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2日讯】(亚洲时报 Francesco Sisci北京撰文) 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深切关注中，经济发展失衡与社会抗议活动常见报端。去年中国共发生7.4万起抗议活动，而前年还只有5.8万起。若情况得不到有效改善的话，已超过“黄色警戒线”的基尼指数在5年内将达到“红色警戒线”。用相似逻辑推断，若基尼指数在未来5年由“黄”转“红”，抗议活动今年可能会达到8万起，一两年后更可能升至10万起，严重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秩序。
用从0到1的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收入差距，中国已达到0.45，已明显高于标志社会有危险的0.4的指数。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程度，甚至超过了曾被中国称为实行资本主义的英美等国。(基尼指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看到这些资料，读者或会认为中国正进入不稳定时期；事实上，已有不少文章表达了如此观点。然而，在中国，很多事情都不能光看表像，因为第一印象很会误导人。基尼指数达到0.45的消息，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布的。
下面的资料，更强有力地证明上述情况的可能性：10%的中国人口（现有13亿）持有66%的银行存款；而20%的人口掌握着80%的社会财富。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美元，而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人均收入已超过了4,000美元。中国沿海地区（约有3亿人口）贡献了GDP的 70%。两组数字相比较，会发现：我们前面提到的20%人口，就指这些沿海地区的人口，而10%人口，就是这些沿海地区的富裕阶层。中国的其他地区都远远落于其后。
基于这些资料，《亚洲华尔街日报》最近警告，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放缓。在强调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的非凡成绩的同时，该媒体强调：“在这段高速发展时期，有些人迅速积累大量财富，而有些人却越来越穷。”世界银行估计，中国2001年有绝对贫困人口2,900万， 1993年为8,000万，而改革开发前的1979年则为2.5亿。在扶贫工作的骄人业绩面前，基尼指数显着增长似乎不足为患。1980年（改革开发第一年），基尼指数为0.33；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1992年，则为0.37；在中国开始履行入世承诺的2003年，达到0.4。
因此，抗议活动频发和收入差距扩大不会把中国推向崩溃边缘，中国繁荣期仍未结束，上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局面在中国不可能重演。持相反观点的读者，很可能被第一印象所误导。
中国领导层对这些资料非常重视。首先，这些数字是官媒发布的，不然我们无从得知。即使是全球最优秀的情报机构恐怕也只能收集到一些零星抗议事件的消息，绝无可能将发生在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抗议活动都集中起来，更不可能将这些资讯交都给国际传媒。可见，若中国政府不通告于天下的话，我们也不敢相信竟有如此多的抗议活动。
但为何政府希望公众知晓这些“负面”资料呢？不是因为公众迟早会从各个渠道得知这些真相，也不是因为“纸包不住火”，实在隐瞒不住。在中国，很多事情不为人所知，但确确实实在发生着。公布这些资料，并非暗示中国政府运作走向透明化。其实，中国政府希望借此表明，其有信心应对抗议活动剧增、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并坚信，中国经济目前不会，在未来5年内也不会因此“翻船”。
要从几方面来理解有关抗议活动的资料：中国2004年全年共出现 74,000起参与人数超过100的抗议活动；在政府门前常发生有几十人参加的抗议活动，虽数目众多，却没有纳入统计。如果不论抗议活动规模大小，政府都予以镇压的话，中国将出现严重警力不足；同时，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暴乱。
实际上，抗议者并不难打发：因欠薪而抗议的，给他们发工资；提出合理要求的，尽量满足。政府的这种策略，反而更刺激群众去参与抗议活动，因为他们看到抗议能“切实”解决问题。当然，不是所有抗议活动都是“双赢”。有时候，警察被召来，活动组织者被逮捕。中国官媒10月初称，今年到现在，1,826名警员在处理抗议活动中负伤，23名牺牲。每处理35起抗议活动，会造成约1名警员死亡。所以，暴力镇压抗议活动并不一定有效。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所以才满怀信心，敢于公布这些资料。
2. 中国政府向世人公布这些资料，是为了推广“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二月间首次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就涉及了中共官场腐败、社会贫富差距、三农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甚至环境污染问题等等，但其实质就是处理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指出，土地已成为制约中国东部地区发展的瓶颈。东部发展需要大量土地，发展房地产，建立工厂；然而目前所剩土地皆为良田。若耕地面积减少，又会对国际粮食市场造成冲击。
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也遇到同样难题；但中国人口比日本多得多。王建说：“国际粮食市场不足以养活中国人民。”这倒未必正确，因为粮食出口大国如美国、加拿大、澳洲和阿根廷仍有扩大出口的潜力，欧盟和美国还贴钱给农民，鼓励他们减少生产。王建认为，中国应尽量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避免重蹈石油强烈依赖进口的覆辙。
抗议活动中，因征地赔偿费引起的为数居多。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若土地成本抬高，将打击企业家们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工业发展不起来，政府又没有资金补偿被征去土地的农民。在解释缘何中国的土地赔偿金偏低时，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 写到：“地方政府少有收益渠道，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开支提供资金。”
由于环境日益恶化，耕地减少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80年代改革开发中，王建率先呼吁优先开发沿海地区；现在，他又为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而四处奔走。因而，对地域辽阔、人口密集的中西部进行大开发，显得相当重要。不幸的是，西部大开发提议了很久，也进入了实施阶段，但成效甚微。目前，中国仍不遗余力地进行着这个专案。
中国拟在长江沿岸、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设立新的城市；中央政府甚至希望把西部的工业中心移向青海省。如此大规模的迁移，自然会引发多个问题，其中政治影响绝不容忽视。国际社会或认为，此举是汉人侵略昔日藏人领地。
毫无疑问，振兴西部地区的经济是中国的长期挑战。若西部大开发能顺利进行的话，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将更增强该地区的社会稳定，不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会在此大行其道。为达到此目标，中国应与国际社会、少数民族、中亚的穆斯林一道密切合作，因为国际社会担心汉人入侵少数民族居住地，少数民族又不愿家园被汉人占去，中亚人民害怕中国最终控制该地区。
这些是中国政府，无论民主与否，都应面对的长期问题。但中国目前若是民主国家的话，就未必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河南、河北和湖北等省的大量农民前往大西北，就像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一样。
在如今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通过加速西部大开发进程来降低基尼指数实乃明智之举的。通过为广大农民营造一个“西部梦想”，社会秩序也得到了加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