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华迈阿密报道)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这句话从杨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由停下了手中的正在进餐的刀叉，擡头望着他。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在阳光明媚的迈阿密城一个地道的小古巴餐馆里，我和全侨民主联盟佛州支盟会长、迈阿密大学小儿心脏科代理主任杨明伦教授及夫人一起进早餐，并向他们讨教在中共即将崩溃的大局下，如何借鉴台湾走过的路，以帮助推进大陆的民主进程。

当我问杨教授怕不怕中共打压时，他随口便说了一句：怕什么呢？“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啊！不知为什么这话让我心微微的震了一下。这是宋朝著名文人、谏官范仲淹说过的一句话。美国自由主义者亨利柏区可Patrick Henry也说过一句类似的：“不自由，勿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以前我以为能说这样话的男子，应该是倔强刚烈、铮铮硬骨的形象，可眼前的杨教授，却是那麽的儒雅清凉，微带笑意的眼角常隐隐透出怜天悯人的慈悲之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杨明伦教授祖籍山东，生于台湾丰原，台大医学系毕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现为迈阿密大学儿科心脏病学教授，并任该系代理主任，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同时也是南佛州台湾同乡会会刊创刊人、主编；全侨民主联盟佛州支盟会长；“送爱心到海地计划”共同创办人；及迈阿密大学台湾学生会指导教授。杨教授的太太林素芬，台湾大学毕业，现在迈阿密从事房地产工作，兼任南佛州台湾同乡会会刊社长；有两个孩子，均是美国长春藤名校毕业，一位走法学，一位正往医学的领域学习之中。

我记得那天早上杨教授说过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 “It’s not how long you live, but how you live.” （重要的是，不是你能活多久，而是你怎么活。）当时是杨教授和杨太太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们坚持不吃抹黄油的面包：因为长此以往，人就会逐渐发福而不自知，而肥胖，是很多疾病的根源。“例如一个人每天多吃3公克的东西认为无所谓，而且也许短期内看不出有何影响，但等10年他的体重增加了10公斤后再来注意饮食可能就晚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注意一点一滴的节制呢？”杨教授说，这就是“防患于未然”。治理社会也是一样，如果看到不好的现象，就一定要站出来制止，否则若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日积月累，等世风已下的时候再来挽救恐怕就已经晚了。

他曾撰文记载台湾立法委员沈富雄医师当选前所遭遇之风波以及台大医学院教授如何联名签名声援之始末，描述了台大医界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付出的努力。文中杨教授引用从政后的沈富雄医师的自述表达了他对“上医医国”之古训的理解：“……让我感到快慰的是我终于能和孕育我的土地一起呼吸和他的子民同担苦难,这种落实感与归属感不是占床率或新台币所能衡量的……逝者如斯的无奈令人惶恐,去日无多的迫切使我心惊,我给自己下的处方不是养生求福,不是秉烛夜游,而是绝不懈怠,永不退休,把自己的余年献给我的最爱,一场高难度,多风险,低回收,却关系着子孙万代福祉的一场战斗…… ”

孔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教授显然已得其道。

 

台湾的今天，大陆的明天

“上医医国”的思想，使杨教授在推动台湾民主进程的同时，也格外关注大陆的民主发展。他说，今天大陆异议人士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当年台湾被独裁统治的时候人们也都不同程度的遭遇过。“当初在台湾成立民进党之前，每个参加的人都是抱着随时被抓的心情、写好了遗书才去的。民进党宣布成立的时候，外面就围着一圈的警察……”

杨教授说，正是因为无数人的付出和努力，台湾才有了今天。同样，为了帮助大陆的兄弟姐妹们争取人权和自由，他也甘冒风险。

“以我的个性，如果生在中国，我一定是中共的“异己分子”。但是我不怕中共的威胁，打压，以致暗杀。古人云，“甯鸣而死，不默而生” 。中共的任何动作，对我而言都只会变成好事。如果在美国他们威胁我，那正好给我机会以活生生的例子向我那些议员朋友们证实我所说的关于中共邪党的结论；更增加我继续从事推动自由民主运动的决心。

“人活着只是几十年的时间。但人类历史是数千年以至更久远。人的一生就那麽长，死在床上和死在街上有什么两样。但死，可以轻如鸿毛，也可以重如泰山。而最关键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死，意味着回家——能死而无憾的，堂堂正正的回家，这种死，求之不得！

那麽，对于中共可能作的一切手脚，可能施展的一切伎俩，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传媒的意义和使命

当我告诉杨教授，大纪元时报在美国已经有10个分社，目前正准备在迈阿密设立办公室时，杨教授显得很高兴。

他说， “中文媒体一定要帮助中国的百姓发出声音。否则，共产党一直说自己对人民如何好，而外界的人也真以为人民很顺从它。因为没声音，外界就永远不会知道中国发生的事。

“我很钦佩大纪元的精神，因为做这份报纸不是为自己，而是真正为整个社会。正是有这么多人不断地在一点一滴的做，世界才有希望。

“当初台湾没有开放党禁报禁的时候，人们只能在地下工厂印报，办地下电台，因为只要发现了就一定被抓。但大家仍是坚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最终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看起来偶然，其实是人心的改变所然。

“当年甘地在印度倡导的‘不合作运动’不是也引来了当局的血腥镇压吗？但事件经过很多记者的报道，特别是联合新闻社记者的不懈努力和帮助，最终不用一刀一枪，使印度实现了和平演变。大纪元正在起着同样以至更大的作用。其实媒体的作用更甚于原子弹。因为他改变的是人心。”

告别杨教授夫妇回来，我更深深的感到作为大纪元记者所肩负的责任。我相信，多一些人有机会和杨教授接触，这世间就一定会多几个敢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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