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勿忘以史为鉴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现时也可以用来形容台湾岛上各路政客纷纷越海登陆，进行所谓“和平之旅”、“搭桥之旅”、“猛龙过江之旅”等名目的访问。从某种意义来说，台湾几大在野党目前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与四十年代末期中国民主党派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历史常常重复，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在大陆这五十多年来的遭遇，值得中国国民党等中华民国在野党派借鉴。不妨来看看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黄炎培先生的经历。
黄炎培等人的延安行
黄炎培于一八七八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他于一九一七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学校，自此从事教育事业达三十二年。北洋政府两次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蒋介石请他迁居南京，许以官位，并表示想提携其后辈，他不为所动。在当时的中国，他在社会上享有清高、廉洁的美名。黄炎培在投身教育事业的同时，也参与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亲赴南京面诘外长王正廷。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一九四一年黄炎培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一九四五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答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居然就相信了中国历史上这最大的独夫民贼的美丽谎言，相信那当时已经“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延安有了自由民主，他那政经皆通的敏锐神经居然嗅不到延安空气中的血腥味。其实，就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黄炎培在延安见到的王实味，就是在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被关起来，后来在一九四七年被杀害的。在“延安整风”中，三万多共产党的干部中居然抓了一万五千“特务”出来。黄炎培回到重庆，写了《延安归来》一文，为共产党争取民意，特别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民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委身共党下场凄凉
当时赴延安访问的六位国民参政员中只有傅斯年头脑清醒。傅斯年对其同行对毛泽东的恭维深感不屑，他表示：章伯钧早年曾参加共产党，章在延安的表现可看做是“由第三党归宗”，而“最无耻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结果傅斯年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黄炎培、章伯钧等由共产党安排，由香港转道北京。一辈子不肯当官的黄炎培，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于一九五四年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整”、“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人祸，尤其是一九五七年，黄炎培的三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被打成“右派”，并被剥夺了在清华大学授课的权利长达二十多年。而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黄炎培去世于一九六五年，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也许这是黄先生的幸运，死得其时；除了他的名字在文革中被人打叉之外，免去了遭受更多的荼毒和迫害。可黄夫人姚维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黄夫人在受尽凌辱之后于一九六八年自尽。当年与黄炎培同赴延安的章伯钧，也于一九六九年受尽人间摧残之后在孤独之中去世。
要珍惜在台湾享有的自由
黄炎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在国民政府时期都被视为是一位有风骨的社会贤达，他清高自洁，敢于面诘庭争。他参加组建的民盟、民建，在国民政府治下还是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当时作为在野党的民主党派为了在国统区与执政党作对，不惜跑到延安去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结果被充满杀机的共产党所利用，为共产党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最后，共产政权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幸，也给这些民主人士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幸。这是四十年代，中国在野党派不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和独立，而与共产党结盟的后果。
事过六十年，当年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也成了在野党。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目前不但享有在野党的民主权利，还享有组团外出访问，商谈政治、洽谈商务，在北京的电视媒体上骂中华民国执政党和中华民国总统的自由，而他们拿的是中华民国的俸禄。而在中国大陆，一直受打压的民主党派是绝不允许独立组团外出访问的。
不要模糊民主独裁的分野
今天，作为中华民国的在野党派，不能再重蹈当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的覆辙了。中国国民党人要有自信，国民党五十多年来在台湾的政绩有目共睹，国民党在台湾的民主实践开创了这个民族历史的先河。国民党人面对共产党人的时候，应该满心充盈道德上的优越感。所有中华民国的在野党派都要有骨气，要分清大是大非，不要因为统独问题而模糊了民主与独裁的分野，不要忘记黄炎培、章伯钧等先生的教训。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转自《动向》2005年10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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