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近些日子，中國媒體似乎吹起了一股批「假話」之風，也許和倡導「講真話」的大作家巴金逝世有關。首先表現在對一些有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蕭灼基、厲以寧等揭露和指責中，說他們站在利益集團的立場上發表言論，而不是為公眾和平民百姓說話。《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和《搜狐》新聞中心近日共同進行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69.7%的被調查人持這種看法；與此相反觀點的只有4.1%。這顯然是一次確實反映了真實情況的調查。
這些有名的經濟學家，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家，一直是官方制訂經濟政策的高級參謀人物，但是他們正像《中國青年報》前兩天一篇文章裏指出的，「遍觀當下，許多經濟學家卻把經濟學沽以高價，喜滋滋地為利益集團代言，笑瞇瞇地爭當學術明星，急咻咻地向體制內靠攏。在這種情形下，經濟學成了敲門磚，學問成了博取利益的墊腳石，這樣的經濟學家自然名、利、仕統統納入麾下，科學真知、學術本義卻被棄置。」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也在接受《中國工商時報》專訪時說，「許多人只把經濟學當作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把太少的精力用來做經濟科學研究，所以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五個」。有關媒體早就透露，不少經濟學家擔任著大公司的獨立董事，吳敬璉、鐘朋榮、魏傑、張維迎、吳曉求、曹遠征、蕭灼基、張曙光、盛洪等所謂著名經濟學家，都是這樣的身份。北京的一些一流經濟學家，單以獨立董事的身份，每年從自己服務的大公司中獲得100萬到數百萬人民幣的收入，二流的經濟學家，年收入也在六十萬元人民幣以上。道理不難理解，這些經濟學家們和他們服務的大公司的利益「生死與共」，其「理論」不偏向自己的大老闆才怪呢，什麼公眾立場和國家利益自然就拋到一邊了。
去年的「郎顧之爭」就是一個突出的表現。2004年8月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撰文批評顧維軍等中國內陸企業界的一些人，以經濟改革之名侵奪大量國有資產。顧維軍拼命反擊。這就是所謂「郎顧之爭」。幾乎所有的中國經濟學家和企業改革領導人都站在顧維軍一邊。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不僅不批評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所創造的國有資產，被打著產權改革牌子，「合法」的流失到私人腰包，「培植」了一個個大富翁的事實，反而極力粉飾這種現象。當然，這裏的所謂「私人」，其中的絕大多數是有官方背景，或和官方有特殊關系的。在目前中國的僅一千一百多個千萬富翁中，有六百多個是高幹子弟，遠遠超過50%以上，三四百萬個百萬富翁中，比例就更多了，至於百計億萬大富豪，個別例外，簡直就是社會主義資產改為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等許多曾是和現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名字的標簽罷了。不是有一種衙內現象嗎，就是老子有權，給兒子「方便」，辦公司弄錢，權錢一體，小權弄小錢，大權弄大錢，這自然是最「成功」、最突出的表現了。中國去年排名第二、擁有150億財產的大富豪，據說靠收購許多國有企業、主要是中小企業發大財的，深入一查這個致富黑馬，原來大都收購價格為零，也就是官老爺們把國家的資產拱手送給他的。盡管你我他平民百姓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例如那些死去煤礦工人)，但官老爺們是不會吃虧的。郎咸平批評顧維軍，本質上就是揭露和批判這種現象。盡管，在「郎顧之爭」的一段時間內，郎咸平被中國經濟學家和企業界圍攻，處於「孤立」狀態，但不過七八個月，就是今年四月，顧維軍的科龍公司因涉嫌違犯證券法規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八月二日，科龍正式發布公告，證實顧維軍等五名科龍公司高層人物已被司法部門實行刑事強制措施。對此，中國的支持顧維軍的一個個「著名」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都啞口無言了，即使遭媒體一再追問，也不做點自我批評。顯然這不完全是一個水準問題，本質上是立場和利益問題。
當然，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變為私人，特別是高幹子女親屬的家財，「著名」經濟學家們主要提供的是「理論」，而實踐的還是握有實權的一個個當官的，那些小到鄉鎮長、鄉鎮黨委書記，中經縣長省長、縣委省委書記，大到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他們才有權力默許、縱容，甚至直接操縱實現這種由公有化到私有化轉變的。這裏不是說公有化私有化孰好孰不好的問題，而是應該看到這種用政治權力實現轉變的本質就是掠奪。這無疑於資本主義初期資本的原始積累，不過形式隱蔽，不是完全赤裸裸的了，但更加厲害。所以，我們在指責經濟學家的同時，更應該將矛頭指向大大小小的官員，和他們依賴的專制制度。不改變這種制度，人民無法監督和參與管理自己血汗創造的公有資產，這種局面將繼續是依然如故的。
不過，目前這股揭露和批判官方著名經濟學家「假話」之風，已經直接或間接觸及到最高當局，所以，很難深入下去，甚至有可能被扼殺。我們拭目以待。
──原載《議報》第225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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