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2日讯】当今中国，无论你干什么职业，无论你站在什么角度，只要你胸腔中奔涌的是鲜红的热血，只要你不是唯利是图的市井，只要你还有一点点正义感和良心，你就不会不被当局的腐败堕落所激怒，你就不会不为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所愤慨。
在贵州，就有那么一批热血沸腾、激情满怀的有志青年自78年启蒙社点燃民运之火后，一直活跃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一直关注着中国民主运动的动态和走向。陈西、黄燕民、廖双元、曾宁……就是这群热血青年的领头人。他们才华横溢、沉着坚定，多年来一直默默地干着扎实而又艰辛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具体工作。平时，大家还经常聚在一起学习和探讨有关自由民主的理论著作。但更多的时间是用于讨论怎样推动中国民运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只有不断地进行宣传活动，才望看到民运高潮的到来。只有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民运才有可能最终获得成功。沉默不是最佳选择，也不符合我们的性格和时代的要求。我也认为：89年“6．4”运动中，洒尽鲜血、献出生命的学生们已经为全国人民做出了光辉表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跟随他们的足迹，继续在通往民主的大道上向前迈步。
是的，轰轰烈烈的“6．4”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是的，中国大地目前一片死寂。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才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起承上启下的重任。难道就没有人敢于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人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并没有因当局的血腥镇压而中断吗？难道就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正告当局，不要把用武力强压下去的暂时沉默当成政治稳定到处招摇撞骗吗？应该有，我们坚信，10多亿人的泱泱大国，这样的勇士应该有。比如我们，就应该公开站出来，开诚布公地告诉中共决策人和广大中国民众：中国只有实行民主政体，才能尽快摆脱愚昧和贫穷的困扰、大踏步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根除一党专制无法根除的、有碍社会进步的各种弊端。不要沉默、要行动的想法就是在这种责任不容推辞的氛围中产生的。以工人和学生为主力军的“95．64”行动方案就是在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的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来的。《给中共党魁的公开信》也是在这种使命感的感召下写出来的。
为了造大声势、扩大影响，“95．64”方案决定：95年6月4日那天，贵阳、北京两地同时动作。贵阳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公开散发传单，并在传单上署名：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的名称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它早在大家的头脑里酝酿成熟。中国民主党的组建是历史的必然，宣布成立只是迟早的问题。而贵州分部提前运作却是迫于形势需要。这也是贵州父老和广大民众的殷切期盼。我们认定，如果各省市的民主党分部既成事实，中国民主党也就应时而生了。因此，我们决定在此次行动中公开亮出这面旗号。
到北京散发传单的任务是我主动要求承担的。我想我能够胜任，而且舍我其谁。原先准备让曾宁同我一道北上，后因内奸出卖，安全厅提前行动，曾甯于5月25日被秘密逮捕，随后被逮捕的是廖双元。消息被证实后，黄燕明立即挺身而出，自愿同我北上进京。
5月27日，贵州安全厅开始大肆抓人，参加行动的一线人物大部分被捕，贵阳的行动计划很难全面实施。陈西、黄燕明、我虽然还未被抓，但处境已十分险恶：安全厅正在全力以赴地追捕我们。为了确保北京的行动计划得以成功，我同黄已转入地下。迫于形势，我们恳请陈西同我们一同北上。陈考虑到贵阳的行动还需要有人主持，没有同意我们的意见。他决定留下来同安全厅周旋，掩护我们北上进京。陈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后来的行动的确牵制和转移了安全厅追捕我们的注意力。陈不愧是个敢承担责任的领导人，不愧是个大义凛然的伟男子。
由于时间紧迫，处境险恶，我只能同黄口头拟定北上计划，原则是：切断一切通讯联系，不在贵阳上车，不在北京下车，在北京期间不住旅社。我与黄当时非常清楚，只要6月4日那天我们能把传单撒向天安门广场，北上行动就算大功告成。整个“95．64”行动方案就不至于前功尽弃，我们也不必抱憾终身了。凭着执著和智慧，我同黄终于如期完成了贵州父老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成功了，我们是胜利者。谁都知道，在贵州安全厅和北京安全局的围追堵截下，在军警密布，便衣成群的天安门广场，在当局和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的6月4日，我们能将《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抛撒在翘首以待的人群中，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然而，我们做到了，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200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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