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9日讯】赵紫阳走了,对这个世界真的“无所谓”了。他的骨灰被拒入八宝山公墓。所谓“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赵紫阳的在天之灵该不会在意的吧。当年，赵紫阳连邓老爷子赐予的总书记的宝座都无所谓，他还会在乎进不进八宝山？赵紫阳属于历史、属于人民，惟独不属于八宝山。十五年前，作为学生口号里应打倒人员之一的赵紫阳，充满爱护和期望地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动情地对学生们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这是他以自己的身价性命为抵押作的肺腑之言。即使十五年后的今天闻之，一样会让天下做父母的怆然泪下。
赵紫阳曾在一名大学生的背心上面签上“无所谓”三个大字，实际上他已经知晓了自己日后的命运。为了良心和原则，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无所谓个人的得失”。 “无所谓”，换来的是十五年的不自由。曾有人说过，胡耀邦是中国最开明的传统型政治家，赵紫阳是最保守的现代型政治家，两人合作，相得益彰，创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兴旺的时期。赵紫阳对国人的贡献岂止是“有益”两字就可一带而过的？！十五年前，赵紫阳说“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他还强调要加强公民的宪法权利，要创造民主和法律的合理关系，民主必须依靠法律。是的，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会导致“强权经济”、社会的贫富差距会以惊人的速度急速扩大，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印证着赵紫阳强调民主政治的正确性。
正像陈独秀本质上是一个文人、瞿秋白本质上是一个书生一样，赵紫阳本质上其实是一个绅士。他们都是中共党史上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格语）的“异类”，他们在中共培育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花园里都种有一块自己“精神的自留地”，他们都难成党棍、都不是做总书记的料。像秋白就曾感言“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偏偏他们又都成了“总书记”，那是历史的误会也是历史的选择。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为了政治利益而完全背弃自己良心和内心真诚的卑劣政客，他们永不能让党性战胜人性，他们成不了“政治动物”。独秀客死江津、秋白饮弹长汀、紫阳被囚胡同至生命的晚期，他们都是些不合作主义者。为了良知，个人的荣辱进退、自由甚至生命对他们来说早已“无所谓”。他们不是完人，但他们矗立起的人格的丰碑让中共的另类“总书记”们相形见绌。
1935年夏，瞿秋白在告别这个世界前写下了《多余的话》，在其开篇瞿引用了《诗经》上的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寥寥十五字，勾勒出作者彼时那种深刻而孤独的悲伤情怀。《多余的话》其实并不多余，瞿希望有这么一天，有人能以一种真诚、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同感，来理解他的这一份“心忧”和其背后的复杂意义。到了1989年夏，赵紫阳竭力要把学运导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然而学生不理解他，党内的顽固派反对他。一句“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是否也是一种希望得到理解而又不被理解后的孤独又悲伤情怀的自然流露？“无所谓了”是否也透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心力交瘁后的无可奈何？！
赵紫阳在“六四”前一直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问题。实际上，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应该是这样解决的。对于“六四”，虽然现政府一直想对它“无所谓”，但事实上无论怎样掩耳,“六四”都是无法摘除的一只铃铛。要正视“六四”，也许是难堪的。但正如邓小平否定了“文革”、平反了刘少奇一样，对赵紫阳和“六四”的重新评价，对于有远见的政治家来说，也未必不是政治上大有作为的一次机会。
赵紫阳曾被人誉为“中国的良心”，他没有标榜过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但他委实是人民的娇子！面对邓老爷子的蛮横和“主杀派”的强硬，赵紫阳无所畏惧地“无所谓”，凸现出其不屈、洒落、自信的铮铮风骨。对赵紫阳，虽然有人千方百计想让人们淡忘他甚至丑化他，但千万天良未泯的人们的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不愿做一个傀儡式的总书记，更不想用青春的鲜血去抹红自己政治的锦绣前程。他纵然是一个政治上一时的失败者，却是一个不想对历史“无所谓”的人。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真诚的人，这样的人在这个浮光掠影、急功近利的时代越来越稀少了。为此，他迸发出的人性的光辉让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们”暗然失色。
正如一付悼念赵紫阳的挽联所言：“难为汉相宁做楚囚，大丈夫无所谓了；青史留名人心自在，小朝廷何足道哉”。赵紫阳那富有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的笑容将永远定格在历史镜头中。历史决不会尘封了他，也不会理会加在他身上的那些荒唐的罪名。历史会牢记他的“无所谓”的！
原载《议报》第18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