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7日讯】赵紫阳逝世之后﹐在对他的道德品格予以高度评价之外﹐各种国际评论都说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有非常重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更不可能理解他的贡献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因为，多年来海外的舆论对赵紫阳的关注主要在政治方面，而大陆内部的政治环境则不允许公开议论赵紫阳﹐仿彿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位总理和总书记，尽管在私下里，不仅邓小平，甚至连江泽民都承认赵紫阳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现在回过头看，八十年代初的几项重大改革奠定了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其中，安徽带头包产到户和广东率先开放农村地区的对外加工，影响之深远，越来越明显。但是，这两项重大改革，都不是赵紫阳的首创。安徽包产到户的功臣是万里，而广东对外开放的功臣是习仲勋，杨尚昆和任仲夷。
那么赵紫阳在这场改革中的贡献何在呢？他的贡献在于他不仅巧妙地利用自己在中央担任总理的位置，积极支援了这两项重大改革，而且，他在1980年对各省实行财政包干，使地方财政利益与市场化的方向一致，形成了抵制中央计划经济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把大陆的经济改革推向难以逆转的路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赵紫阳的财政包干，即使有了当年的包产到户和对外开放，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势力仍然有机会倒行逆施。
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一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首先是由于有利的政治形势。当时华国锋还没有完全出局，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元老集团还需要借助地方的力量来巩固他们对“凡是派”的政治胜利，同时，当时大陆的财政危机非常严重，不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无法渡过难关。不过，赵紫阳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打出地方财政包干这张王牌，与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他分权改革的内在倾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中共高官中，赵紫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全面和丰富的地方经验。其中，他在广东多年担任主要领导的经历尤其对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广东地方自治的冲动一直很强烈，与坚持大一统的政治倾向屡屡冲突。赵本人即参与过中共打击广东地方势力的内部斗争。但是，赵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中央集权的盲从者。相反地，赵紫阳显然从自己多年的地方工作经验中，看到了中央集权的严重弊端，逐渐形成了地方分权的倾向。
赵紫阳对中央集权的醒悟可以从他上任总理之初的一次讲话中看出来。他讲过类似这样的话：现在这个体制，再能干的人在这个位置上也不一定做得好，能力差的人也未必做得差。他的这种态度，与迷信中央集权的朱镕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赵紫阳和朱镕基一样，都知道自己是一个智力不低的人，但是，赵紫阳与朱镕基的根本区别在于，赵紫阳明白仅靠个别人的聪明是搞不好经济的，而朱镕基则自信有扭转乾坤的本事。
因此，地方财政包干绝非赵紫阳当时的灵机一动，而是他多年的经验和思考的产物。赵紫阳之所以能成功地实施这一改革，多年的地方经验，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游戏。赵紫阳既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又要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因此，对地方的各种“对策”，必须善于应对。他对地方的深入知识，既帮助他与地方沟通，也减少了被地方愚弄的机会。当然，这也与他“兼听则明”有关，因此才没有象刚愎自用得朱镕基那样，闹出在安徽粮站受骗那种天大的笑话。
赵紫阳的这一重大改革，多年来一直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一个方面，是主张恢复中央计划经济的保守派，这自然不难理解。攻击赵紫阳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最为激烈的还有一股势力，那就是主张集权改革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正是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吴敬琏看来，赵紫阳实行地方财政包干，纯属“胡来瞎搞”。但事实是，如果没有地方财政包干形成强大的地方利益，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共上层主张向左转的势力，就不会遭到地方政府，尤其是广东为首的沿海省份有效抵制，大陆中国的改革，就有可能倒退多年。
直到今天，主张中央集权的人在大陆仍十分得势，并且也唱起了同情弱势群体的高调﹐他们似乎完全看不见集权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不相容。我希望，总有一天，中国人不仅将对赵紫阳分权改革的贡献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也将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主张地方分权的人，往往也是个人基本权利的真正维护者。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