，干部（权力）、知识份子的收益成多少倍的增长，老子当官，儿子、媳妇、老婆全家当官、孙子孙女“官倒”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民和工人的负担不断增加、收益却相对下降或绝对下降，广大农民和工人创造增量的能力下降，散失了赎买权力的能力。所以，工人农民在90年代的“改革”中被边缘化了。
当农民和工人创造的增量不能满足权力的欲望的时候，掌控毛时代聚集的巨大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权力者，把眼观投向了先富起来的“小老板”，因为“小老板”们有能力向权力者购买权利，且交易成本低，权力者个人收益最大。倒卖计划指标、低价承包企业、倒官卖官是这个阶段交易的主要内容。
这样的交易在当时引起了知识份子声势浩大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政治风波”。为了获得“权钱交易”的合法性，知识份子成为了被赎买的对象。教育和医疗“改革”让学校卖文凭、老师卖分数，让医院卖药品、医生拿红包，权力者请客，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买单。多数知识份子从此对权力和资本的交易保持沉默，少数专家学者开始创立“国企祸根论”、“改革代价论”、 “送地招商双赢论”、“强盗无罪论”、“剥削有功论”、“工人农民阶级包袱论”、“革命有罪论”。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卖疯了——卖指标、卖批文、卖企业、卖土地、卖矿产、卖房子、卖学校、卖医院、卖规则、卖权力、卖干部、卖代表、卖文凭、卖职称、卖户口……甚至中小学的老师卖班干部和科代表，幼稚园的阿姨卖孩子的坐位。所有的卖，卖的都是公权力和公积累；所有的卖，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逼得小老百姓不得不卖工龄、卖身、卖血、买器官、买人口……以维持生存和对孩子教育的投入。
到了90年代中后期，极少数“奴才”知识份子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为官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提供了合法化理论，90年代的强制性企业改制运动——“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将“权钱交易”推向了极至。这个时期的改革，是权力主导的，改革的主体是少数官员和少数先富裕起来的人，与工人、农民、知识份子都靠边站了；是出售毛时代聚集的权力和资产存量的交易，在交易中少数权力者和资本家获得巨大收益、极少数“大学者”也挤进了权力和资本家队伍、多数知识份子获得高于农民工人的收益、农民工人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支付了巨大成本；这个时期改革的知识份子代表人物是……，资本家代表人物是……，腐败权力者的代表人物是……；这个时期“稳定压倒一切”是最大的政治，政治权力相对80年代而言不仅没有放，而是更加集中。有力的保证了“改革”。
3， 极少人对极少数人出售权利的阶段。
从90年代的后期开始，毛时代留下的还没有卖的“资源”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和中高级干部的“帽子”。一个企业就值几十个亿或几百亿或几千亿；“高帽子”也是价值连城。这个时候“小资本”买不起了，靠边站了，改革的主战场是大资本（主要是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背景）和大权力的对话与交易，99。9999％的中国人与中国改革没有关系（当然也包括知识份子和民族小资本家）。这个阶段的改革，是极少数人的游戏，一夜就能创造财富数千万或数亿或数十亿的富翁。（有那个国家能创造如此的经济奇迹！我有时候纳闷，中国的经济学家怎么就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呢？）
四， 防止“改革”走向主权和制度的交易
如果改革沿着卖的逻辑走下去，而不能自拔时，改革改到最后的时候，交易物件不再是个体物件，而是大集团和大国家了。当毛的“家当”卖完以后，交易的不再是一般的权力和资产，而只有主权和制度了。太后对八国联军说，只要还让我当皇上，割地赔款都可以答应。相对于不做皇上，割地赔款确实是皇上的“双赢”的交易啊！皇上最后对袁世凯说，你可以搞宪政共和，只是求你让我在紫禁城里当皇上。相对于不做皇上而言，改变制度确实是皇上的“双赢”交易啊！
当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在“大集团”的手中，当“大集团”的命脉控制在大国家的手中的时候，中国还是中国人的吗？中国还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制度吗？
五， 中国改革为什么会走“卖权于民”的路径。
毛时代凭借毛的威望、共产主义蓝图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将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起来，国民财富高度集中起来。毛走了，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也走了，谁能看管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巨大的共产？在改革的初中期，中国一直高喊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工人、农民丝毫没有怀疑。当知识份子“反官倒”“反腐败”的时候，工人和农民没有回应。当知识份子被赎买以后，毛集中的权力就成为了少数人寻租的工具，毛集中的财富就成了少数人的“金矿”。等到工人和农民发出愤怒的吼声的时候，知识份子却跟着资本和权力“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为特权和资本服务的知识份子，不少人怀着对毛的仇恨和对农民工人的鄙视，不少人长期把持高校，对一届一届的学生进行“媚外”“媚权”“媚钱”的“奴育”，直到今天，新一代的知识份子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劳动者地位，不肯与工人农民为伍。在知识份子阶层中，绝大多数人还在“新左”与“自由”的对垒中向权力和资本献媚。被卖了还在替人数钱的知识份子队伍还十分庞大。知识份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时代还很遥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还“不到时候”。中国的公民社会遥遥无期啊！
当郎咸平发出呼号的时候，每一个中国公民应该怎么样的回应！？你是否意识到了你的公民权利被践踏了？还是热衷参与“新左”与“自由”战斗呢？
我相信，“卖权于民”式的中国改革，不会因郎咸平先生等人的呼号而终结。“国企改革”的步伐也许会加快。
六， 政府为什么还没有回应郎咸平
很多网友感到奇怪，支持郎咸平的声音和反对郎咸平的声音吵翻了天，可以说整个中国都震动了，而政府却没有任何回应。我想，政府会回应的，只是需要时间统一思想和口径。必须得承认，政府回应这个多事的郎咸平实在是难啊！反对郎咸平怕背上支持强盗的骂名；支援郎咸平却是需要胡耀邦、邓小平、普金的勇气和魄力的！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绝不会用小平的话回应郎咸平先生：不争论。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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