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近日，中共当局对4月下旬曾声援百万退党活动的20多省市的民主民运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压。然而，暴力并没有吓倒觉醒的人们，强权阻挡不住正义的声音，退党团队人数仍在以每天2万人左右的速度激增。《九评》封不住，退党潮更涌。
大纪元记者辛菲北美时间5月17日晨采访了大陆知名民主人士李运生（重庆）、付升（西安）、李任科（贵州）、寥双元（贵州）、莫建刚（贵州）、王庭金（安徽）。其中，李运生、付升、李任科、寥双元请记者代他们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发表退团退队的声明。莫建刚、王庭金从未加入过任何共产党的附属组织。他们认为退党活动意义重大，应该号召更多的人退出，希望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把共产党退垮退掉。
他们表示：《九评》从本质上揭露了中共的邪恶，引强烈震撼，传播广泛，获高度赞誉，中共当局极为惧怕，企图查封《九评》、查找《九评》执笔人，但是痴心妄想，越禁止，传播越广。
李运生：《九评》流传广泛 中共越禁止传播越广
李运生请记者帮他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贴上下面的退团声明：“退党活动很好，证明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敢于公开表示自己不与之为伍的决心。我当年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少年儿童，在学校参加过少先队，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现在想起来，那些东西都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种工具，而且也成了中共统治人民的帮凶。我对当年参加少先队和共青团，从良心上感到很不安，很自责，所以现在我要郑重的宣布：从现在起，我退出当年所参加的少先队和共青团，而且与他们永远划清界限。”
李运生表示：《九评》系统深刻的对中共进行了本质上的揭露和批判，我觉得很好，可以使中国的老百姓真正认识中共是必然要灭亡的。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中，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在国内能看到的人都会觉得好。
李运生说：中共现在到处搜查《九评》，《九评》被列为必须要上交的书，书店、书摊的一些老板告诉我，公安局的人问过他们有没有《九评》，命令他们如果有要赶快上交，说明中共对《九评》很重视，很畏惧。
李运生指出：中共越紧张，越查抄，说明《九评》流传广泛，我觉得只要是能够上网，而且又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基本上都看到了。越禁止，传播得救越快越广，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和看过了，反应都很好。
李运生，重庆万州区人，生于1953年10月20日。 1979～1981年：投身于民主运动，主编民刊《华夏春》3期，以“华夏春编辑部”名义，加入“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和“营救刘青全国委员会”等。 1981年：被送西昌劳教3年。1984年获释后至今，因继续从事民主人权运动，受到严密监控和打压，多次被传讯。 1980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文百余篇，使用笔名“阿声”。
付升：《九评》将载入人类史册 中共想封锁是痴心妄想
付升请记者帮他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贴上下面的退团声明：“我自愿、自觉的脱离我以前所参加的带有共产党官方色彩的一切组织，包括共青团、少先队，我对以前所参加的这些组织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表示忏悔。”
付升表示：《九评》写得非常好，文笔杰出，思想深刻，对共产党的起源、经历、罪恶分析得非常透彻，引发了大家的反思。《九评》写得非常棒，非常透彻，将载入人类史册。我周围的朋友，包括上访的朋友们都看了《九评》，都觉得非常好。
付升说：有的朋友很震惊，说以前怎么不知道。还有党内人士说：这是不是真的？怎么没见到官方评论呢？我说：你说呢？官方没有评论，你就不相信吗？官方评论的东西，你不是经历了很多吗？包括“六四”，官方不也说没杀人吗？你不都经历过了吗？文化大革命你不是也经历过了吗？
付升说：据朋友们透露，罗干在得知《九评》以后，已经搜查了我很多朋友的家，他们认为是他们执笔写的，而且罗干说：如果敢散播九评，复制或下载的话，一定要判大刑。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很聪明了，想看就在网上看，看完后，大家就明白了，又把想法告诉其他朋友。这样中共就抓不到了。
付升说：中共想封锁《九评》是痴心妄想，除非砸掉网吧，拆除网路，这是不可能的。官方不敢评论，但是越是这样，老百姓越好奇，越想了解，和法轮功一样，中共不打压，有的老百姓可能还没注意到，中共一打压，老百姓本能的就要去了解，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一看就明白中共在造谣诬陷。
付升，曾在一家科研所做研究工作，1989年他是西安外语学院在职大学生，“六四”后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以参与动乱的罪名被判刑两年，出来后的这十几年，付升一直从事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这期间，他多次遭到抄家、逮捕、押往外地，他的父母、妻儿也多次受到威胁，但他一直不改初衷。
李任科：《九评》引强烈震撼 敬佩传播之人
李任科请记者帮他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贴上下面的声明：“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当了3个月的少先队员。那个时候很小，不知道共产党的性质的恶劣，现在退党活动的这种运作非常好，大家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后，都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脱离共产党的任何组织，这也是一种和平理性的方式。长期以来在共产党的模式下生活，从我们非常小的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也就是说，我们这代人从一生下来就被完全洗脑了。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积极的参加了少先队，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认识到哪怕是最初的幼稚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最终看清了共产主义的走向，它不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要求，离我们越来越远，我认为我们上当受骗了，在幼小的心灵里就被它们播下了邪恶的种子。现在我认清后，我对以往加入它感到非常痛心！感到非常后悔，坚决退出来。”
李任科表示：《九评》引发的震动非常大，在国内国外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九评》写得非常好，揭露的事实非常详实，是珍贵的资料，我自己创作的时候也可以引用其中的数字、数据，都非常有用。也只有《九评》才能把这些不为人所知的资料公布出来，这些资料正好说明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李任科指出：中共对《九评》非常畏惧，广大的民众把《九评》传播开来，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公安曾经跑到我的一个不常接触的朋友那里，拿着一本《九评》的小册子问他有没有收到过？那个朋友只是开了一家当街的普通店面，说明很多店面都收到了，可见《九评》传播之广泛和中共之畏惧程度。
李任科说：国内这些传播《九评》的人做得非常好，冒着很大的风险，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他们把《九评》打印，装订成册、我非常敬佩他们。
李任科，1950年出生于贵阳市。1968年，毕业于贵阳市第七中学。1970年，进入国营贵阳钢厂，1973年，在贵阳朱家巷2号结识黄翔。 1978年10月21日，在贵阳市“民主墙”下认识几个朋友，并将他们介绍给黄翔。次日，以笔名丁荛成立“柴草”民社，同时在“民主墙”上出刊、声援、支持“启蒙社”；同年，当“启蒙社”第一次出现危机时，毅然公开声明“柴草”集体加入“启蒙社”，并用大字报将个别人退出“启蒙社”的声明覆盖。 1979年初，组建以文学和政论为主的“百花学会”，公开出版民刊《百花》。 1980年4月5日，被贵阳市公安局直捕。1981年5月4日，被诬以故意伤害罪，判刑4年，厂方随即公告开除。刑满后与众多民运异议人士一样，为生存而挣扎。2003年在，在网上发表《纪念《“启蒙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暨中国现代文明社会的曙光》和《杜导斌无罪》等文。
寥双元：希望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把共产党退垮退掉
寥双元请记者帮他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贴上下面的声明：“我很小的时候，59年，就戴上红领巾了，当时感觉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13岁就是红卫兵的大队长，也是一个组织的头头，我搞政治就是受他的影响，后来我哥哥也被迫害。经过这么多年，我早就认清中共的邪恶。尤其是最近看了《九评》，觉得写得很好，很有作用，用客观详实的事实数据把中共的邪恶本质揭露出来了，写得非常好！我早就想声明退，也没赶上声援百万退党的活动，三退的热潮还在继续，我们一定要参加进来，我在此声明退出少先队，一定要退掉。共产党是邪恶的，是不得人心的，我们早就反对它的思想，我们坚决支持退党团队的行动，对退党的活动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兴奋，我们坚决支持这个行动，希望所有人都退出，希望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把共产党退垮退掉。”
寥双元从事法律工作，致力于给弱势群体打官司。95 年，他与陈西、曾宁、黄燕明、卢勇祥等人联合撰写《给专制独裁 者的公开信》及《告全国同胞书》，向国内各媒体投寄，到贵州各大专院校及市中心、工厂散发传单，卢勇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时被捕，随后， 其他四人也在贵阳市被捕。陈西（ 八九年曾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 ） 被控组织反革命集团，判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卢 勇祥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及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判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黄燕明、寥双元（ 九一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案被判三年劳教 ）、曾宁（ 八九年以反革命颠覆罪被判刑四年）分别被判刑 六年、四年、二年。
寥双元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介绍了他的组诗。第一首是73年写的“先驱者之歌，第二首是89年去天安门广场后写的“勇士之歌”，第三首是96年在看守所写的“奋斗者之歌”，不久将一并发表。
莫建刚：要动员所有党员退出
莫建刚表示：我非常支持纽约的声援百万退党的活动，只要大家团结一起，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那共产党就没有势力了。而且退党也是一种非暴力的和平理性的方式，我非常支持这种行动。要动员所有党员们，尤其是基层的党员们，都退出。
莫建刚说：我是无党派的自由民主人士，没有加入过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少先队都没入过，我从小对这些东西就不感兴趣。读小学时，我很顽皮，老师一直不准我加入加少先队，作为对我的惩罚，但是我本身也不想参加，大了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上山下乡当知青，我彻底的看清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觉得像共产党这样的邪教组织再继续统治中国的话，我们人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1978年，我义无反顾的和朋友到北京贴大字报，同时，我们宣告成立中国启蒙社，以此拉开了中国民运的序幕，同时揭露和批判毛泽东的战争暴行，我们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中国民运的行列。
莫建刚，1951年3月12日：生于贵阳，1978年10月11日及同年11月24日：参加并发起在北京的“启蒙“民主运动，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启蒙社，当时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79年1月：受中国启蒙社的委派，率队到北京张贴第3次“启蒙”大字报，同时组建中国启蒙社北京分社联络处。1989年：“6.4”学潮期间，在北京和同仁们参与学潮的示威及宣传工作；学潮被镇压后，在北京燕山被抓捕。由于北京诗人黑大春及其家人的全力营救，9天后获释，年底返回贵阳。 1990～1999年：在家中潜心学习中、外经典著作，同时思考和观察中国民运的走向，并写有多本著作。 2001年：复出，与廖双元、曾宁等推动贵州民运工作，至今。
王庭金：对《九评》深有感触 打到中共的根本
王庭金表示：我从来没入过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包括少先队，我觉得我的历史很清白。
王庭金说：退党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这个作法很好。《九评》写得很好，把共产党的本质揭露得很深刻，文采、思想等各方面都很好，也符合历史事实，里面讲的很多内容，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确实是如此，我们这一代人是深有感触的。
我知道中共对《九评》很畏惧，现在在严密追查《九评》的作者，因为打到了它的根本。
王庭金，曾任安徽省蚌埠张公山中学数学教师。98年2月6日，他因与王炳章会面，两人外出影印资料期间被捕，曾于3月获释，但于4月再被捕及判劳教2年。2000年1月10日，王庭金刑满获释，返回张公山中学做数学教师，由于两年没拿工资，家庭生活困难。5月上旬，校方以他两次没参加政治学习为由，将他4月份800元人民币工资全部扣除。11日，他向蚌埠市公安局逮交了游行申请书，申请于5月22日举行游行，抗议学校对他政治迫害。其后他到云南等地找工作，于12月在云南被捕。当局当时以“诈骗罪”将他拘捕，2001年3月16日，蚌埠公安局却将他以“涉嫌偷越国境”判劳教3年，但公安并没有向家人提供其偷越国境的证据，获释后现继续从事民运工作。(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