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西方”——认识真实的中国

余杰在墨尔本演讲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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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根据录音整理报导)这几年我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接触到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社会,通过我切身的感受和观察,我认为现代的西方完全没有认真的对待中国所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人权问题。中共政权作为最后的一个马列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专制政权,他保持着全世界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但是这些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却被中国大陆经济腾飞的泡沫深深的掩盖起来。1991年苏联东欧共产政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夜之间走向崩溃。有一位美国学者写过一本书《历史的终结》,他很乐观地说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全球获得了胜利,专制主义集权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灰飞烟灭。但是我认为他的估计过于乐观,因为我今天仍然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结社自由,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里。

中共之“与时俱进”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严重分裂甚至是对立的中国:沿海的中国和内地的中国是分裂的,城市的中国和乡村的中国是分裂的,富人的中国的穷人的中国也是分裂的。但是在通常的意义上绝大多数的西方外交官,西方普通的旅行者和绝大多数回国探亲的海外华人朋友,他们到中国所体验到的,他们的足迹所至大部分都是中国沿海的发达城市,即便接触到内地也是省会以上的城市。所以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城市的中国,一个沿海的中国,一个富人的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变得越来越象纽约,越来越象巴黎,越来越象东京,越来越象伦敦的中国。这是一个表面上看去无比繁荣魅力无穷的中国,但使用经济学家何清涟的话来说,这样的一个富人的中国,一个沿海的中国,仅仅是现代化中国的一个图章而已,图章仅仅是图章,图章不是真正的中国。

另一方面,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我在写所有的文章都用“中共建政”的说法,而非“建国”,因为它不是建国,只是一个政权的建立。我更避免使用“解放后”,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解放,而是一个更加残酷的奴隶制度取代了一个不那么残酷的奴隶制度。)直到90年代初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从中共政权的角度出发它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它一直不懂得怎么样向西方推销和宣传自己。但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十几年间,中共迅速地学会了用西方人的方式向西方进行形象推广。这样就使得一头凶残的狼披上羊皮以后看上去象温柔可爱的小羊羔。

我可以举几个案例来说明,第一,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上个月中共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在书中声称中国存在着多党合作制度,存在着自由选举,中国拥有不亚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这本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首先不是以中文发表而是以英文发表,也就是说他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而是写给西方人看的,是专门提供给对中国有兴趣的西方人、专门提供给西方政府看的。

第二个例子,在过去的2年间,中国与法国举行了名为“中法文化年”的大型活动,表面上看是一个纯文化的交流活动,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用天安门的红布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给包裹起来。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的背后掩盖了一个真切的事实。从这件事情里可以看出来,法国人里面,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起来89年血腥屠杀之后,法兰西共和国庆祝200岁生日的时候,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方阵是从中国流亡到西方6.4屠杀的幸存者们所组成的方阵。十几年间法国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有很多种原因,比如暴利的诱惑,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显示出中共对西方的公关宣传非常的成功。

第三个案例,在2个月以前中共官方有这样一条不太起眼却相当值得关注的报道,中共国务院的外宣办拿出数千万的资金聘请华盛顿的一家顶级游说公司来对美国国会展开游说活动。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朋友都知道在华盛顿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游说公司能够代表各个阶层各个国家的利益来对国会展开游说,从而让国会通过让他们有利的议案。比如,石油公司会出钱给游说公司,然后让国会通过对石油业有利的议案。其他的国家大多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台湾非常重视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每年在外交的拨款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拨款。所以这是第一次中共斥巨资对美国国会展开游说,而且聘请了华盛顿最顶级的游说公司。在今年中共对台湾方面在美国国会里又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从以上简单的三个案例中可以说明中共确实在“与时俱进”,这些“与时俱进”的做法也产生了相当明显的效果。这些效果就是让欣赏中共的西方人士日益增多,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西方人士更是日益增加,可以说在不知不觉中很多西方人士和生活在西方的华人不知不觉中中了中共的催眠术和麻醉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西方世界在面对某些专制主义政权的时候,曾经犯过可耻的跟进主义的错误。比如在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曾经漠视纳粹政权的崛起,西方曾经默许纳粹德国对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吞并。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明明已经取得了纳粹在国内以及被它吞并的国家境内,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等这样的事实,但是西方对这样的事实却保持了长久的可耻的沉默。

西方政府和商界——在中共暴政背后不光彩的角色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苏联和英国三个大国签署了协议,在协议中民主自由世界居然同意把三国和东欧的几个国家划到苏联斯大林势力范围中去。这份协议使得人口将近2亿的东欧人民被共产制度奴役了半个世纪之久。几个月以前,在纪念二战胜利的纪念会上美国总统布什曾访问三国,对当年美国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有过深切的反省,而且在讲演中说西方以后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但是这是布什先生一相情愿的说法,事实是西方仍然在犯同样的错误。比如法国的希拉克政府,德国的施罗德政府,他们走在这个错误的最前面。为了让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有最大的份额,法国和德国的这些政客们,他们到欧盟去游说,要求解除对中武器禁运。希拉克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甚至厚颜无耻的说天安门事件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不要再谈论他了。但是把最先进武器卖给中共政权是不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一种表现呢?是不是就能使中国人民进入一个更加安宁、幸福的生活状态呢?我的答案是相反的。

去年11月份我在法国访问期间虽然我是法国外交部的客人,但是我仍然在报纸上对法国对华外交政策提出批评。我在信中引用了去年六四15周年蒋彦永医生呼吁为六四正名的信件。在这份信件当中蒋彦永先生谈到他当年是第一线抢救受伤者的外科医生,亲眼看到很多受伤的学生不治身亡,发现当时中共的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使用的是一种开花弹,这种开花弹在日内瓦公约中即使是两个交战国也禁止使用。这种开花弹的弹头在进入人体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弹孔,但是在进入人的身体内部会爆炸,从人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所以很多伤者没有办法挽救,尽管蒋医生是中国第一流的外科医生,但他痛苦的看到无数的年轻生命在他面前死去。

89时候的中共和今天的中共,他的本质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这些为了利益出卖基本的良心,出卖基本的人权价值的西方政府他们就敢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杀害自己人民的政府。希拉克先生说六四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早就过去了,但是我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的切身体验是六四并没有过去。比如说在六四中死难的那些学生们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母亲们在中国仍然是一个被歧视被监视被羞辱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那些杀害了这些母亲的孩子们的凶手仍然在迫害死去孩子的母亲们!

声援高智晟律师

从1999年至今又一场几千人的大屠杀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发生了,那就是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这场迫害到今天为止已经持续了6年,并且在今天没有丝毫的停止和减缓的迹象。但是让人欣慰的是在两个多星期以前,10月18日,长期致力于人权案件的高志晟律师写了一封上书胡、温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他长期深入到最低层的调查报告。他以几十个法轮功信仰者被迫害致死、致残,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血淋淋的事实来揭示在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惨无人道、严重违反人权的灾难。

我非常尊重象高智晟律师这样的勇敢的中国同胞。我本人是一名基督徒,在信仰的层面上可以说跟法轮功朋友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但是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同胞的悲惨命运时时刻刻在拷问着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良知。在我看来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以及对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会的迫害还有对广大上访群体的迫害……,这些广泛而深刻地发生着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完全可以和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相提并论,完全可以和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克索沃地区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它也完全可以和不久前发生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

西方曾经对发生在卢旺达的人道主义灾难袖手旁观,但是等灾难发生后,很多西方人对他们的袖手旁观感到羞耻和后悔,但是,他们今天继续对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切袖手旁观,不仅是袖手旁观,而且有很多西方的跨国公司甚至在助纣为虐,像Yahoo,Cisco等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为中国的网络控制,为中国对言论自由的破坏提供种种技术上的帮助。这些公司的总裁找借口说,技术是中立的,把这些技术卖给美国与卖给中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最近发生的师涛案件中可以看出,Yahoo把作为它用户之一的师涛先生的资料无条件提供给中国官方,才导致师涛仅仅因为写文章揭露中共禁止媒体报导六四事件而被以“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10年徒刑。他去年底被捕时刚刚新婚几个月,判刑后现在他的新婚妻子已经与他离婚了。

像沃尔玛这样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在中国定购了大量由中国监狱的奴隶劳工生产的廉价商品,这些产品充斥着美国市场,为他们赢得了巨额利润。澳大利亚也扮演了很多不光彩的角色,例如澳洲外长唐纳,就多次向中国方面提供信息,将法轮功群体、民运群体,以及所有与中共不保持一致的海外华人的资料通过种种渠道提供给中共方面。西方的一些政府、商人和团体,他们把利益看得超过道德,这样的举动,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几个月以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朱德的孙子,国防大学防空学院的院长朱成虎少将就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的宣称,要先发制人的对西方世界发动核战争。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理性的政权,它在政治上没有民主制度所天生具备的稳定性,它的稳定完全是靠暴力来实现的,同时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的政权来说,它在经济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在中国随时可能会爆发像地震一样的金融风暴,西方投资者的资金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很可能他们会自食恶果。

已经不自由的西方知识分子们

一些一心要表现自己正确的西方知识分子们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在历史上最典型的是法国的哲学家萨特,萨特当年选择了义无反顾的支持毛泽东和斯大林主义,当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各自的国家推行铁蹄政策,以阶级来划分斗争对象,残杀数百万同胞的时候,萨特却公开的对他们表示支持。

萨特到中国访问,还和毛泽东一起去天安门视察。萨特相信,即使很多人被杀害了,很多人牺牲了,这种代价是值得的。用批评萨特的法国文豪加略的话来说,萨特所奉行的是这样一种哲学观念:10万具的尸体无足轻重,只要有可能换来几亿人的幸福。但是历史证明没有换来几亿人的幸福,反而让十几亿人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但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罪行早已大白于天下的今天,在西方的主流知识界这样的思维方式仍然非常盛行。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当年是古拉格群岛苏联集中营的吹鼓手,今天他们又在为中共政权抬轿子。西方是一个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社会,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批评中国也渐渐变成不自由了,批评中国成为西方知识分子最不愿意涉及的领域。很多西方媒体把这样的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一个是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热爱,另一个是对中共政权的批评,他们把两者对立起来看待。他们不知道,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破坏最大的恰恰就是中共本身。一个真正热爱中国文化和人必定是中共政权彻底的批判者,这样一个常识很多西方学者都没有弄清楚。

另一方面,很多西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由于他们需要与中国的同类机构进行交流,而且由于他们的很多经费都来源于那些与中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公司和大企业,比如我跟一些德国学者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很多研究机构都是受西门子等这样的大公司的资助,但是中国市场现在是西门子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如果一个拿着西门子研究基金的一个学者,发表批评中国的观点和言论,也是很不合时宜的。今年拿到了赞助,明年的研究基金就会被取消,所以很多西方学者不会轻易的发表批评中国的言论。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学术的不自由,这种不自由的状态严重腐蚀着西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

真实的中国

那么怎样一个中国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呢?在我看来,是将近10亿的农民遭遇到比以往种姓制度下贱民的命运更大的歧视。

一个中国公民,只要诞生在农村,从一出生起就是一个劣等公民,改变这种身份唯有两种办法,一个是上大学,一个是参军,但是这两条路也越来越狭窄。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巨大变化,把一个大学当作一个公司来办,所以学费迅猛的增长。

我记得1992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只用交每年400元的学费,但是到了2005年,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已经到了8000元,也就是说在13年的时间里涨了20倍!许多农家子弟虽然考上了清华、北大,家里没钱供养他们,他们完全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今年大学开学前夕,发生了好几起农家自杀事件。自杀的主角既有考上大学但家里没有钱供,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的少男少女们,也有因没钱供自己的子女上学感到痛苦愧疚的父母们,这样的自杀事件仅报导的就有十几起,这就是真实的中国。

真实的中国还是一个贪官污吏横行的中国,就在我来澳大利亚开会的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个报道,在四川一个非常贫穷的县里,上一任县委书记刚刚因为贪污受贿被捕,他贪污了多大金额呢?查出是3千多万人民币。3千多万人民币相当于这个县一年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他仅仅做了一届的县委书记,就有这样贪污的数额,可以说中共县委书记以上的官员9成以上他们的子女亲属都在中国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澳洲也是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地方。他们用在中国的贪污来供养自己的子女,让他们过着天堂一样的生活。

我也看到另外一则报导说,在新西兰购买最高级汽车的人都是刚刚从中国移民过来的17、18岁的少年,他们买车的时候都是拿着美元现金去,一位车行老板说,他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这么多美元。

真实的中国就是,在河南已经有上千个村庄成为艾滋病村,艾滋病村的农民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所以他们最后的选择是卖血。但是由于中国医疗系统的腐败,对针头连起码的消毒都没有做,在卖血的过程中,大量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上千个村庄被艾滋病,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很多为艾滋病人奔波的机构还受到中共政权的打压。

真实的中国又是一个执政党像地下党一样工作的中国,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今年初中国前任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去世,仅仅在北京就出动了10万警力,对稍有情绪的知识分子进行全天候的监控。中央团校有一位教授已经领取到了请柬去八宝山参加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他要出门的时候发现他的门开不了,他的门被人用万能胶粘住了,当他叫来锁匠把门打开的时候,几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耗费掉了,他于是就没能去成这场告别活动。他很气愤的找中央团校的党委书记质问,他说,“我住在学校的教师楼里,教师楼下有门卫有保安,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党委书记还算有一点良心,他说,国家安全部派了人来,让我们学校的保安配合用万能胶把你的门粘住,我们学校也没有办法抗拒,但是我们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我们专门拨了500元钱作为对你的赔偿。一个掌握了几百万特工人员的政权,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像一个地下党一样。

就在今年的10月20日,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发布了2005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在世界15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九,在亚洲地区仅仅比朝鲜和缅甸的状况好一点,朝鲜排名倒数第一,可能中国的总书记胡锦涛觉得没有朝鲜的排名好,所以他在讲话中说,中国的国安部门在控制媒体上要向北韩学习。

在这份记者无疆界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新闻记者的处境非常困难,媒体根本无法自由运作,新闻记者只是传达政府宣传的工具,私人媒体和言论的两大自由根本不存在。在中国只是想说点真话的作家、学者、记者、律师,他们会立刻受到官方的打压和迫害,比如高智晟律师,北京方面已经关闭了他的律师事务所。

我在中国的遭遇

这几年我这方面的经历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我曾经被安全警察连夜通宵的审查,家里的电话也被切断,连续几天没有声音。今年6月初我到南方旅游,当我到上海的时候,我要见面的每一个朋友都受到秘密警察的恐吓。我本来要见上海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者,他答应组织几个学生开一个小的纯学术的讨论会。他请我到他家里作客并住在他家,我们前一天刚刚讨论好,第二天我到上海的时候,他告诉我情况有了变化,一大早他还没有起床,上海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他调到上海大学以后从来没有想到的这样的待遇),这两位官员说上海市安全局已经知道他会跟我见面并且给我安排活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上海大学的党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的结果就是让党委书记和校长到他家里来,令他住到上海大学的宾馆里去。我到上海的当天,他住在这个宾馆里不让出来。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女学生见面,她是我的一位很热心的读者,我们之间通过几次信,见面后我请她带我去复旦大学附近的几个学术书店,找一些参考书。她给我买了很多书,然后她帮我把这些书带回我在复旦旁边的小宾馆,当我们刚进入房间十几分钟,突然一大群警察就破门而入,把我叫到外边去,把这个女孩控制在里面,然后就开始盘问。在这些警察的思想里,一个年轻的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肯定是在干坏事情,他们好不容易抓到这样一个契机,可以把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从道德上完全摧毁,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发现,他们很失望。

这就是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据了常任理事国的一个泱泱大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它比起上海滩杜月笙这样的流氓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这也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无比真实的生活,我过着没有隐私的完全透明的生活,但是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愿意承担这样的压力,因为我必须改变这种生活。

美国和中国之浅比较

去年夏天,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作访问学者,我和妻子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普通老太太家里,这位老太太73岁,一辈子是一名家庭妇女,这位老太太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是她对美国社会有尖锐的看法。她认为美国现在处在专制制度下面,她非常讨厌他们的总统小布什。为了让这样一个善良的老太太知道美国和中国的区别,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

在美国,作为一个公民,你可以不喜欢小布什,你可以不投票给他,即使他仍然当选了,但是他最多只能够连任两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你最多只需要忍受他8年。但是在中国,即使你不喜欢胡锦涛,就算你是一个公民,你也不能投票将他选掉,因为他根本不是你投票选出来的,他的任期也可以无限的延长下去,也许你已经死了,他还在掌权。在美国,作为一个公民,你可以举着总统的漫画像在白宫的门口游行示威,你也可以在网路上自由自在的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你还可以成立政党和社团以及表达自己观点的刊物和报纸等等。

而在中国,虽然你被称为公民,你却没有机会公开表达你对共产党和胡锦涛的反对,除了在饭桌上传一些胡锦涛和江泽民的黄色笑话之外,但是这种表达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在天安门广场举起反对胡锦涛的一个标语,在几秒中之内就会有几十个便衣冲过来把你扑到在地,然后把你带到停在路边的一辆警车里去,有可能从此以后,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去年12月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的人恐吓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你继续这样的写作,你继续骂胡锦涛和温家宝我们最高的领袖,损害我们中国的国家荣誉,我们可以让你从这个地球上人间蒸发,可以制造一场车祸,让你消失。如果你这个中国公民正巧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工作,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必须参加三个代表的学习,参加保持共产党元先进性的学习,在这些学习中,言不由衷的表达你对共产党的效忠,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拙劣的表演,但是这种表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老太太听到后,一向温文尔雅的老太太忍不住喊了起来,我的上帝呀,你们怎么生活在地狱中!这就是无比真实的中国,这里的邪恶、黑暗和耻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要多,我自己作为一个无比热爱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改变在中国存在的邪恶、黑暗和耻辱,我愿意用我的努力让我的同胞们从新回到文明中来。当然在这个非常艰巨和漫长的历程中,除了在国内的一群人之外,比如说刘晓波先生,高智晟律师,蒋彦勇医生,我们需要他们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觉得中国未来的改变离不开几千万海外华人、华侨同胞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共同面对黑暗

回顾100年中国艰难的共和历史,无论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海外的康梁,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前流亡在海外的孙中山、宋教仁,他们从海外的华人华侨同胞那里得到了许许多多无私的帮助,未来中国的进步都要海内外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同时也不拒绝来自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朋友们的帮助。

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上帝所创造的人虽然种族不一样,肤色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语言不一样,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但是只要是上帝创造的人都有对人权、自由民主的热爱,都愿意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没有人愿意像奴隶一样一辈子被奴役,只要是人都愿意过上人的生活,但是要过上人的生活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此时此刻用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说,从此时此刻开始说真话,从此时此刻开始勇敢的面对黑暗。

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的领导人到海外访问,有那么多华人虽然他们已经生活在西方的自由世界里,为了3、50美元的赏金举着几个旗子去欢迎这些领导人,但是苦苦等了几个小时以后,这些领导人从酒店的后门进入,他们连面都没有见到,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同胞之后,我感到无比耻辱,用鲁迅的话说,这样的人是“奴在心者”,也就是奴性已经深深进入骨髓了。无论是生活在国内还是海外的中国人,我们要让西方人尊重我们,我们要像西方人一样真正活得像人,我们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胡江到西方来访问,没有那种奴才到他们住的酒店里去做很丑恶的欢迎的时候,也许那一天中国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到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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