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0日讯】我今天坚持看完了这个由老象（张嘉谚）转来的彭先国先生的帖子《中西思想启蒙差异论》（《空房子诗报论坛》，2004年10月28日转贴）。该文对晚清思想启蒙者与西方中世纪思想启蒙者的异同所做的比较，是中肯到位的。至今，我们现当代的知识分子也是走着晚清的老路，就是只反贪官、而不敢反皇帝；或者说，只做纵深（过去）理想上的反思与批判，而并不敢进行平面（现时）现今制度的寻思与政治批判。这说句到家话，就是犬儒主义盛行，普遍都埋伏着投降主义思想痨病，其勇敢程度远不及晚清知识分子，致使中国迟迟不能进行制度变革。
这，与其说是统治者顽固不化，倒不如说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不敢作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老百姓普遍存在着的希望中央出清官的思想。这其实是阻碍中国体制外变革的主要根源。而且，中共党内已不可能再很快有胡赵那样的反对派。最大的可能还是依靠体制外，并依照东欧的经验，结合我们89年代的经验，往往体制外的变革即知识分子的变革，这是要比体制内的统治者变革更要彻底和牢固一些的。只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暴力文化革命与思想政治变革，才是中国走民主自由之路的最佳选择。不然，光靠暴民革命或体制内的宫廷政变，一是要造成部分流血或酿成未来民主社会基础不稳，二是不能从根子上彻底清除一党文化的社会基础……这是必须牢牢记取的！
在现代中国，这批知识分子已经形成，虽然他们还没有形成像晚清那样的组织规摸和山呼百应的势力，特别没有在国内形成前扑后继之势。许多还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网络阵地等言论媒体上。许多还是恋战于海外的有稿费的网络等出口转内销之途径──虽然，这种途径，也不失为一种必要的途径，但决不能作为唯一的途径──（如果谁只是这样走路，恐怕不能算是真的猛士！），……但总之，在海内外已形成先锋之“式”。而我的意思是，如若在国内不只是要形成先锋之势，而是必须将要形成强有力的普遍之势，那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就有望有救了，而到时党内也会自然配合体制外，会出现党内的改革派代理人了。在中国的邓后，如果不是首先出现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革命，那是很难希图在党内出现戈巴契夫的。没有党外的沙哈罗夫首先存在，哪有党内的戈巴契夫？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沙哈罗夫、哈维尔已经先后出现许多，中国第四代孙中山迟早会在这个时代出现！
除了魏京生、刘青、王丹、徐文立、王有才，……还有刘小波、东海一枭、胡平、余杰、陈奎德、王贻、任不寐、朱学渊、赵达功、茉莉、洪哲胜、槟郎、张伟国、一平……除了有黄翔、廖亦武、傅正明、郑贻春、杨银波，还有张嘉谚、摩罗、周伦佑、丁友星、川歌、蒋蓝、典裘沽酒、丁目、徐乡愁、先锋流氓、钱刚、小王子、西部快枪、雷杰龙、任意好、师涛、老枪、汉上刘歌、管上、李磊、水古、古农等等（光我比较了解的中国国内当代诗坛就正在不断涌现，……恕我无法一一记述）……还有许多许多，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了……
以上是一；第二，西方是以反对神权即打到上帝，进而达到从推翻神权而导致了政教合一的或宗政分庭抗礼的中世纪政治体制变革的。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超稳定型的单一存在的。正统的儒教是政治的花瓶，是主旨上既不合一也不分庭抗礼（所有的儒学公羊学的反抗部分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佛学和道教又一直被排斥在深山老林中，至今天仍是如此）的。我们过去是皇权，现在是（而且是一）党权，从来没有过宗教的在朝与在野的相互制衡。中国的神权即党权（中国是党政合一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展开对一党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批判，由此而直接诉诸政治文明文化革命，即文化启蒙革命──用文学的人文批判主义批判这一反人类的政治制度，掀起一场能够持久的以文学为领衔的、即以人权文化批判为武器的批判政治制度意识的现代温柔文化革命（即对专制武器的非暴力批判），由此引起整个社会的先由知识分子作为急先锋的批判一党执政腐朽制度的言论自由革命，即打响从党外知识分子到党内知识分子的逐步积极行动起来的一场持久的批判极权主义制度的现代文化战争（此句出自前卫诗歌批评家丁友星之语──大意）。
能否打好或打起（响）（这样的）现代文化战争，这是决定中国在本世纪能否提早进入世界主流文明民主社会的关键。这正如没有西方的文学启蒙运动，就不可能有后来或今天的民主自由文明一样重要！
网络时代，正是给予中国社会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最佳选择的时机！机不可失，时（失）不再来；因为机会失去，就会白了我们这一代有识之士的少年头，更会使中国社会亿万弱势群体老百姓永在毫无人权自由、也无基本经济保证的极权社会里漫长地苦苦挣扎……所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民族的天下苍生，我们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利用我们掌握的天然话语权力，尽力尽早地为我们的老百姓争得一个新的美好自由天下！（2004年10月29日草拟）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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