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8日讯】我参与史若平先生发起了一个征集网上签名《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因为史若平年高80，患白内障，没有学电脑，因此，有些签名者自己上不了被封锁的海外网站《议报》，还有许多人至今不会使用电脑，需要我代为签名（按，这是一个开放的签名网站，人人都可以直接签名）。这样我每天都要打开《议报》，不意发现“平安夜”杨天水被捕。
我本来在23日给杨天水打过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泛泛地问了他的一些近况，似乎生活还可以过得去，知道他1961年出生，比我的大儿子大两岁，等等。针对他的电邮说“我将前往拜教”的话，我告诉他，第一是欢迎他来济南玩，但是希望不要专程来。专程来一趟实在不值得。如果顺便来倒无妨。第一次通话，也只能泛泛而谈，但是没有想到，第2天或第3天，他又“进宫”了。
于是，我立刻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已经回到家中，但是只有电信小姐的声音。
我和杨天水是怎样“勾搭”起来的呢？请让我坦白交代一下，不必让“有关部门”劳神劳驾来追查。我们这些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一听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吼声，就会心惊胆战。这种政治后遗症我至今也没有消除。
本来我和网上各路英雄狗熊好汉臭汉一向没有交往，最怕和他们搅和在一起。我深深知道，共产党不是吃素的和尚，但是最近因为签名，因为我在《议报》、《新世纪》发表了几篇评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的文章，竟然得到一大些来自海内外的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的E-MAIL。
先说认识的朋友来信，受到他们的臭骂谬奖是对我的关心鼓励，当属情理之中。如一位元北京的老同学来通道：“你发在网上的文章我也看了，并下载后转给朋友们看。有人评论你的文章‘情理如山，淋漓尽致，也是一种启蒙’。兴志又去美国照顾孙子了，他也看到了你的文章，说他上大学前的经历与你相仿，说你的文章辛辣有力，很有战斗力！”
一位元年轻的山大同事，来通道：“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来信收到了，深表感谢!呵!好丰富多彩的一泓信息源啊!洋洋洒洒，纵横恣肆!这里面，有对历史的深邃思考，有对阴暗不平的奋力抗争。从中，我能读到屈子‘漫漫其修远兮’化脉络的续延；从中，我能听到‘天下之忧而忧’中国文人动荡的心跳！您是我尊敬的师长！您的勇气，您的耿介，令后掖汗颜！再一次对您的来信表示谢意，它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吹进了鲜活的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政治局面，正在生成！民主、自由畅想曲的滥觞，必将汇成万里的洪流！祝好！”
总之，文章能够得到自己的朋友、同学如此过誉,如此谬奖，总是莫大的安慰。
但是，还有更加出乎意外的是，许多海内外从来只在网上拜读过他们大作的朋友，也纷纷来信表示赞扬。
这里只说杨天水。
杨天水的第一封来通道：“支持。请签上我的名字。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于是我回了一信，但对别的人也是同样的文字，只是给杨天水的在姓名前加了一个定语“大名鼎鼎的”而已。信文为“大名鼎鼎的杨天水先生：谢谢你的支持。史若平在57年是山大校刊编辑室主任，我则是中文系56级学生。《议报》正在陆续发表我的系列文章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其中《反右还没有结案，欠债是要还的》发表在‘新世纪’。有兴趣的话，请阅读，读后给予批评。我们都是行将就木之人，也是苟活于世的‘右派’。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也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因此借用一句曾经的流行语来说，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发起这个签名。再次谢谢。李昌玉”
不久收到他的第二封信：“昌玉先生：敬悉来函，悲喜同生，悲则因先生等为人类正义饱受迫害，喜则为人类进步潮流浩荡不止，先生等乃先行者，实是天水等教师、榜样。天水不过一普通后生，柄持良知，追随先生足迹而已。今后诚望多多教诲，三天后天水将详细拜读您的文章，再作讨教，心颂台安。”我觉得这些话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过誉过奖。
我自己起码还有这么一点点自知之明。我自己实在没有这么高的自我期许。我最亲近的家人、朋友对我也没有这种评论。我和许多打过右派的人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经过几十年的妖魔化牛鬼蛇神化，使我们变成了异类怪物。共产党如果需要树立你为先进典型，一夜之间可以把你美化为“雷锋”，如果需要把你树立为坏蛋，为敌人，那更是积八十年之经验，技巧高明，得心应手，手到擒来。我们不过是因为身逢其时，成了刀下鬼，砧上肉。我们都是一些吃五谷杂粮的平常人，既非魔鬼，也非先知。只是因为被生活际遇所裹胁，感受到许多平常人没有感受到的“平凡的真理”，所以不吐不快。
我想，以己度人，对于中共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杨天水诸人也可作如是观。在一个宪政潮流回荡世界的今天，中共即使没有实行宪政民主的雅量，那么在国内容许几个反对者，而不是反对派，起码也可以装点一下门面，应付一下西方国家的责难，恐怕也是利多弊少的好事。要么臣服，要么叛逆，不是逼上梁山，就是俯首称臣，这就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执政思维。难道世界只能一分为二，却不能一分为三、一分为四？就这一点而言，中共远远比不上古代的许多明君，也远远比不上他们的政敌蒋介石。你看毛泽东，他只有忠臣，没有诤臣；只有政敌，没有朋友；只有女友，没有战友；只有臣民，没有公民。一方面是丰功伟绩，一方面是孤家寡人，二者兼而有之，奇妙地融合为一个古今无双、独一无二的“伟大领袖”。
不久我去了云南，周游了滇西，行程超过3000公里，历时将近一个月。回来看到杨天水的来信，说道：“李老先生：您好。忙碌多天，才静心拜读您的大作。《我是右派二进宫》，平淡而老辣，可让来者熟悉专制主义政治的残酷性在反右过程中的劣迹。《民主政治建设岂能靠伪饰》，概念完整，逻辑清晰，言语浅白而说理深刻。有这样的好文章，加上您的经历，对稍有良心的读者应该产生启蒙作用。其他文章，我在GOOGLE里搜索到，只能看到名字，无法一一打开，包括您说的数评中国政治建设白皮书。网路员警经常追踪我的流览，我流览什么地方，他们的病毒就追踪到什么地方，导致我无法打开很多文章。从文章中，才得知您的大体经历，也得知您住山东大学附中。非常希望有时间拜访您。我元月二十三日取保候审结束，如果年后您有空，我将前往拜教。请将您的具体住址告诉我。欢迎您随时光临。”
也许因为没有收到我的回信，杨天水打听到我家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打到了我家。一个还在“取保候审”的“罪人”，却有这样的热心，令我实在感动，所以我一回家就给他回了电话。如此而已。直到今天，我对于杨天水也只知道“鼎鼎大名”而已，没有顾得流览他的文章。
对于我说“我们都是行将就木之人，也是苟活于世的‘右派’。”有的朋友批评我说得太悲观了。其实，人之生老病死乃不可抗拒的天意。贵如毛泽东者，七十三、八十四也是要去见马克思的。我的右派老师，如陆侃如、殷焕先、束星北、高兰等等都是一代名流不是都身归道山了吗？我们班上打右派的8个同学大概去世了一半。1957年打右派的人，当时以18岁计算（少于18岁的有，不多），现在也66大顺了。所以，10年之后，“右派”就会变成大熊猫一样的稀有动物、身价百倍了。
正是这样一种“行将就木”的恐惧感，使我觉得再不吐出自己的声音，一旦老而昏聩，老而糊涂，老而不死，就无法表达了。我们深知，这个签名恐怕主要在于表达我们的维权声音，离开解决问题还遥远得很，甚至于不抱任何幻想。中共现在明知我们熬不了多少年了，一旦我们死尽死绝，就再也不会听到兔子叫了，所以它的战略战术就是装聋作哑，置之不理。一般而言，我侥幸地估计，恐怕不会再抓话把子，把我们再敲一棍子。毕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是人权高扬的时代，惹不起躲得起。像聪明而愚蠢的毛泽东那样，大发淫威，大挥龙仗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永远不会回来了。所以，中共对于这些“历史问题”采取装聋作哑，置之不理的态度，叫你无可奈何。中共非常懂得“博弈”的妙诀在于趋利避害。
作为被打右派的我们，似乎至今也很少有人直言不讳地正面地大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恐惧仍然笼罩在大家的心中。但是，我们都老了，连当年二十来岁的我们这些“小右派”都年过古稀，再不说话，就来不及了。杀猪还要叫几声，我们已经死到临头了，委屈了几十年，压抑了几十年，有许多人已经遭到家破人忘、妻离子散的悲剧，可是连叫几声的胆量也丧失殆尽，可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给右派“改正”是如何的龙恩浩荡！
有的“右派”朋友直率地说，他赞同我们的观点，但是签名却会“授人以柄”。说出来是气体，写出来是固体。固体者，早晚要受到报应的。这种“五七后遗症恐惧症”大概只有等到走进火葬场的那一天才能够一了百了，药到病除。整整一代两代的中国知识份子都患了难以救药的“犬儒病”。
但是，纵观56年来中共的历史，真正患恐惧病的不是知识份子，而是毛泽东，而是中共，不然，毛泽东为什么要念念不忘“红旗落地”、“人头落地”？毛泽东还没有登上天安门，就气壮如牛地说人民手里有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不怕资产阶级造反。但事实上，56年来，中共都生活在心造的人民造反的梦魇中恐惧中。这是今天社会难以“和谐”、难以“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
作为职业，我这一生，除了做了几年军人，都是中学语文教师。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不知教过多少遍。鲁迅目睹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朋友被逮捕被虐杀，心灵的悲痛那真是比天高比海深。我们都麻木了，不知道悲痛了。如今，如济南的律师刘如平因为在海外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立刻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的文章，被处以1年3个月的劳教。杨天水还在“取保候审”，却又“进宫”。鲁迅虽然说“吟罢低眉无写处”，但还是能够把他的悲痛形诸笔墨，发表在报刊上，而我们却没有了这种开明的“专制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陈独秀讲的监狱，当然是军阀的监狱，资产阶级政府的监狱，帝国主义租界的监狱，国民党政府的监狱。大概他不会想到共产党也会建立这种关押追求“民主”的政治犯监狱，但是陈独秀说“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这话却是永恒的真理。在共产党社会也有这种监狱，真是历史老人寻开心。
中共现在学乖了，不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人，而是以“颠覆”罪罪人。其实，在民主国家，哪有什么“颠覆”罪。你想当总统，你参加竞选好了。选得上，你就当总统，选不上，自认晦气倒楣。好样的，野心不死的，过几年再接再厉，继续参加竞选，不达目的，誓不摆休。一切都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遮无掩，没有任何罪名。所以，设立“颠覆”罪本身，就证明了这个国家的专制独裁性质。往回看，毛泽东所谓的党内11次路线斗争，则是证明了党内领袖专制独裁的性质。
因此，作为年愈70的一个退休教师，一介书生，我对于杨天水实在是爱莫能助，只能无可奈何地说一声：请多保重。
我出生在重庆，但祖籍是湖北武汉。1947年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武汉，听人说，“四一二”政变的时候，确实是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在江汉关前，黄鹤楼下，枪毙了不少共产党人。那是一些真英雄，真豪杰。他们游街的时候大喊“二十年以后又是一个好汉”！这样的介绍，对于那时的我，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产生多么大的诱惑与憧憬啊！后来，我读“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诗的时候，心中就联想到江汉关前、黄鹤楼下那些慷慨就义的前驱。
可是，今天再想想，九泉之下，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先贤，你们可曾想到二十年之后，你门以死追求的革命确实是胜利了，但这是你们心目中所追求的“革命”吗？
因此，我再一次对杨天水说：中国的改革，任重道远，请多保重啊！同时，我大声呼吁：立即释放杨天水！
（2005/12/27—28于山东大学附中）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