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3日讯】近些日子，中国媒体似乎吹起了一股批“假话”之风，也许和倡导“讲真话”的大作家巴金逝世有关。首先表现在对一些有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萧灼基、厉以宁等揭露和指责中，说他们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发表言论，而不是为公众和平民百姓说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新闻中心近日共同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69.7%的被调查人持这种看法；与此相反观点的只有4.1%。这显然是一次确实反映了真实情况的调查。
这些有名的经济学家，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家，一直是官方制订经济政策的高级参谋人物，但是他们正像《中国青年报》前两天一篇文章里指出的，“遍观当下，许多经济学家却把经济学沽以高价，喜滋滋地为利益集团代言，笑眯眯地争当学术明星，急咻咻地向体制内靠拢。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成了敲门砖，学问成了博取利益的垫脚石，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名、利、仕统统纳入麾下，科学真知、学术本义却被弃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也在接受《中国工商时报》专访时说，“许多人只把经济学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有关媒体早就透露，不少经济学家担任着大公司的独立董事，吴敬琏、钟朋荣、魏杰、张维迎、吴晓求、曹远征、萧灼基、张曙光、盛洪等所谓著名经济学家，都是这样的身份。北京的一些一流经济学家，单以独立董事的身份，每年从自己服务的大公司中获得100万到数百万人民币的收入，二流的经济学家，年收入也在六十万元人民币以上。道理不难理解，这些经济学家们和他们服务的大公司的利益“生死与共”，其“理论”不偏向自己的大老板才怪呢，什么公众立场和国家利益自然就抛到一边了。
去年的“郎顾之争”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2004年8月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撰文批评顾维军等中国内陆企业界的一些人，以经济改革之名侵夺大量国有资产。顾维军拼命反击。这就是所谓“郎顾之争”。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和企业改革领导人都站在顾维军一边。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不仅不批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国有资产，被打着产权改革牌子，“合法”的流失到私人腰包，“培植”了一个个大富翁的事实，反而极力粉饰这种现象。当然，这里的所谓“私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有官方背景，或和官方有特殊关系的。在目前中国的仅一千一百多个千万富翁中，有六百多个是高干子弟，远远超过50%以上，三四百万个百万富翁中，比例就更多了，至于百计亿万大富豪，个别例外，简直就是社会主义资产改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许多曾是和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名字的标签罢了。不是有一种衙内现象吗，就是老子有权，给儿子“方便”，办公司弄钱，权钱一体，小权弄小钱，大权弄大钱，这自然是最“成功”、最突出的表现了。中国去年排名第二、拥有150亿财产的大富豪，据说靠收购许多国有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发大财的，深入一查这个致富黑马，原来大都收购价格为零，也就是官老爷们把国家的资产拱手送给他的。尽管你我他平民百姓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例如那些死去煤矿工人)，但官老爷们是不会吃亏的。郎咸平批评顾维军，本质上就是揭露和批判这种现象。尽管，在“郎顾之争”的一段时间内，郎咸平被中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围攻，处于“孤立”状态，但不过七八个月，就是今年四月，顾维军的科龙公司因涉嫌违犯证券法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八月二日，科龙正式发布公告，证实顾维军等五名科龙公司高层人物已被司法部门实行刑事强制措施。对此，中国的支持顾维军的一个个“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哑口无言了，即使遭媒体一再追问，也不做点自我批评。显然这不完全是一个水准问题，本质上是立场和利益问题。
当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变为私人，特别是高干子女亲属的家财，“著名”经济学家们主要提供的是“理论”，而实践的还是握有实权的一个个当官的，那些小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中经县长省长、县委省委书记，大到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他们才有权力默许、纵容，甚至直接操纵实现这种由公有化到私有化转变的。这里不是说公有化私有化孰好孰不好的问题，而是应该看到这种用政治权力实现转变的本质就是掠夺。这无疑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的原始积累，不过形式隐蔽，不是完全赤裸裸的了，但更加厉害。所以，我们在指责经济学家的同时，更应该将矛头指向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他们依赖的专制制度。不改变这种制度，人民无法监督和参与管理自己血汗创造的公有资产，这种局面将继续是依然如故的。
不过，目前这股揭露和批判官方著名经济学家“假话”之风，已经直接或间接触及到最高当局，所以，很难深入下去，甚至有可能被扼杀。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议报》第225期(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