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据媒体报导，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巨贪毕玉玺曾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毕一次送给张某20万元（见《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3月22日）。毕玉玺出手如此慷慨，令人瞠目结舌。倘若昔日巨贪和砷再世，看来也会自叹弗如。
毕玉玺之所以如此慷慨，首先是因为他有慷慨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不是中共所吹嘘的执政能力，而是一种贪腐能力。从1999年新年到2004年2月，在短短的5年多的时间里，毕玉玺先后收受或索取25人77次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毕玉玺敛财的手段主要有如下五种：一是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大搞权钱交易，二是以子女出国留学为名收受或索取贿赂，三是利用节假日、生日大肆接受他人送的礼品、首饰、银行储值卡、饭店娱乐消费卡等，四是借出国（境）开会、外出旅游收受他人钱物，五是以“玩牌”名义赌博，从中收取下级、不法商人故意输给的巨额现金。钱来得容易，去的自然也就容易。有产权经济学家说，花别人的钱永远没有像花自己的钱那么细心。毕玉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更加可以慷慨而不会心疼。慷慨也算是人的一种天性，它能够给人带来足够的心理愉悦。我也想迈进高级娱乐场所，对按摩小姐慷慨一回，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在当今中国，钱来得最容易的职业不是商人、不是学者或其他，而是政府官员。尽管中国最有钱的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丁磊、刘永好那样从商的企业家，但中国做官所得的市场平均利润肯定是高于经商所得的市场平均利润。经商要做到丁磊、刘永好那样的程度很难，做官要像毕玉玺那样贪个百万、千万却不是很难。何况经商的风险系数要远高于从政的风险系数，贪官东窗事发的概率毕竟不高，像毕玉玺这样的倒楣蛋还是很少，众多的毕玉玺们仍在“执政为民”的贞洁旗帜下，很安全地继续他们的贪腐事业。做官搞钱容易，做京官搞钱就更容易了。毕玉玺作为首善之地管交通的副局长，搞个千把万不值得大惊小怪。京城是权力的中枢，也就是权力的总批发地，全国各省市的贪官拿礼品和现金云集到北京购买权力，然后再去层层批发、零售。比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就将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其“价格”。所以，马德一个市委书记能够聚敛到近600万元实属正常。
平心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但中国人起早贪黑、挥汗如雨般地勤劳，并没有能够使自己摆脱贫穷。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老百姓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财富被贪官污吏掠夺和吞噬了。老百姓不停地创造，贪官污吏不停地掠夺和吞噬，贫穷就这样永远地伴随着中国的普通民众，他们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他们的小孩读不起书。我的一位贪官朋友，有一次曾很自豪地对我说：“我们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这哪是什么分配的权力，这分明是一种掠夺和抢劫的权力。有政治学者说，国家就是黑社会，而笔者要说，一个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国家，则比黑社会还要黑。毕玉玺慷慨甩给按摩小姐20万元，是很多工人、农民一辈子都赚不到的。然而，他就这样轻松地甩了。他这是在慷人民血汗之慨，慷纳税人之慨。我现在终于明白，北京的房价和物价为什么那么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权力中枢的京城有一个庞大而又强大的购买群体–贪官污吏的存在。
近来中共提出“以人为本”，应该说是一种不小的进步。但“以人为本”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人为本。笔者以为，“以人为本”的实质，应该是以百姓为本。毕玉玺的慷慨所折射出的，分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官为本”或“以权力为本”的社会。中共口口声声要建立“和谐”社会，一个官为本、民为末的社会能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吗？
（2005年3月25日写于私产居）
──转载自《议报》第19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