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明 : 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

辛明政论集

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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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7日讯】鉴于网上对“三真”(用真名、说真话、做真人)争论热烈,在认真关注之余,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诚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所以任何人都应该“说真话、做真人”,但是这与作者发表作品是否使用真名似乎没有任何联系。

艺人有艺名,作者有笔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古今中外,由来已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领军地位的文坛巨人“郭鲁茅、巴老曹”六人之中,无一人使用的是其原名。人们只知道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若不专门从事文学研究,难得有几个人关心他们原来的姓名。作家的笔名还好说,起码读来朗朗上口。艺人的艺名可就千奇百怪了。什么七龄童、六龄童、小六龄童、六小龄童,根本就不象名字,不下一点功夫都读不流畅。可是戏迷们偏偏记得住,至于他们的真名是什么,倒没有多少人关心。

艺人用艺名、作家用笔名,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说真话、做真人”。如果他们中的什么人(例如郭沫若)说假话、做假人,那也不是因为他用了假名,而是要从他的人品、人格上找原因。如果更深入一步,则还要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原因。

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十分注重诚信的民族。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得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人逐步学会了“黑厚学”,以心黑手辣、毛深皮厚的虚伪言行来谋取个人利益。在共产党党国统治的这五十几年里,说假话简直变成了求生存的必要手段。1955年,借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共产党党国对说真话的人进行了第一次镇压,把两千五百多名知识份子精英投入了监狱。由于事不关己,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更没有预感到自己也迟早会大难临头。1956年,毛泽东亲自号召人民帮助党整风。广大知识份子掏出自己满腹的心里话,真诚地帮助党整风。几个月以后,毛泽东就变脸了。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以他的“阳谋”把敢于说真话的优秀知识份子几乎一网打尽。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就学乖了。大家认识到,如果不想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敌人,最好还是把真话藏在肚子里,只说共产党愿意听的话,哪怕那是假话。所以,在反右(定了一百万右派分子)和反右补课(又增补了十万)之后,尽管共产党开展了“向党交心”的运动,它却未必收到了几颗真心。

但是,“向党交心”运动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它开启了旷古未有的“全民表态文化”的先河。从此以后,凡是在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不放心之际,它就要求全国人民向它表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起的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五、六千万老百姓,但是1962年以后开始大搞阶级教育,在忆苦思甜会上,人人都必须诉旧社会的苦,说新社会的甜,哪怕早几年家里饿死过亲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在声讨林彪的会议上,人人都必须泼口大骂“林贼死有余辜”,哪怕在几天之前还在同声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在强化学习班里,人人都必须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哪怕在几天之前还是游行示威的积极参加者。

除了少数特别勇敢的中华民族的脊梁,谁有胆量在“表态运动”中不按党的要求表态?哪怕你闷头不语,消极抵制,都会影响你的提职、加薪、分房,甚至孩子的入托、入学、升学。如果你“狗胆包天”,胆敢唱反调,那么轻则批判斗争,重则身陷囹圄。

表态的人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听表态的人也知道他听到的不是真话。但是人人都这么说,大家心照不宣、自欺欺人。尽管连共产党都知道老百姓说的未必是真话,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它还是逼迫老百姓表态。在听到这些高压下的表态之后,党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全国人民的口头拥护使它感到舒适和宽慰。经过党的喉舌的反复宣传和渲染之后,党甚至会产生错觉,以为它真正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这种“全民表态文化”对于共产党有自慰作用事小,把中华民族的诚信传统破坏殆尽事大。它使得中国老百姓不再以说假话为耻,反而把说假话视为理所当然。政府欺骗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欺骗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看最后谁骗过谁。如果你指责他欺骗可耻,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为什么不首先指责政府。政府比我更可耻。我的欺骗不过是自卫性的被动性欺骗,而政府的欺骗是攻击性的主动性欺骗。为了对我的身家性命负责,我不得不说假话!”仔细想想吧,你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迅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通过共产党无法严密控制的互联网,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了。但是,敢于以真名说真话的毕竟是少数。他们要么在海外,共产党够不着他们;要么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共产党动不了他们;要么是一些情况特殊的人,共产党在有意无意地容忍他们。绝大多数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中国人还是只敢用假名说真话。为什么?他们完全暴露在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之下,缺乏基本的人身保护,处境十分危险。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名,无非是想多一层保护。哪怕这层保护十分脆弱,随时可能被党国公安部门、国安部门以现代高科技手段击破(例如不锈刚老鼠刘荻),但是多一层保护总比赤膊上阵好!我们没有必要发起一个运动提倡他们公布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用假名说真话,进行认真严肃的写作,比共产党党国领导人和贪官污吏们用真名说假话,冠冕堂皇地欺世盗名要高尚得多。

笔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下,有胆量以假名说真话就已经要担风险了,就可以算做勇敢的人了。现在当务之急不在于倡议他们用真名说真话,而在于鼓励那些根本就不敢说话的人说话。要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连用假名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啊!他们在家里,在朋友圈子中大骂共产党,在会议上却服从“表态文化”的需要。要他们在大庭广众中说真心话吗?他们不敢,怕被人揪住辩子;请他们写文章贴到网上吗,他们更加不干,(哪怕他们的写作能力很强,)他们绝对不愿意让共产党抓住白纸黑字的铁证。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争取让所有的人都敢讲话。以真名讲真话的人为这些不敢讲话的人树立了榜样,以假名说真话的人也让这些不敢讲话的人受到了鼓舞。他们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那些以假名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大胆敢言,他们是不是用真名来发表他们的见解并不很重要。共产党专制政权给他们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他们不应该再承受自己人给他们的压力。我们不是都在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权利吗?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利使用笔名发表他的作品也应该算一种自由权利。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如果一个人坚持使用他惯用的已经形成了影响力的名字发表文章,不管它是不是真名都无关紧要。广大读者可以不知道他的真名,但是他们知道那个笔名对应的就是他。就以老枭为例吧,笔者认为,对于广大线民来说,东海一枭的名气和影响力比余樟法大多了。尽管前者是笔名,后者是真名。如果东海一枭从今以后用余樟法的名字在网上出没,他还需要花一定时间重新建立影响,或者在每篇文章上署上“余樟法(东海一枭)”(这岂不太麻烦),就象他现在在需要用到真名时做的那样。

由于惯用的笔名与作者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其对应的密切程度甚至高于真名(例如东海一枭),所以不存在由于用笔名而不负文责或信口开河的问题。任何一个严肃的作者都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他们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写作,绝对不会为了嘴巴快活就乱说一通。应该反对的是那些不断变化笔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人,他们才可能逃避文责、胡说八道。如果提倡用真名是在这个意义反对使用假名,而不是反对使用广为人知的惯用笔名(它与真名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则笔者深表赞同。

最后,笔者愿借此机会声明,辛明并不是笔者的真名。虽然身处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加拿大,笔者还是以三个名字发表作品。笔者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因为笔者有三块阵地。笔者用真名葛陵元发表科学著作和教研论文,以笔名文思发表翻译作品和文学创作,以笔名辛明发表政论作品和评论文章。每一个名字都和笔者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不仅有人身对应,而且有专业对应),不存在任何逃避文责的可能性。要说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鼻祖,也许当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鲁迅(1881-1936)先生。他老先生(其实并不老,只活到五十六岁就病逝了)先后使用过百来个笔名(一位篆刻家曾把他的所有笔名刻出图章,出了一本书《鲁迅笔名印谱》),有的笔名用过就丢,事后连他自己都忘了。近年来,对于如何评价他老先生,在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由于离题太远,恕笔者不在此赘言。

《议报》第105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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