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发布时间：2005-1-27 8:36:59
本来不想现在就说，但一位朋友的议论激起了我的表达冲动，难免一吐为快。
这位朋友对我说：“怎么样？闹不起来吧？至少北京人现在大多不关心这种事，大学生更甭提，只管心自己、顶多加上小‘傍肩’（──北京土话，意指性伴侣）的事。”
实际上，这也是一些比较客观冷静的观察者事先的推测。
但对所谓“闹起来”及其各种可能后果的期待却并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此，出自不同需要或动机的希望和失望发人深思。
人们希望或期待什么，本身就有一种自我暗示的作用；而暗示影响态度，态度会左右行动；而不同行动的相互作用则构成有效历史……等等等等。
（一）
本月17日上午，一位学者朋友从大洋彼岸打来越洋电话，主要是关心我的处境，也问到我对时局的看法。
每逢“敏感”时刻，即使相距千里万里，许多朋友未雨绸缪的关切真令人感动！
朋友们深知我心无芥蒂、口无遮拦的“老天真”个性，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像风波那年一样“晴天霹雳”，突然间闯出他们预料不到、而且无法挽救的大祸来。
我对心理矫正略有涉猎，当讲师时也开过讲座。照书上的说法，我这也算“社会适应不良”，严重的就有变态危险。
当时我还不知道当天早上七点零一分发生的事，对方也没提。但还是谈了个把小时。
反正那边打国际长途的费用据说比咱们国内长途的价钱还便宜──有关垄断部门可真是自甘弱势，这方面就不提与国际接轨了。不过也许有别的原因，我缺乏研究，打住。
于是，双方无所顾忌地谈了许多“敏感问题”。
有些敏感字眼足以让通话情境很快加入一个无形、匿名的旁听并录音的朋友。听得出对方对我们这边处境很理解──这边还不是可以有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自由世界”。
不受制约的、无所不在的、被特定的少数人掌控的国家权力横行无忌的阴影，随时随地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不安分守己”者的眼前或者心上。而据说这就叫“代表先进文化”！
我说没什么，都是中国人，咱议论中国问题，用不着回避自己的同胞──即使他另有一套看法或者根本无所谓看法。
问及某君病危的事，我说人都有这一天，但他是历史关键人物之一，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成为一个事件的中心人物，甚至有可能引发一连串事件，也是很自然的事。
当局需要实际上的压制性的“和谐社会”话语，正好凸显出他们心头挥之不去、对几乎失控的种种激烈社会冲突的焦虑感。
极权或全能政治主体与自由市场交易主体的思维特征有的正好相反。后者往往是有什么吆喝什么，以便出售什么，所以“广而告之”；前者却相反，缺什么吆喝什么，以便通过心理暗示、催眠等意识操纵技术，人为地制造出虚幻的什么，所以宣传即遮蔽、蒙蔽，至少是回避。
看他们现在虎视眈眈、如临大敌的架势，就知道首先是他们自己打心眼里就从来不相信什么“和谐社会”的说教。特权势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就意味着无所不在地与社会对立！基本社会结构如此，社会怎么可能和谐？！
他们自己不相信还要喋喋不休，意在如何，不言而喻。
因此，我说各种力量的博弈和短兵相接的较量不可避免；但请注意：这是比喻，肯定打不起来──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打”。
与“四五”或“四加二加四”（原谅我这么荒唐──笔者）那两次面临的形势不一样。人心思变，人心可变，人心在变；不变的反民主顽固分子越来越孤立，不会有多少自觉的追随者；而在互联网时代，即使像风波时那样蒙蔽视听于一时也不再可能。
非常遗憾，许多人没有敏感到社会信息主体互动方式的这一根本性、革命性的大变动对历史运动基本模式的决定性影响，这可是最关键视域的关键盲区！
想一想人类社会信息主体互动方式前两次革命──从口头互动等现场互动到文字互动、其它抽象符号互动等“抽象系统”全息互动──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不可逆的历史后果，就可以知道笔者此言不虚。
意识创新和价值创新能力归根到底将“决定”文化力量对比关系，而一切极权政体存在的前提恰恰是扼杀和窒息这两方面创新的任何可能性──极权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物对社会无所不包的操纵、监视和控制就意味着这种“文化自杀”。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恰恰是自称“代表”或者可能“代表”什么“先进文化”的极权政治势力，在其影响所及范围内，一直在推进这种“文化自杀”。
然而，内在的、永恒的“天行健”、生生不已恰恰是文化构成的基本动力特征。
甘于或可能终于“自杀”身死的文化主体，通常毕竟只是文明演变过程中的特例或者异数──尤其像中华文明这样已经被历史证明再生能力最强的文明体系的整体性自杀，至少现在不可想像。
因此，即将灭亡的只能是自己不愿意好好活着、也不愿让别人好好活的自称“代表”（亦即完全彻底控制）或者可能“代表”什么“先进文化”的极权政治势力，而不是中国文化。
由此推论，我更多的议论集中在文化再生的理论层面，尤其是我最近对国民信仰状态及其文化再生意义的研究进展上。
这位朋友既是爱因斯坦的同行、又是心仪爱因斯坦的“纯粹”学者。他说他现在的信仰跟爱因斯坦一样。我对此赞许，但不无保留。
信仰毕竟主要是哲学领域或者神学领域研究的问题，而爱因斯坦毕竟主要是在科学领域活动，其信仰追求达到的哲学或者神学意义上的清晰性、确定性大概远逊于同时代哲学领域或者神学领域的一些大师。
缺乏某种体系的一贯性和完整性，也是他的信仰境界难免的一种局限。
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人尤其不可能全知全能。就感应和思维方式而言，此长则彼短，此长则彼消也是绝对不可能超越的个体信息存在方式的局限。
个体信息加工空间的有限性、大脑活体存在的有限性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长时元认知结构核心再生周期的有限性，都客观上规定了个体文化创造能力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毛泽东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红太阳”心态恰恰是一种趋于极端的现代文化蒙昧心态──亦即某种现代邪教教主意义上的政治大独裁者心态。
毛自我感觉良好的疯话臆想俯拾皆是，尽管如同一切疯狂状态都有其某种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一样，毛的东西有时不是绝对没有某种天才的闪光，但总体上的极权信仰体系、极权意识形态体系的特征决定了他的一套对文明演进只有破坏性，而没有建设性。
希特勒的某种意义的军事政治天才，难道谁能否定吗？同时，说他的极权信仰体系和相应的政权体系对人类文明具有根本上的破坏性也不可能被否定。
前天（1月24日、星期一）下午，我要查找中共党史研究前沿的若干问题的资料，比如陈云研究，今夏恰逢陈云先生百年诞辰。
照惯例，我先到王府井或西单图书大厦，因为这里是出版前沿信息荟萃之地，网上没有的，这里也会有。国图不行，新鲜的不可能有什么，也太远，一大堆繁琐手续令人怯步。
最好的办法是跑毛家湾，但人际交往的“交际成本”太大，光时间就耗不起，大多数学术会议我都不去，因为大多都是“有领导”的。这学术探讨，一领导准变味儿，凑热闹或者拉关系、造声势、甚至“注意力经济”的意思多，还不如私下电话上侃无拘无束，更直截了当，更有实质性。
很顺利。有关陈列集中有序，很快就浏览了一遍。有本汇总陈云研究论文的书真有用，但定价太高，等等再说吧。也许别处有打折的。又浏览了一阵子别的，眼睛看累了就出去走走吧。
（二）
不知不觉，外面早已华灯璀璨。
冷风扑面，忽然想到有个现在举世瞩目的地方就在附近，也应该去去。于是就溜达着找这个地方。结果方向错了，转了一大圈又转回王府井大街。找个人问问吧，但对象可得物色好，要不碰钉子事小，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可真麻烦。
正好，听到停放一大片自行车的某处，有一男子正对一位老者眉飞色舞地神聊，说的是某健在大师级名伶的风流韵事，其惟妙惟肖、生动传神好像他就是把人家正在起伏不已“高峰体验”状态的赤条条一对摁在床上的那个第一“捉奸”者。可见此君不会拒绝别人旁听。于是我就凑了过去。
此君更来劲了，前仰后合的模拟动作和各种含义微妙的手势也用上了。趁他唾沫稍歇抹嘴、而且不经意瞄了我一眼的大好时机，我毕恭毕敬地问道，可知道富强胡同在哪儿？
两位立马都无言，像打量什么危险动物一样看着我。
不用说，是等我主动交待去那个是非之地的动机。我只得进入角色，进入剧场情境──无恶意的逢场作戏。
我说我有位外地老乡来北京，这两天住在我家，今天他说一定要去那个胡同看看，他认识那家有的人，我劝也没用。可是中午离开前，说好回来吃晚饭，但这么晚还没回来，我得去找找他。
“神聊”（暂定名，因为我始终没有问他尊姓大名，以便彼此对话无所顾忌）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了。他忽然亲热地介绍站在他对面的“默老”（也是暂定名，因为他年纪大，而且始终只听不说）：“哎呀，你们还是老乡呀！”
“默老”还“默”着，只是矜持地点点头。
“我在你们那儿插过队，在××铁路局干了六七年（或者更多，我记不住数字，老毛病了──笔者）。”
“神聊”又问我年纪，我回答了，他自我介绍说：“我是51年生的，差不多。”
又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搞研究的。
问我在哪，研究什么。我说跟中科院某所一位副研合作，研究与大脑结构有关的项目。
他说他跟电子所某人很熟，等等。
然后就详细告诉我富强胡同怎么走，离老舍纪念馆多远等。
说完了，他就“时事开讲”，畅谈与那个胡同有关的问题。
“你那个老乡也是多事，去哪不行，偏去那个地方！共产党他妈的什么事做不出来！武警都真枪实弹一级战备了，汽车都发动好了等在那儿；国民党反攻大陆了？美国人又到了鸭绿江边儿了？都不是吧？养那么多武警想对付谁，他还不知道？大傻帽一个……”
我冲着“神聊”君的满嘴酒气（想像的，最近我感冒，嗅觉失灵）解释说自己对这类事不感兴趣，但老乡既然认识那家有的人，打过交道，想去表示表示也是人之常情。
“表示什么？他上台就行？共产党都一个德性！看看这些商店，哪个是一般老百姓敢进的？过去也就是排排队，但敢进。把国家都弄成什么样子了，还成天什么‘小康’‘大米’瞎掰活，他们一伙早他妈的‘大康’、‘巨大康’了……”
有些针对现在台上的有的领导人的指名道姓的话还难听，而且具体传闻难以核实──比如牵涉到家庭成员财产登记，考虑到 “承受能力”问题，就免了。咱们的领导人就喜欢别人把他们当小孩子哄。没办法。
我道谢了，就一路溜达过去了。
“神聊”君好像是就住附近的，但消息不太灵通。实际上，那位名人去世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19日，前去吊唁的人就能自由出进了；此前也不是一律不让进胡同，当地的居民当然不可能限制，就是吊唁者，也是只要说出认识那家的谁谁谁，也就准入。
而那家的几个孩子，当年别说，即使现在，有的在某个圈子的知名度也很高、社交面很广；比如原来负责过长城饭店、后来是业内赫赫有名的嘉年华拍卖行老总的一位女士就是如此。所以，真想进去的还是不难进去的，不像以前查得那么严。
但一般想去吊唁、或者因为好奇想进去看看的，一看戒备森严的阵势，加上由于信息封锁──官方严控的传媒一律只发过那么一条小消息，然后就装聋作哑；于是除了境外电台的听众空前增加外，各种流言蜚语一时纷至沓来，使缺乏独立信息来源及其分析能力的一般人，难免生出一系列想像或自我暗示。
“神聊”君的情况大抵就是如此，但也不仅仅如此。任何自我投射都有其文化心理发生机制，一介草民“神聊”君的“厌共”、“怨共”乃至某种“反共”心理也不会例外。这里不可能深入探讨，就此点到为止。
（三）
靠近富强胡同口的状况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停着几辆亮着顶灯的警车，有一辆刚驶过。便衣一看就能看出来，该部署的地儿都部署了，大约隐蔽处还有待命的，这也很正常。
我先溜弯儿似地在富强胡同口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一遍，只见胡同口聚着几个身穿军棉大衣的大汉，扎堆闲聊什么。胡同里也有类似的一堆。
除了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同胞之外，暗淡的街灯光晕下，口外、口里空无一人；刚好，连风也早停了，扬起的灰尘也没有。
空气总是不无某种混浊、氤氲，北京城区难得一见的当空一轮皓月高悬苍穹，孤零零地注视着这冷漠、而且虚无缥缈般闪闪烁烁的一切。
与咱们负有特殊使命的同胞打交道，我也算老油子了。
王丹还在国内、但没有二次入监的那阵子，有位外地远道而来的朋友一定要见王丹一面，我请他考虑是否真有必要，他说必要。那我就只好“舍命陪君子”，拍拍胸脯打保票，说是一定让他走一趟“平安里”。实际王丹家在新街口西某胡同，这里是幽默。
到了胡同口，地形什么都观察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成竹在胸，于是进入剧场情境。
我们买了些蔬菜、水果之类提着，而且嘴里还嚼着老油条。然后大摇大摆、目不斜视地径直走向王丹家那个单元的楼梯口。我事先已经嘱咐那位老兄，进入敏感地区时守口如瓶，最好憋着连屁也别放一个。因为此君系浙江人，喜欢喝绍兴老酒和大嚼大吞话梅鱼片之类的零食，放出屁来也是外地气味，万一有关方面部署了气味探测分析仪器，那不就麻烦了！
还好，畅通无阻地到达王丹家那层楼的上一层，往下看看有关人员还都各就其位，没有人跟上来，就向下返回，走到王丹家门口敲门。很快就开门了，是王丹妈妈开的门。老人家显然不认识我们，以为我们是有关人员，就开着门问我们有什么事情，我说我是王丹的朋友。
这时王丹从里屋出来（记得当时他好像正在写什么），握住我的手寒暄。
1993 年底，我出狱不久、应朋友之邀进京时，曾作为客人与另一位也是刚出狱的前高自联某常委──秦城时曾经一个号里待过，而且一审出庭时合戴过一副手铐的难友，一起住在魏京生的一位同学家里。有回这位女主人宴请宾客，魏京生、王丹等都来了，于是与王丹有过一面之缘，他当然认识我。在秦城时我对他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尽管手里还有别人转赠我的有王丹题词签名的一本英汉对照英国名诗100首。
王丹妈妈很客气地斟茶请坐，我们谢过但没坐下，而是进里屋看王丹的藏书，一边闲。聊了一会儿。我俩始终担心有窃听装置，不可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刚好王丹接国际长途，那边通话的肯定是位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滔滔不绝；而这边王丹则冷一些，只是应对着，好像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我乘机催同来的朋友离开，显然久留不宜。他听我的，于是告辞。
我记得那次我送给王丹《哈维尔自传》──也许是《瓦文萨自传》或者两者都有，对人类记忆的可靠性必须时时抱怀疑与审视的态度。
一想起中共有的法官主要凭来历可疑的（比如通过逼供、诱供）有的证人的回忆，就界定什么法律事实，甚至判人死刑，我的头皮就不禁发麻！
这类假法律名义的愚昧、轻率或疯狂何等可怕！
他们可是在以国家的名义这么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一天这种厄运说不定会突然降临在谁的头上……
记得哪次我还送了我在狱中时几首诗作的抄本。有一首致爱因斯坦的，特意托他转交许良英老先生，因为他说他常去拜会许老。
还好，一切正常。我们顺利地出了胡同口，就近进了一家小吃店，看看午饭时有什么吃的。
不一会儿，忽然坐在一个角落抽烟的几位男子一起冲出饭店，直奔停在路边的一辆轿车，紧急发动后飞驰而去。
后来才知道，实际上还可以看成个大孩子的王丹又搞了一个恶作剧“寻开心”。
说起当年被中共有关当局当成“要犯”通缉、逮捕“归案”的大学生领袖们的“大孩子”做派，作为年长他们许多的同监难友，当时就嗟叹不已。
秦城犯人的生活待遇，尤其是伙食比有些外地监狱差得多，因为自己不搞生产，还有管理很严。大学生们正是年轻力壮、饭量大，而且活泼好动的年纪，半饥半饱的动物一样被关在大铁笼子里，向来就有“馋监饿牢”之说的“铁窗风味”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下，对有的刑事犯为计较一小块咸萝卜干，打的头破血流之类的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但即使如此恶劣的环境，小青年淘气的天性还是无法压制住。每逢调换监号，他们刻在墙上的×大侠到此一游之类的留言与隐隐约约的文革犯人留字的新痕旧迹一样引起我浓厚的兴趣。
因为粉刷过几层，也因为闲得无聊，有时盯着墙壁仔细辨认要半个多小时。但监规森严，不能说破自己在干什么。
有个牢头还真以为我因为“压力太大”而“神经”了，结果报告管教后叫我谈话。
管教据说受过高等教育，有空常找我探讨犯罪心理学，而且向来对良心犯另眼看待，能放一码就放一码。我老实交待了自己的动机，还说有一处好像有“姚文元”的字迹，他笑了起来，说清监时他也瞅瞅稀罕，支持我“考古发掘”，只是说要注意影响；于是后来没事。
监所规则之一就是不准大声喧哗。可是听说学生楼那边曾经有时全体合唱，甚至“大义凛然”高唱《国际歌》，软硬不吃，弄得狱政当局束手无策。
其他捣乱花样还多得很。后来只好拆散他们，分别关到别处。
我当时问一位熟悉世界历史的年纪较大的难友，哪个民主国家这么对待过“娃娃”“闹事”（我学着邓小平先生说明白话时的口气，而且用四川口音）？对方苦笑着说：“咱们领导人尽搞些突破‘吉尼斯’纪录的荒唐事，可偏偏大权在握，而且周围围着一帮超级马屁精。”
小王丹这回“捣乱”的方式是：旁若无人地走出胡同口，大概忽然奔上事先约好路过这里的一辆什么汽车疾驰而去，于是发生上述“好莱坞动作大片”一幕。
（四）
不久拜会许良英老先生一幕，没有这么“好玩儿”，但同样令人难忘。
那时许老家也享受跟王丹一样的“国家级”待遇。朋友带来了许老家乡──浙江台州父老的问候和一点土特产，讲了当地引起官民冲突的某事件及其各方面的反应。
许老毕竟年纪大了，又长期案牍劳形，步履稍显蹒跚，中气似乎略有不足；且学者生涯使然，言谈谨慎，语调从容徐缓。
朋友吹了我一通。许老问起我近况，我如实回答因为判刑就“双开”（党籍、公职都开除，三十多年工龄一风吹了），现在还没有工作。
许老拿来一个纸袋，里面装有大约二三百德国马克，要我收下。
我解释说老婆有工作，亲友也已经都有所接济，还是给那些更困难的人好。
许老坚持给我，要我在一张单子上签名。
我只好从命，并表示会把德国朋友的关心，关心到最需要关心的地方。
后来这些钱一分为二，一半托朋友花到浙江那边他熟悉的处境困难的良心犯难友身上，另一半我给山西的难友。
不知为何，据说山西当局有关方面平时严打杀人往往严上加严，当时对风波后被捕的良心犯特狠，判得都很重，狱中待遇也很苛刻。
相比之下，浙江似乎好一点。比如因为美籍华裔人士吴弘达冒险录过相而出名的、笔者呆过的四监管理就颇为规范，对犯人的文化学习抓得不错也是事实。
我是山西人──红脸关公的老乡，连欧洲人都熟悉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那一带的大山里。
我父亲生前是很受乡亲们欢迎的业余说书人。直到七十多岁，《说岳全传》讲起来还有声有色，根本不用提词儿什么的。
外祖父是清末民初当地最负盛名的教书先生之一，母亲一家的传统文化教养可想而知。
老外喜欢京剧脸谱，民间传统文化就兴忠奸分明，所谓“正邪自古同冰炭”，捣浆糊诡辩没市场。曹操就是白脸，当年红色大文豪郭沫若先生给他涂上了几笔红油彩，关公后人、山西老乡就直摇头，说不像不像。
简单化？“只有那□面疙涝涝，还有山药蛋”；倒上醋就大嚼大餍，复杂得起来吗？
再说“老西儿”的抠门、和“凿”──认死理儿，过去是全国有名的，要不怎么会有晋商一脉？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为嘛被老蒋看上把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交给他？老蒋还不就是看上咱“老西儿”的抠门、和“凿”──认死理儿？
不过也有文绉绉的说法：“燕赵自古多慷慨豪杰之士”，家乡当年是《东郭先生》上的赵简子的地盘。
我1989年7月13日被捕第二天，有关部门为了上电视宣扬“平暴”，兴师动众重新拍摄“捉拿”所谓中央点名的“要犯”的“光辉历程”。
于是乎军警荷枪实弹护卫，好几辆警车鱼贯而行，大街两旁观者摩肩接踵、重足瞠目，盛况空前。
我也乘机拿捏姿势，来了个“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出色表演，大有“高大全”盖过李玉和的样板戏劲头。
不过实话实说当时只是带了手铐，没带脚镣；而且负责带路“捉拿”我的一位片警老弟（后来这位喜欢读马列的公安，成了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竟然异想天开，跟我大哥商量如何“捉放曹”，要放跑我；但被我大哥及时劝阻，说北京已经来人带我，老三（我在弟兄中排行第三）不会怎么的，他还舍命救过戒严部队一个少校呢，别把事情闹大了。
火车一路下坡驰出娘子关，回头最后一瞥车窗外故乡的绿水青山。
可是，想站起来起不来，一只胳膊被铐在临窗小餐桌上，好像还是软卧，很高级。
负责押解我的两位是北京市局一处还是二处的刑警，很负责，也讲政策，午餐要的荤素齐全，尽让着我先用。
饭后，一位更年轻的找一群他刚才认识的年轻女演员说笑去了。留下的一位文质彬彬，跟我海阔天空聊了一阵子。
当然也说到对我的事情的看法，看来他已经看了些材料。
他说他大学出来干这行，但老实说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最近写论文，内容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有关的。
他纳闷我为何对政治那么投入，还语带双关地问：“怎么你这个中央党校的高材生也反党？”
我没更多解释。只是说他弄错了，我只是函授毕业，不是在校生。
他说你好像还当过状元，我说哪里，是那届浙江全省学员论文竞赛，我获唯一的特等奖，其他奖共四十名。后来到中央，只得了三等奖，但浙江那次在中央一级获奖的就我一个。
类似这种套词、“显摆”，我也是有私心的，希望他至少在关押的具体措施上有所关照。
但一到北京就没用了。先到北京站“船板”派出所受审，戒严部队小战士负责关押。特狠，肆无忌弹；幸亏我说出自己当兵时部队的番号、首长等，而且说了我救军人的事，才免遭皮肉之苦。
其它被捕者几乎无一例外被打的皮开肉绽、惨不忍睹。
记得我们卫戍区部队在良乡看犯人时，出现这种情况，违纪者及其负有领导责任者，肯定都得受大处分。“不虐待俘虏”向来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绝对不得逾越的军纪。
我当兵十几年，初期、中期都是不苟言笑的林总主持军委。林彪治军还是有一套的，哪像喜欢打牌的邓公主持军委时全军经商，腐蚀性极大，结果有的进京戒严部队就那么明目张胆向平民开枪，而且日常生活不无松松垮垮、胡作非为，影响极坏！
各级政法口的问题比军队严重的多。军队毕竟还有老红军传统压阵。后来我被关押的炮局胡同看守所，的确是有组织、制度化的“威虎山”“座山雕”土匪“管理”模式──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厉行种种酷刑，真成了摧残、虐待在押人员的活地狱！
说起那些惊心动魄、光怪陆离来就话长了。以后有空再聊。记得后来我曾经口占二截，以记被捕和移押感受：
严阵合围气势雄，无非所向一书生。
夸夸空论纤纤笔，钳口何须动刀兵！
京华北望蔽彤云，雨过燕南不解腥！
水复山重人此去，九州急难却乡情。
恋乡之情，人皆有之。儿不嫌娘丑，但也用不着遮丑、护丑。
山西不少地方现在风气坏多了，老辈的人都说从来没见过的赖、刁、阴、奸、滑、狠、坏，以及假、冒、伪、劣、丑都有了，而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可是全国哪儿风气不坏？台湾？──可是那里从来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呀……
不过说句公道话，现代化的确要出现许多“从来没见过的”；有一利，自有一弊；“从来没见过的”的电视、电话、手机等进了城乡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家，不也是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功劳吗？
笔者的伟大的同行，墨西哥已故诗人和思想家帕斯说的“诅咒的现代化”，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独立文化传统的文明体核心国家大抵也带有某种历史宿命的性质。什么“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早就念叨腻歪了的老调子，但人们还是常常恨恨不已、骂骂咧咧：有汽车的骂公路，住新房的骂装修，讨饭吃的骂保安，考研究的骂教授，当小官的骂大官，当大官的骂民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能骂、敢骂、会骂（适宜地、负责地公民式地自由宣泄）难道不也是现代化的一种社会自由境界吗？
不通人情、不懂人性，满脑子“形而上”死教条，遇到“形而下”的真问题就捣浆糊、犯迷糊，分数线过不去就梦游北大──“一塌糊涂（一塔湖图）”；没带钥匙进南开──门都难开；开不了窍的泻黄蛋──满脑子“复旦”；武大郎办“武大”、孙二娘宰电大……等等是关系到现在大陆许多文凭武凭样样不缺、就缺德缺才缺水平的居上位者、执权柄者“出身不好”“先天性残废”的大问题。
在汗牛充栋的西方法哲学著作中，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可是本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博氏本人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的哲学思考，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其中，他对法律的秩序成分和正义成分做了详尽而深刻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律与权力、行政、道德、习惯等其它社会控制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哲学上的分析，最后还对法治的利弊予以了评价。”
的确，“这部法哲学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面面俱到，而在于它能引起读者认真而严肃的思考。”
上面这些话是此书的中译本序言上的话，译者邓正来可是大陆稀有的正而八经高水平的学者。原在中国社科院，后来到吉林大学去了，笔者说其此事，真为社科院可惜。
有朋友不赞成我的看法，神秘兮兮地问我知道不知道鲁迅真名叫什么，我说当然知道
他说“树人”翻过来看是“人树”，学者作家等都是第十三属相──属“人树”的。站得住脚、扎得下根的地儿，“人树”不会挪窝……
我恍然大悟，我说可不，不少科研机关的领导把研究人员当手下的办事员、技术员──也就是贯彻某种行政意图的“螺丝钉”，用不顺就扔到一边，连研究经费也拿不到，不如大学老师还能讲课“挣工分”……
扯远了，还是“说书”。
现在的大小官官都兴动辄“说法”，好像他们最懂“法”！
其实他们最扯淡！天津人讲话：懂嘛？
把法律技术化是技术官僚法学思维的根本性愚昧之处。
不懂本体、主体，把法律仅仅看成他们随心所欲控制社会的工具，是这些重量级“文盲”（“文化盲”）“法盲”（法治观念、法学思维“盲”）对法哲学根本没入门的价值愚昧特征。
这些人脑子里的“以人为本”是以作为极权控制“螺丝钉”的“社会机器人”为本。没辙，你跟幼儿园小把戏讨论微积分，还不真不如“对牛弹琴”──听说牛听音乐能够多产牛奶……
算了，也还是“点到为止”吧。
父老乡亲说起山西官商勾结的腐败、尤其是省城太原的乌烟瘴气，无不咬牙切齿；下层早已不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求告心态，而知识界的舆论似乎也有激进如赞成“夫民今而后得其反之也”的（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如果老百姓今天才有报复的机会，就应该报复。
前几年曾经轰动一时的某农民因为坚持上访揭发腐败被各级官僚机关置之不理、处境恶化，因而丧失理智连杀十几人，然后从容伏法赴死的恶性暴力犯罪案件，发生在山西决不是偶然的。
腐败不败，矿难未已的社会结构性的特权势力反对党内外民主改革的深层问题至今为当局刻意回避（前不久山西省一位主要领导在央视空谈通过所谓“明确产权”解决矿难的“新思路”就是这方面最新证据之一），虽然可能因为暂时的经济增长势头（比如煤炭供不应求）掩盖矛盾于一时，但如此两极急剧分化地“发展”下去，社会冲突“火山爆发”无非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事情。
尽管越穷的地方，吃皇粮的知识人士（如公办教师、其他“国家干部”）相对社会地位越高，自己的社会“存在”越需要“稳□压倒一切”。但知识分子的精神超越性或理想主义不是一点不起作用。再说山西一些地方是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民主传统毕竟还多少在起作用。上年纪的老百姓动辄拿当年的八路军如何如何说事，腐败和社会不公格外刺激民心。
于是不少老百姓对他们认为“篡党夺权”、“红皮白心”的“假共产党”巴望有“今而后得其反之”的一天。有时我一回去，就有人围上来问我：“怎么样？北京有没有人领头？你们还等什么？早就该造狗日的假共产党的反！”等等。
1993年冬，一位风波时入狱的山西某高校青年教师在狱中已经瞎了一只眼睛，还有一位生命垂危。我买了些过年慰问的东西送给前面说的一位的夫人，说明钱不是我的，是马克思的老乡捐的，这位在大学教英语的女士感慨不已，中共可是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啊！
那次是我迄今唯一一次拜访许良英先生。许先生的道德文章，我是早就仰慕不已，尤其是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正如他的高足弟子仲维光所评论的，与国外的同类研究相比决不逊色，而且有所超越。
说到我在狱中的诗作，他说他不大懂写诗的事。但说到我有一首是致爱因斯坦的，他马上就要看，我说已经托人转交了。他从书桌上拿起一本封面已经翻的破损的《爱因斯坦文集》递给我，一边介绍书的内容。我翻看了目录，然后放在旁边茶几上。
许先生可能有所误会，过来取回书，解释说这本有批注，是他必须保留的。我赶忙说我会从外面找到的，不是要借这本。
学者一般不会轻易借书给别人，别人一般也别开这个口。圈子里的这个不成文规矩我还是懂得的。
那次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他对一些活跃人物（指已经出狱或者没进去过的异见人士）的大体评价。记得他强调知识分子要多动脑、动笔，不要光动腿，跑来跑去。还强调没有言论自由，什么也无从谈起，不要做华而不实的事。
老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像许良英、李慎之、李锐、何家栋等等类似的党内外一批民主老人的远见卓识和高风亮节，的确是后辈的宝贵精神资源。
传统是“传”才可能“统”的。有的骂倒一切民主前辈，以为自己加上身边的小圈子就能“开天辟地”的“自由主义”“斗士”，实在孩子气的可悲而且可怕（其中有人的背景十分可疑，为打进中共而刻意表现的比红还“红”的当年国民党特务一套，现在中共有关人员也常常效仿，只是笨得多，也更加恬不知耻，其表现形同翻云覆雨的政治小丑，常常交手几个回合就能被多少有眼力的人识破）。
古训云“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中共将来如果灭亡就会灭亡在这两条上。
居上位者“无容”而贪欲，才疏而颜厚，缺德而虚骄……等等“兽化”人格变态不一而足。
而且靠强权招摇荧屏或其它可能出镜、露脸的公共空间，常常引起下面一片奚落乃至诅咒，而其中有人的“自我感觉”还美滋滋、飘飘然（不禁令人想起当年他们的异国前辈齐奥塞斯库夫妇）！
大概所谓见了黄河也不死心的反动“路线”使然，冥顽至此，不亡何待！
如果取代者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就吃你这一套？肯定不会，不会。
我们永远纪念刚辞世的这位中共老总的理由之一也在于此。中共里面有各种人，反对中共的也有各种人。好人就是好人。好坏不是因为历史安排给他的地位在哪儿。
（五）
刚才回顾了一番如何如何与咱们负有特殊使命的同胞打交道，如何如何变成铮光瓦亮的政治老油子过程中的几件事，细节难免有不当之处，而且很可能因某种自我欣赏心态而无形中自我美化或拔高。好在不才无意角逐任何评奖，也不是要打官司。诸君就姑且听之吧。
话说前天晚上“踩点儿”之后，就思谋进那个神秘的胡同看看。但时间太晚了（已经22点多），且这么久无一人出进，而且明摆着警戒森严。人家会怀疑你既然不是这里的居民，这么晚进去肯定“别有用心”。
但来都来了试试运气总可以吧。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我顺手理了一下显得乱草一样的鬓发，扶了一下平光黑边眼镜，尽可能像个斯斯文文的学者模样，大大方方走上前去对一位刚才别人都听他在讲什么事的、也穿棉军大衣的大个子发问道：
“请问，这里是富强胡同吗？”
凑在一堆说话的四五个人全部转过身来看我。
“你有什么事吗？”
“赵××家是在里面吗？”
“赵××”这三个字显然使他们立刻紧张起来，离我稍远的两位下意识地前进了一步，形成了一种半圆形的合围态势。
“你要做什么？”
“我有个老乡从外地来，下午就到这里来了，说他过去见过赵××（您看，我又升级了，刚才还对“神聊”君说这位虚拟老乡仅仅认识赵家人呢……），这次碰上事了，要来看看。”
“里面没人了。”
“他说最晚下午七八点回去，晚饭在我家吃，但都十点多了还没回去，他又没带手机，一直联系不上，所以我来找找。”
“里面没人了。”
“不会有事吧？”
他们好像立即明白我的意思了，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
“来这里看看不会有事……不会…不会…”
好几个人同时回答我。
“他大概已经回去了，也许正走在路上，里面早就没什么人了。”
这是那位首先回我话的大个子说的。
我只好道谢，转身离开，向灯市口十字路口走去。
走了不远，一位后面走来的女士超过我时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下意识地以为有跟踪的，因为那次拜会许良英先生离开时就带上了“尾巴”，幸亏我们发觉了，就没有直接回住处，绕来绕去，终于确定甩掉了，才上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回住处。
几天后发觉我的床铺下几件东西被人翻过，原因不明，但肯定与那次被跟踪无关。
老跟一些“敏感”人士接触，遇到点小麻烦也在预料之中，让他去吧。
不过这位女士肯定不是“带任务”的，我一直盯着她远去的身影──那走路扭扭搭搭的松垮样子也不像受过训练的。是我神经过敏。
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权社会中人们对无法无天的国家权力的无时没有、无所不在的种种恐惧──除非你甘愿“莫谈国是”、做政治奴隶。
（六）
走到十字路口，多年搞新闻的积习难改，总想多搞点现场调查。见北边灯光朦胧的一饭店门口，一大约十五六岁的女孩亭亭玉立，刚关上手机，好像在等什么人。
我上前问她几点了，她看了看手表，然后悦耳动听的京片子响起来，告诉了我时间。我乘机问她可知道富强胡同在哪儿？她矜持地摇摇头，蛮可爱地对我嫣然一笑。
我还不死心，说你是北京人怎么会不知道赵××家就在附近？她更是一脸茫然地摇头，似乎奇怪我怎么会这么说。
沿王府井大街向南又走了一段，一位满口河南口音的三轮车夫迎上来拉客，来者大约三十多岁。
我顺便问他可知道赵××家在哪？他摇头。
我知道他的河南老家有人设了灵堂，就说还是你们老乡呀！他感到莫名其妙。
正好有人招呼要车，他匆匆离我而去。
接近子夜的王府井大街，更加显得空旷。偶尔只有刚打烊、穿着一样色彩鲜亮然而式样呆板的工作服的年轻女服务员们成群结队说笑着走过。
周恩来去世、胡耀邦追悼引起的那两次的大风大浪种种激情文化政治场面众所周知，后一次自己还是小有影响的局中人。
而1997年春邓小平去世后第五天，24日傍晚，我和一些北京市民站在永定路口一带大街两旁等待八宝山办完邓公后事的车队返回的场面还恍若昨日，历历在目。
靠近301医院的这段路是人们聚集最多的地方，其他地方人不多，有的还是空着的。
难怪车队驶过后，有位男子故意大声说：“比周总理那时来的人少多了。”面向围观群众站立的一位公安人员转头瞪了他一眼，他边走开边挑舋似地嚷嚷：“就是少多了！少多了！”
但围观的大多数人一直沉默着，而且警戒也显然比周、胡后事那两次紧张、森严得多。
被阻拦在交叉路口处几十米内的汽车，公安人员都要上前提醒司机必须灭火就是一例。
从当局视角看，这种戒备的确很有必要。此前个把小时，我在五孔桥附近某工人住宅小区内的一个小吃店吃饭时，就听见附近一桌几位边喝二锅头，便议论时局。
有个说要买鞭炮放，还说要到长安街撒传单。
另外一个挖苦说“你小子就会背后骂皇帝，白天在厂里看电视还装着哭丧着脸”；
另一个说也不能光怨老邓，也许后边这一拨头儿，还不如老邓能办事……等等。
那位说是要撒传单的立刻反驳说：“办事？办什么事？──坏事！你翻什么白眼？89年办得不是大坏事？我们亲戚的独生子就死在那次……”
在永定路口等待时，站在我旁边的一对儿看似知识分子的中年夫妇的小声议论，给我印象很深。
话很多，但显然是由衷之言。
大意是比较毛、邓两位去世时的局势。
女的说还是邓安排的好，看来不会出什么大事。
男的说毛的想法也不是都没道理，但不实在，尤其是整人不得人心。
女的呼应说，可不，原先出身不好的处处小心都不行……旁边有位看上去像他们同事的女士提醒：“平反冤案可是胡耀邦的功劳，老邓还不是把他打下去了。”
那对夫妇说人都有缺点，但现在日子跟过去没法比，办年货不凭票你不能否认吧……三人的议论有分歧，但心平气和，总的还是说好。
当时我本来打算写篇民间对邓的不同评价的分析文章，提纲都列好了，考虑到根本通不过审查，只好作罢。
第三代控制传媒的最大毛病就是做秀、弄假、报喜不报忧、糊弄老百姓。其实也是他们太缺乏自信，不懂文化、没有自己的真正信仰和理论的深层的自卑情结使然，所以色厉内荏，时有过敏反应，自己拆自己的台。
天下安危系于一身，一人离去，地球就好像要立马停转的毛时代的全能政治社会气氛的确变态。但如果人民都变成马克思说过的普鲁士臣民那样，不是只管私人生活，就是什么也不信，对政权的异己感总是挥之不去，这种两极震荡心态对民族复兴决非好事。
民主国家公民对政治人物的不同认同，对不同公共选择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总是民心向上、民气蓬勃的好事。
像现在这样，许多普通人私下恨恨不已，但慑于暴政淫威，只能皆“莫敢言，道路以目”（路上遇见相互以眼神示意，对“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的“不让人说话”的暴政敢怒不敢言），似乎凭借高压一时偏安，但社会不满、乃至社会仇恨等非理性反弹力量日益积聚、蓄势待发，其后患可想而知。
当局如果因为一般老百姓，尤其对被个人享乐自我中心主义腐蚀到了只斤斤计较自己眼前利害、其它事情一概没兴趣的病态独生子女青少年文化非但不惊醒，反而为了避免风波局面重现而刻意纵容，那么就意味着为了权力集团一时的利益，牺牲民族精神的发展前途。这是不折不扣的严重历史性罪恶！
现在社会健康转型的希望之光似乎可以说关键在中共的党内民主，而且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实际上客观看待民众赴京上访、乃至通过聚集等非常规方式向当局请愿等情况，其中不是有他们至少对中央领导并没有完全绝望吗？
即使真的许多民众热衷于用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他们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前中共总书记的怀念和敬意，还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位总书记代表的中共前途的不同于目前领导层视角的另一种选择，抱有某种向往和期待吗？
这不正表明人民多少还是期待中共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的吗？况且目前的领导层不也正处在选择的关键关节点或临界点上吗？
民心、党心、军心如此思变，正是深化改革开放求之不得、取之不竭的历史变迁的宝贵动力资源。
难道领导人就只能“一棵树上吊死”或者“活人硬叫尿憋死”──不能换个思路面对问题、换个范式重振旗鼓、换一种心态走向未来，别开生面、另创新局；不是死者支配生者，而是生者选择或弘扬死者……等等等等。
我不久前发表文章论述“没有解不开的政治死结，只有垂死的政治力量”，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向来主张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在下虽然区区一介布衣，且才微识浅，然向来笃信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等等古训，因此不揣浅陋，对中共如何走出目前的僵局、如何解开前人结下的政治死结，略陈一孔之见，聊供决策者参考。
不妨大胆设想中共“抓大放小”：亦即决策层果断抛弃不同利益集团意义上的派别私见、私争，撂置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之争，一心一意为党的政治前途考虑，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立即着手启动党内决策和基本领导体制的改革，在做好各方面准备的情况下，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充分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所谓“做好各方面准备”牵扯面深广，容当后议）。
直截了当说，这是因为种种原因，十六大没有能够解决全党新时期进步和团结的起码基础──在坚持共产主义核心价值和民主传统的前提下，实现思想和组织上的现代性重建意义上的历史转折。十六大有点像十一大，只能具有某种过渡性，而不可能成为根本上承前启后、开创前所未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新局的标志性会议。
筹备和主导十六大者无德无才、当然也就无胆无识担当如此大任。会前会上会后搞了多少摆不上桌面的小动作、小把戏！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不可能以捣鬼成大事──鲁迅师字字一针见血的名言，现在听来尤其振聋发聩！
你们那两下子，不行就是不行，开动自己掌控的传媒，对自己的人民搞疲劳轰炸之类的“心理战”，立意就大错特错，遑论效果！
权威不可能虚拟，历史不可能化妆！
主其事者以为“功成身退”、自己已经神机妙算、安排妥帖，就可以虽不在位而操纵在位力量互动大局，不仅安享尊荣，而且亲信附庸力量既得利益有增无减、皆大欢喜，等等等等；现在看来很可能成为一枕黄粱！
于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就只能是“另起炉灶”，亦即适当时机再开一次大会（不一定非得是提前召开十七大）。
除目前的代表中仍被新的一轮党员普选认可的外，还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对各种政改纲领的充分讨论和辩论，并选举相应的新的代表参加上级党代会，直到逐级普选出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至于具体选举技术性问题（比如比例代表制等），有关专家不难解决。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一定能一步到位就全面完成关键性的改革，具体办法完全可以集思广益，笔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说着说着说到这里了，就斗胆点评一下中央港澳办某位领导人教训香港立法会时说的大凡“共产党自己的事”，似乎党外毋庸置喙的屁话。
这位大人的说法实在强词夺理，不合逻辑。中共一直是执政党，党内的大政方针、重要人事问题，举凡牵扯到执政问题的，党外人士有所参与和表示，怎么不可以？！香港同胞这么做才是真正的“爱党爱国”！你究竟爱什么，你自己清楚！
当然，话说回来，任何重大问题、根本性问题上的全国性的对话沟通都有个过程、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否则对话变成对抗、甚至对打、对杀的，史有前例，无一不血淋淋，不赘。
我看，对话各方至少要保证“只动口不动手”，如果理屈词穷，就耐性听别人说，服从真理。当然也可在遵守宪政规矩的前提下保留并继续传播己见。
执政者负有保障基本社会有序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非常时期可能发生的社会严重失控防患于未然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有以阴暗心理觊觎权柄、窥视江山社稷的极权余孽、政治阴谋分子或者文明破坏团伙才唯恐天下不大乱。
但民情民意被高压既久，一旦得以宣泄，难免不无越轨。“无规矩不成方圆”。越轨就矫正，必要的强制不可无，但强制大多数就必然陷入暴政。
这个分寸的拿捏就看在位者政治智商和手腕如何。
中共精英许多人久经历练，治国治党人才济济，真正实行党内民主，何忧无源源不断、层出不穷的脱颖而出者？在上者如果慧眼独具、开诚布公、周公吐脯、肚里不仅能撑船，而且能开汽车、过飞机，何忧不会得道多助、应者云集、反侧自消、天下归心？！
党国俱进，友邦称善，民心大顺，前途光明；等等等等──那么个人进退何足挂齿，甚至一己一家宠辱安危，也可在所不惜！所谓“成功何必在个人”？！
国人真民主、假民主、大民主、小民主、没民主、反民主……样样式式都历练过，且讲道理、识分寸、顾大局，总而言之王道仁政治国理想、乃至中国特色的绅士风度 ──所谓“温良恭俭让”君子美德（西方叫做“公民美德”），尽管历尽浩劫，然余韵袅袅、薪尽火传、至今微言大义、一脉相承者大有人在。
从台湾同胞创造的民主化经验看，一般来说无节制的街头政治弊多利少，不要只顾一味煽情，多一些“圆桌政治”的说理说法、你来我去，哪怕唇枪舌剑，高扬社会共享价值，高扬求大同存小异的公共理性结构化巫；等等等等，应当说是更好的民主选择。
这里就有个深化民主信仰的普世性问题：比如相信人类智力逻辑结构和“人性之端”、“初始一念”意义上的良知良能等物种精神的天然统一性；相信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物种天然统一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本体价值，永远是人类大通（不是“大同”）的本体前提；相信适当的文化创造或主体性历史建构可能促成某种程度的和而不同的人性“大通”境界的实现……等等等等，值此信息时代、全球自由民主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新时代，都是既很有必要、又完全可能的事情。
信仰乃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大本。连起码的生命信仰和民主信仰都没有，就在那里迷信暴力、权力、官力、财力、物力意义上的“实力”，无视社会精神价值才是最宝贵的主体性价值，执政者就难免陷入种种“唯物”、“唯我”，甚至动物化的、唯一时一己贪欲的不顾一切的满足的世界末日文化自杀心态，那么你不完蛋，叫历史完蛋，叫全人类完蛋？！
古训云“理失求诸野”，此言不虚。只需执政者眼睛向下、脊柱稍弯──别老像模特儿表演那么高视阔步或者迷你碎步、自作多情，因自我感觉状态太亢奋而“目空一切”，那么民间父老乡亲的政治美德就无所不见。
就说你们这十几年几乎只顾某些先富阶层和中心城市锦上添花，对城乡广大底层的民苦民瘼无暇旁鹜，使他们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委屈，有的甚至弄到衣食无着、家破人亡（劳驾你们放下臭架子，也微服私访一回“上访村”）……等等等等，但老百姓怎么着你们了？学塔利班还是皈依拉登邪教去了？
民间向来有“饿死不盗窃，屈死不告官”的说法。除了沉沦九泉的无数含恨自尽的冤魂外，尚在阳世的“屈死鬼”们，还不万般无奈、万念俱灰时才“铤而走险”──其实大多顶多就是毁家告状、风餐露宿、求告讨饭，像藏族虔诚信佛的同胞一样，千里万里，一步一拜，进京上访，希望党中央能给他们做主，还个公道、甚至仅仅能够讨个说法就会千恩万谢！
中共领导诸君：要是你们自己或者你们的至爱至亲，落到如此地步，可能会怎么想？这味道我年大六可是亲自尝过的！
1978年春，我逃出非法拘禁，换装绕道，避开可能的追捕，日夜兼行到达北京时，一下火车就直奔天安门广场。
面对高高飘扬的国旗，大白天我也不怕人笑话，立正敬礼，心潮澎湃。心里默念：对党对国，我忠心可昭日月，党中央、华主席，千万千万可要为我做主呀……
那时咱觉悟不高，还迷信个人崇拜那一套。再说华主席是咱老乡，那曲《敬爱的华主席》的山西调调听起来多舒坦、多上心……
历尽艰险，甚至舍命进京上访的父老乡亲，对中共、首先是对中共中央寄托了多大的信任和期待啊！世界上哪里去找这样通情达理、忍辱负重的好百姓、好人民啊！
可是你们年复一年巧言令色、“天桥把式”、拿宪法当白条──“服务承诺天天讲，代表话语振耳聋；只是换汤不换药，特权不放要稳□！”
……让我怎么再说你们这些高高在上者──失语，愤然，喟然，默然……
文章扯得太远了，头绪也太多，越到后面越一言难尽，已经中间稍有间隙、几乎连续写了两天一宿了，暂时就到这里吧。
2005年1月26日星期三1时55分至1月27日星期四8时8分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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