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微言:中小型外商在中国处境艰辛

郭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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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6日讯】根据《经济学人》针对未来五年全球经商环境,所发布的结果显示,中国在六十个国家地区中名列第四十一,台湾名列第十八位,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第四)和香港(第五)。

中小型外商投资在中国,投资的规模如果是很小的话,就不可能像大型工厂那么样可以得到高层领导的厚爱“眷顾”。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得向有关官员付出额外的钱去交际,打通关卡。

首先你得要联络外经办,让他们了解你的需要后,再替你找好地方。稍后,就会有些自称是某些官员的助理主动联络带你去选择厂址,商定租地设厂后,有关人员要收取地主佣金。租了厂房后,又要安装消防设备,而且必须聘用外经办指定的公司;而这些公司提出的价钱往往较市场高一倍以上,还由不得你不找外经办指定的公司,否则,厂房就难以获发消防安全合格证书。厂房建好了以后,有关方面又会提出每月收取环境清洁费和卫生费等等。外经办也会指定工厂聘请厂址所属地方的村委人员担任厂长及报关员,每人的月薪约需二千元人民币,远高于工厂工人的八百元,却不用做事。 此外,今后工厂如果进行任何安全工程,如装置电梯等,也规定牢牢的必须聘用指定的承包商。关关都是卡,都师出有名,有关人员就是利用这些规定从事贪赃枉法,谋取私利。

在中国经营公司管理工厂最头痛的事,绝大多数人会直觉地以为当然是业务不佳或管理的问题,可是,对中小型外商而言,却是税务上动辄遇上麻烦,要缴“黑钱”的问题重重。中小型外商,一般大都有两本账簿,一本属于公司内部参考,不会公开,另一本则交给税局。就实际来讲,公司方面拥有两本账簿,本来就有逃税的意思,不过,拥有另一本账簿,也是为了避免中国大陆繁杂的行政程序,这种做法在中国大陆,往往就成为索贿的大好借口,税局人员的“金蛋”。

因为,税局人员一旦找到公司的内部账簿,就有了勒索的机会,公司就得为此付出代价。通常税局人员带逮到账簿后的做法是,保持缄默而不主动提出要求,却刻意给予公司‘自行补过’的机会,用意是要你自行提出行贿的价码。你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下,非得透过中间人联络该查账的税局人员,私下向对方缴付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以了结此事。如果你不主动找他们“派黑”,税局方面随时以逃税为由向你开罚单,罚锾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民币。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只是中国大陆地方官员贪污泛滥问题的冰山一角。

贪污索贿的的主要症结,似乎是地方行政权力过度介入经济活动所致。大陆的贪污形式有南北之分。在北方,贪污主要由政策方针导引开路;在南方,贪污主要在行政层面。所谓的政策方针导引,是指某些宏观政策所造成的贪污,譬如中国政府推动国营企业改为股份制等;行政贪污是指地方官员利用行政权力贪赃枉法,诸如海关、环保、消防等环节。 在南方,海关的贪污情况相当普遍,但北方的海关比较不会找人家麻烦。

近年来北京当局正加强肃贪,又设立相关部门供人投诉,这对制止地方贪污,多少发生作用。今天的情况与多年前相比较已有所改善,其实,真正原因并非他们不贪,而是经营环境改变了,大不如前了,人民币升值,退税率下降,工资上升,都增加了外商的正常支出,因此官员也不敢太躁进令工厂难以经营,以免影响投资环境砸烂了饭碗 。

举广东来说,目前贪污程度想显然是减少多了,可是据行家最保守的估计,广东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企业需要缴付黑钱。

中国缺水缺电、升息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中国投资环境明显恶化。升息将导致原物料价格上涨,造成在中国的经营成本上升,而人民币升值、获利降低。就算你纸上富贵似乎赚得了一时,可是不是落袋还不算是你赚的钱。因此毕竟是中国不讲法治,是人治的不透明的官僚体制以及朝令夕改的法规,猖獗的盗版与公然的骗局、侵占,最后往往大多是陷入无利可图的结果,甚至于血本无归让外资成为刀下俎的牺牲品。

2004年中国引进外资5,014亿美元,一半左右撤走,外资存量仅为2,500亿美元。进一步分析,即使现在留在中国的50多万家外资企业当中仍然有22万家实际并没有在营运中。以深圳为例,去年因为劳工问题而结束营业的台商超过700家,约占所有台商家数的二成。

据统计,近年来,有关台商在大陆遭合作厂商恶意侵吞血本无归至少超过三千家。这里说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他们牺牲的代价,耗费的学费是够惊人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停! 听! 看! 即早走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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