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登忠:报告文学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农民 第六章 二等公民 (上)

韦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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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1日讯】中国有九亿多农民,占总人口的80%,可是每当提起中国公民,中国老百姓,往往指的并非是他们。由于贫穷、落后也即经济、文化决定了他们的地位是二等的。如果一个人犯了法,也即做了恶,对社会、对他人带来了危害,就应该受到惩罚[只是惩罚要适度],就不应该与其他人享有同等权利。一个社会里触犯法律的毕竟是少数人,一百个人中也许只有一、两个[十亿人中就有一千万],他们是个体,其权利是个人权利;而决大多数农民是守法公民,他们的权利时常会被侵犯或得不到保障,并且他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阶层。农民被这个社会当作后母所生,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

一个党,一个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不仅绝不会有意地要去侵犯或剥夺其人民的权益,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阶层,而且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权利,然而,要是这个社会偏离了真实、偏离了人性,常常就会发生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第六章贫穷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生存是最基本需要。动物世界欲望很低,只求生存,人类的欲望却远不止于此。自从人类有了除生存之外的欲望,欲望就逐渐膨胀,没有尽头,为了欲望的满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恶果是向自然的大肆掠夺,森林砍伐,毁林开荒,空气污染,河流污染……导致动物生存空间急剧缩小,许许多多物种濒临或已经灭绝。如果不是工业革命,我们可以延长大自然的寿命,可是由于机械代替手工,更少的人能做更多的事,新的需要不断产生,加速了大自然死亡的进程。毫无疑问,随着社会向前推进,满足生存需要变得越来越容易,能够满足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战争或是大跃进式的大劫难以及没有顺应自然,没有顺应人性的社会大倒退时期外。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民早已不在乎吃、穿。中国是世界强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近二十年得到巨大改善,可是由于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同一个国度,沿海及城市已进入电话电脑时代,可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农民过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原始般生活,只求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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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比上一代人幸运得多,等到上一代人象神农尝百草一样检验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好吃以后才投胎到人世间。不知道前世是鸟虫还是牛马,既然投胎变成了人,就已不习惯啃树皮、吃野草。老辈们说:“把包谷收回来,包谷壳和包谷核绝不能扔掉,把它晒干或烤干磨成粉,和包谷面混在一起蒸,树皮也以同样的方式加工。野菜成了美味,只要能吃的,没有毒的野草树皮几乎都被人们吃光”。“人浮肿以后就把他们全身赤裸裸关在仓库里,外面煮一大锅草药,用扇子把蒸气往里扇,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治好浮肿。我们寨里就有四、五十人被这些样熏过,许多人当场昏倒,没几天就死,那几十个人中只有王一人能活下来”。“我们寨里有一百多人死去,三、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没能逃过那几年”。这就是“大跃进”铸成的大饥荒、大劫难。

啃树皮时代过去十多年,到了七十年代,我们那地方已有所好转,可半数以上的家庭粮食仍不够吃。为了节约粮食,常常把白菜或豇豆之类和米或玉米面混在一起煮,吃起来不算难吃,可吃得多,饿得快,老人们说粮是钢,饭是铁的确不假。从田里把小麦收回,来不及晒干 就把麦粒煮成一大锅。只要是煮熟就行,吃两、三个星期的麦粒,连牙齿都受不了。玉米还未成熟就拿回来啃,开始一、两天倒觉得好吃,往后就难熬了。一年中只有中国新年后的几个月有油吃,吃肉就更少了,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或有客人来几乎很难吃上一顿肉。到了下半年,即使有客人,也只有吃素。冬天,有毛衣穿的孩子必定是他的父亲有工作,夏天,放牛娃们大多光着脚;去做客或去赶集,年轻人不是穿解放鞋就是穿布鞋,老年人几乎没有袜子,用布带缠脚抵御严寒,就象当年的红军八路军。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生死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兴衰。要是毛泽东再活几十年,邓小平没有机会出来,现在的放牛娃还要光着脚。十多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农民过得怎么样?

原以为我们那地方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可是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事实使我更悲哀。中国到处都是穷人,他们不是相对贫困,而是绝对贫苦,不是个体贫困,而是集体贫困,地区贫困,阶级贫困。九二年,我被抽去参加地区工作队,到某县某乡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半年时间,并没有达到“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的预期目的,也没有为农民办成几件实事。十多年来,中国许多省份都一直在搞社教运动、扶贫运动等,雷声大、雨点小,不过这类运动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能使一些城里人对农民增加一点了解,尽管这种了解并没给农民带来什么益处。

该乡距县城有二十多公里,文化较为发达,在单位上工作或是考上学校的学生都很多,只是由于人多地少,半数以上是岩石山,他们都很穷。考上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就读于中师、农校、民族行政管理学校、林校、水校、卫校等初中毕业就可以报考的农民子弟式学校。这地方石料丰富,有人在外面当官的富裕人家的房子修得较好,坟墓也修得宏大,中等家庭的房子看上去也还可以,进到屋里却又窄又黑,没有几件家什,房子是要修给别人看,那是包装,无论怎样不能让人感到可怜。战马田村有九个组,至少三百多户人家,有平房的没有几家,平均不到一个组一家。在农村,平房是富裕的标志,尽管修一、两间的平房只要三、四千元。因为石料自己可以开,只是买石灰、买水泥,买钢筋在一间屋子上面倒一块水泥板,主要是用来晒玉米或小麦,谷子之类。地区工作队员武警上尉和我走一个小时到组长家去了解情况,组长家的房子左右两侧的一楼用石块砌好,石缝间用石灰浆隔成格子,远处看去还以为是大户人家。走进去,房间没有隔板,只用一些玉米杆编成栅栏当隔墙,左边是儿子的家,右边是父母及未成家的子女住,堂屋放农具还铺床,火坑是个土窝,有几个草墩,锅碗瓢盆不值几个钱。房子已修了好些年,可前后墙还是乱石堆成,已是尽力而为了。

我们和组长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组长并不热情,我很理解。火坑边的饭早已煮熟,还不架锅煮菜,他妻子出去一会儿,拿着一个布袋和一个碗回来。她把饭锅抬走,把里面的饭舀出来,背对着我们,那一定是包谷饭。她把锅洗好,倒进布袋里的米又拿来煮,砧板上有一块肉,半斤左右,她在切,这时我才知道女主人到邻居家去借布袋里的米和碗里的肉,我心里感到酸楚楚的。她家本有一位客人,要不是我们去打扰,她们早就吃完饭。上尉和我是远方的贵客,难得来一次,怎么好让这些城市里来的官与她们同吃玉米粥呢?只要有借的地方,借了以后再想法还。穷人自卑,也自尊,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太穷、太寒酸。“贫穷”是秘密,他人知道了很难堪。我把上尉叫到门外,执意要走,他不得不走,只是有些牢骚:“他家已煮好饭,还有点肉,你不在那儿吃,到哪儿去混饭”?我心里太难受,只说了一句:“你没察觉女主人因为我们去借肉和借米吗”?的确这一辈子也许只到他家一回,并且主人已有所安排,可是我们多呆一分钟,就使女主人多一分钟不自在。穷人有吃的时候很好客,没有的时候可不想让你知道其底细,他们不想要同情和怜悯。上尉是城里人,对农村了解不多,只知道“农民很穷”,穷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不出来。

十二点左右,我们到了另外一家,有两、三个人正在帮忙修补房子,正敢上吃饭。包谷面蒸的饭,有酸菜、有油有辣椒,上尉吃了一碗。因为去的时候没有吃早餐,他很饿,又吃不下,在回来的路上老是责怪我,我沉思不语,不想说些什么。本来上尉比我大十岁,现在我倒觉得他比我还小十岁。到了暑假,这个村另一个组有我教过的学生,他刚从师范毕业,等待分配,他到乡里叫我去玩。学生家也是吃玉米面,有酸菜和牛皮菜,但没有油。幸好我没让上尉一起来,这样的生活农民们要过一辈子,要吃几代人,他吃一、两顿就牢骚满腹,过惯了好生活的人不仅咽不下那些饭菜,有时看都不想看。学生的父母很开明,为了子女能不再过他们的那种苦日子,不杀过年猪,没有油没有肉不要紧,无论怎样穷怎样苦也要让孩子读书。那学生中师毕业已二十多岁,可他的姐姐还在乡中学补习初三,已经补习了好几年没考上,那一年不知中了没有。至于年龄限制,舍得花点钱到派出所改户口就能过关。乡中学有几个补习生已是二十五、六岁,有些补习五、六年,有些回家干了几年农活又来补习,还有的是从部队复员回来又到学校补习初三。无论什么办法,只要能离开那穷地方就行。

社教运动除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抓计划生育,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清查”,把八十年代初土地联产承包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作出处理,诸如耕牛款兑现,集体财产的分配,田边地界的纠纷等等,全都是鸡毛蒜皮之小事,可对农民个体来说也算是件大事。我感到迷惑,这许许多多小纠纷十多年来为何不解决,把问题拖了那么久。地区、县工作队下乡,农民们开始抱很大希望,没多久,农民们只把他们当成过路客。上尉和我分管前进村,距乡政府不到半小时路程,我本想做一些实事,可是我的几个行动方案没有得到村干部、乡干部的配合,上尉也说:“你积极干嘛!只有一、两个月就回去,把事情交给乡、村干部不就了事,那是他们份内的事”。下乡半年,大多数队员有一半时间呆在家里,即使到了乡政府住地,到村里的时间也不多,有几个真正为农民做事的呢?我想即使下大力气把前进村搞好,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并且中国有七、八十万个村级组织,要改变现状,必须治根,并非帮几家几十家农民办点事心里就能得到安慰。我索性呆在乡政府看书。

前进村有六个组,一千多人口,只有副村长家修了两间平房,他们有田,但人口密度太大。我们常去村支书家,蒸饭时有时全是包谷面,有时约有三分之一的大米。支书说:“现在还有许多农户粮食不够吃,一年到头都有油吃的人家不多,许多家庭只要把杀的过年猪吃完就断油,还有一些过年猪也没有,特别是刚分家的年轻夫妇”。我们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几乎不到农户家去吃饭。×××有一姓刘的原生产队副队长,从查账中得知他还欠集体几十元钱,我们到他家去准备让他兑现。他搬到公路边已多年,修了一间小房子,里面用玉米杆隔成两格。曾从报上看到贵州西部某县有一家农户,当记者去采访时,看到那些家当,总值不到十元人民币,前进村的刘家就属于这类。我把查账的事告诉他,他说有那么回事,我没有要他兑现。没有牛,没钱买猪仔,也没有养猪,想要那几十块钱,除了田地或是房子就只有用生命作抵押。

该乡最穷的是鲁白村,鲁白村距乡政府有五、六公里,从县城通往地区专员家乡的公路就经过寨子下面,村子背后是又高又陡的悬崖绝壁,峭壁下原是一片森林,现在全开成玉米地,下大雨时,就会形成泥石流,经常塌方,很危险。从乡政府过去几百米的丫口往下看,也许有一些人不敢在悬崖峭壁下的鲁白村过夜。附近的老百姓都说:“最穷最落后的是鲁白”,鲁白村一百多户人家全集中在一起,是该乡唯一的少数民族村,年轻姑娘还穿着古老的黑土布做的长衫,头上包黑帕子,每当赶集日一看好像是从远方哪一个部落来的土着居民。尽管我与她们是同一民族,但语言音调不同,很难与她们交谈,在服饰上也有很大区别。

鲁白村有一个以前是我的学生,他刚从师范毕业半年,分配到另一个乡去教书。他是村里唯一考上学校的人,在乡里各个单位没有一个是鲁白人。听说该村有一、两个在外面工作,有的是六十年代就出门的煤矿工人,有的是当兵复员后安排在外地工作,该乡文化较为发达,可鲁白村在乡中学念书的没有几个。整个村只有村支书家修了一幢两层楼的小平房,其他住户的房子比战马田、前进等村的房子要破烂得多,不过他们是该乡唯一有电灯的村子。村子右边有一条沟,他们买了一台小型发动机,可有些人家买不起皮线,并且他们对安全不是那么重视,就用铁丝或裸露的铝线乱接,在寨子中间拉过来牵过去,乱七八糟。我们下去时有人警告他们这种裸露线很危险,不过乡干部、工作队只是讲讲而已。六月份下了一场大雷雨,有两个人因这些裸露线而被雷电击死。尽管死了人,并没引起乡政府的震惊,只是说:“前两天那场雷雨使鲁白死了两人”,没有后话。越是落后的地方,人的生命越廉价。直到工作队撤回的两个月时间,鲁白的电灯再也没有亮起来,要不然,从丫口看下去,夜空中远处山脚下的星星点点,那是一幅美景。后来的那段时间,夜幕降临,我常常独自伫立在丫口,看着远处的山,注视着山脚下黑压压的一片,眼前就浮现出来东拉西扯的裸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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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我到被称为“土匪窝”的长流、鲁打,这两个乡是两县、两特区交界。江对面是特区,从江边起,有一断层山垂直延伸三十多公里,上面是悬崖峭壁,下面临近江边有几千亩梯田,从江边斜上有六、七公里长,悬崖也有一百多米高,远处望去,那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断层山就是两县的交界,一直延伸到另一个县。江从峡谷流过,长流、鲁打几乎是在崇山峻岭中,悬崖下的几千梯田,看上去很富饶,可人口太密集,他们的日子并不比我下乡的那地方好过。

转了两次车就到中云镇,与赶马来赶集的农民走了五个多小时到长流,后来的几天都到学生家去转转,因为分配到长流小学的就有八个我教过的学生。这些地方大多是岩石山,悬崖多,石洞多,又是几县交界,还有一条江,土匪容易躲藏,也容易逃窜,解放前土匪多,因此称为“土匪窝”。因地处偏远,虽通公路但不通车,只是一条大马路,也许沾了专员的光,路才得以修通。他们的房屋比战马田村、前进村要差一些,生活也好不到哪儿,也许更穷。到了几个学生家,因是贵客临门,必倾出袋中之物,有些家庭稍好,除了杀鸡,还有一些米豆下饭,有的尽管热情有余,可囊中羞涩。刘杀鸡款待,桌上除了鸡肉鸡汤就是素酸菜汤,那点酸菜拈几下就没了,七、八个人喝了一点酒就只好吃干饭。这地方即使有钱也没东西卖。

到邻县龙吟镇要经过学生王家,我和王走两个半小时,到他家住了一晚上。他的父亲杀了一只鸡,有一些竹笋。我知道他家就如大多数农民家庭一样困难,多呆下去会给他们增加负担,执意第二天一早赶路。早上他父亲起来煮好面条,把鸡汤热好就吃,吃完后我看到学生的妹妹在面碗里放一点食盐和辣椒,没有其他酱油味精之类的作料,连油也没有,这样的情景我见到不少,可还是免不了产生一些联想。为了送子女读书,学生家长已山穷水尽,幸好那几年用费不多。学生领了近一年每月一百二、三十元的工资,可下面还有弟妹在读书。他们村子还有几个分配在别处的学生,也许一百年以后我们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可我不想去打扰他们的家长。要是等到吃午饭,要是晚上没有把鸡汤留下,要是有什么事走不成,如果不是再杀一只鸡,让班主任吃素菜、吃素面,那主人一定很尴尬。一年多后,我到某地去调查,学生梁的父母杀一只鸡,几天后我回去取忘记拿走的东西,梁的父母又再杀一只鸡。杀鸡招待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可是有时没有别的办法。不下乡就很难了解农民的生活,下乡又常常给他们添麻烦。

八点钟出发,我和学生王沿着悬崖往前走,过了二十几条从断层山脉流下来的小水沟,走到了尽头,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那儿有田,有一些森林,还有草地。再走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学生黄家,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半。看起来龙吟这地方比邻县要好得多,学生黄却说:“这里的人笨得很,田地不少,也可以开荒,还是有些人缺粮”。哪个地方都有穷人,只是穷人的比例各有不同。本来想到处看看,可是由于学生们以及到了镇中学以后老师们的热情款待,几碗酒下肚,一事无成。七月七日早上七时,即出门的第十天,我不顾学生们的劝阻,一意孤行,坚持要走小路。吃了几嘴蛋炒饭,立刻上路,不管有路无路,往前走就是。老天有眼,在荒无人烟的四小时路途中碰上几个去某茶场采茶的姑娘,分手后走一小时到小镇,没有车,又继续赶路,晚上八点多到达乡政府住地。要是听从学生劝告,我就没有在仅仅吃了几嘴饭后连续步行十三个小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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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工作队的老万到他分管的长田埂村回来说:“想不到那家人那么穷,房子没有人家的牛圈大,是茅草盖的木屋,又在山顶上,大风一吹,不知哪时候要倒”,“一棵凳子也没有,饭锅里是玉米面拌成的粥,比喂狗的都不如,菜锅又黑又锈,肯定好几个月没见油,箩筐里只有十多斤玉米籽”,“男的残废,拿起拐杖走路都很费力,女的近五十岁,穿的破棉袄有好几处棉花已挤了出来,到处是补疤”,“女的口齿伶俐,她说以前曾当过妇女队长,他们没有孩子,她是外地人,兄弟在另一个专区做小官,很多年没来往”,“乞丐般的生活,一辈子怎么过啊?他们老了以后又怎么办”?老万呆在乡政府时间不多,后来他没再管那个村,一直找不到机会同他去一趟。那个故事总在我脑海里萦荡。

五年后我旧地重游,主要目的是想了却看山顶上的小茅屋的心愿。乡政府早已拉高压线,路边的战马田村和去的长田埂村没看到电灯,五年时间,除了乡政府大楼盖好外,没有看到多大变化,江山依旧,人依旧。我和小表弟先到住在山洞里的一家人。

如果没人引路,要找到这家人很不容易,也许主人并不想让人发现洞里有人住,在洞口什么都不栽,洞口的地也不是他家的。十多年前,这家人的房子被暴风雪掀翻,没有能力再建房,就搬到洞里住下。洞口不大,牛能自由出入,洞口没有门,洞里比一般的房子大,很潮湿,大热天洞顶也往下滴水,洞里的一大半全成了泥泞的小路,水主要是落在右角的“牛圈”上。洞口靠右是“猪圈”,再往里是“牛圈”,用石头堆成半米高的石坎把“猪圈”和“牛圈”隔开;洞口右边用石头、泥土打成的灶,有一个旧碗柜,几棵木凳,鸡在晚上的时候就蹲在碗柜旁边的乱石中;“牛圈”的左边有一张床,一床又黑又补了好几个洞的蚊帐,再往里洞越来越矮,放有农具等,还有装粮食的箩筐。猪、牛、鸡、人全住在没有任何隔板的石洞里,众生平等。洞顶的水一年四季往下滴到“猪圈”“牛圈”里,猪牛在上面踩过来踩过去,想起都会翻胃,更何况一日两餐都要在里面吃。洞里又黑又潮又臭,那种气味在牢里我体验过,不过要是有水,多冲一下厕所,臭味就会少得多,而这洞里不仅猪粪牛粪堆成一堆,流不出去,连臭味都跑不出洞口,反而还往里灌。小表弟受不了,坐不到两分钟就要到洞口换一口气,来回几次,干脆不管主人有何想法,到洞外不再回来。呆几分钟都觉得难熬,主人家浸泡在这臭气中一住下就是十几年。

主人四十多岁,妻子上山干活没在洞里,两个儿子到外地找活干,两个女儿十五、六岁就出嫁,“只要有房子就行,女孩长大住在山洞里怎么过”?我不好意思问他的儿子回洞里时或是女儿未出嫁前睡在什么地方。主人很勤劳,养有猪有牛有鸡,吃饭不成问题。我说:“如果你的两个儿子打工挣点钱回来,就可以修房子”,主人说:“他们在外面只要不饿死,不再回来这山洞就行,还能挣什么钱”。牢房里比这山洞里好十倍,主人家为何不去坐牢呢?人有净秽之分,又有眼睛、鼻子之类的感觉器官,要是没有感官,就可随遇而安,可人为什么偏偏要长出这么多感觉器官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不知道这山顶洞人是否会下山。

洞口对面不远的小山头就是五年来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山顶小木屋,远处看去以为是守玉米地临时搭成的小茅棚。提到地区工作队,提到老万,话题就多了起来。据村里人说两个老人相信迷信,不敢住在山下的小石房子里,把瓦、檩子之类卖掉还债就搬到山上去住。男主人说他原来是工人,回家后有病医不好而残废,妻子是白族——苗族的一个分支,又是地主子女,带回家后怕受歧视就把户口改为汉族。两个老人应该相信迷信,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幸按照常规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象别人那样能生育?为什么一病不起造成终身残废?并且背了一大笔债,还有种种不顺心的事,只好责怪屋基选得不好,心里也就没有了疑问。房子很小,一米七几的男主人拄着拐杖站起来头就顶到茅草,男主人的床是用木板搭在两节圆木上,床也当作凳子。五年后他们家多了两棵木凳,可房顶上的茅草已被吹掉三分之一,后半部分的一大半除了用作檩子的竹杆外,没有茅草,女主人的床全暴露在阳光下。床上用木棍撑起,一头高一头矮,上面不是蚊帐而是塑胶布,枕头这边刚好能让女主人坐起来,下雨时水就从枕头这端流到脚那端流出去。这小空间可分成两半,煮饭的地方没漏雨,男主人的床一头在门口,另一头伸到女主人枕头的那边,女主人那一半有一面用玉米杆围成的墙已全部被风吹走。房子恰在山顶上,看来再也经不起几场大风雨。

女主人已不是老万描述的“那妇女”,而已是“那老奶”了,她对男主人说:“你讲的时候不要歪曲事实”,能说出“歪曲事实”一词一定是有些文化的,那天女主人讲话不多。无论如何我都要走,男主人走不动无可奈何,女主人讲不出话,冲上前来抓住我的衣包不放,我们留下来吃饭。那时是农历三月底,有米饭,有腊肉,味道挺不错,也许几个月后,他们就会过着老万曾说过的“比喂狗都不如”的生活。两位老人目送我们转过最后一道弯,他们站在山顶上至少有二十分钟,再走十分钟就到乡政府。那天赶到县城,第二天回到五百里外的家,一路上小表弟总是念:“想起搭在床上的那块塑胶布,鼻子就发酸”。女主人年轻时肯定出众,男主人也是英俊潇洒,旦夕祸福,人生不可测啊!一代伟人毛泽东活了八十岁,这两位老人也能活八十岁。低贱的人能活一辈子,高贵的人也只能活一辈子。尘世间有贫富之分、有苦乐之别,死后的世界是否也如此呢?也许这一世的痛苦是下一世的幸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于反动言论“十一大罪状”,“反腐败师生联合会”以及印发传单组织罢课,我受到“宽大处理”,下乡回来就“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留用查看一年,易地处理”,被调到B县任教。秉性难移,我总是找机会下乡去看看。B县是我老家的邻县,民族风俗,生活水平,文化教育等等几乎没什么差别。下车后走了近五个小时到老公社住地,这里还没有公路。小时候光着脚去念书,二十年后又看到同样的情景,只是穿着鞋子的人更多而已。附近的农户还有不少人住在茅草房里,距老公社越远茅草房越多。每一年有三、四十个学生小学毕业,能升入初中的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小学一到六年级,每个年级都有学生流失,有些连校门都没有进,少数民族女孩,有许多连书名都没有。这地方还有许多荒山,有森林,田地不算少,只是农民们只会种地,生产率低下,还带有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为了赶车,天不亮就上路,可是一路上碰到好几家人已在山坡上挖地,起早贪黑,仍是一贫如洗。

距县城约十公里的山顶上有个苗族寨子,他们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寨子不大,全是茅草房,结构简单,几根木柱撑起,上面盖着野草,就象去承包荒山的农民搭起的临时小木棚,在这里他们已住了好几代人。他们没有“家俱”的概念,床也只是用木棒搭起,上面放竹篾笆,铺上包谷叶之类,有线毯就没有被子,有张烂被子就没有床单,枕头是文明世界的产物,妇女们穿着土布做的服装,赶集时有人还光着脚。中国西南部雨水充沛,他们全靠望天水,每家挖一个池子,上面搭上树枝,要是没有思想准备,你会以为水池里的黄水是用来浇菜或用来拌黄泥巴做砖瓦。他们有一些森林,打猎是最主要的乐趣,只是已没有黄麂之类的猎物,野兔也很少,只有去捉鸟。政府并没有象巴西国那样给他们 划出印第安人保护区,文明社会也没给他们 带来什么好处。B县与另一专区交界处的“两山地区”,在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农民起义而为世人所知,他们不是小寨子,而是几十个村过着同样的极度穷困的生活。

贫穷是隐私,可是藏不住,肤色、穿着、言谈、举止无一不暴露。我住在校门左侧的二楼,午休时太热把窗户打开,铁门外蹲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八、九岁的小女孩站在一旁,前面有一提篮黄苞,用桐叶包成一包一包,全部包完约有十来包。黄苞是带刺的灌木结出的一种荚果,一看上去那颜色就会激起吃的欲望。因到处开荒,剩下来的不多,赶集日偶尔会看到有卖,城里的学生很喜欢。还有半个多小时才上课,我下午没课就一直坐在窗台边。可能是讨了一早上黄苞,又赶很长的路,街上已没多少人,只好拿到学校来卖。

早来的学生问:“黄苞怎样卖?”答:“两角钱一包”,轻声细语,问一句答一句。有几个人上前问,只有两个学生买,大多数只是扫一眼就走,甚而有一些学生走进校门时无意识地避开那母女俩。女学生抓着同伴的肩膀,同伴也转过来抓住他们的手斜眼看一下那黄苞就不声不响地跑开。可怕的人她们不敢接近,而挨近那些可怜的人学生的心里会难过。快要上课,一群群学生涌进校园,门外坐着卖瓜子的两位老奶和一位老爷子他们每天都在,已习惯这种场面,而母女俩显得与那气氛很不协调。在集市上偶尔有农民来卖黄苞,只要有卖时,买早菜的妇女们会上前一抢而光,既便宜又好吃,两、三毛钱的东西比你花几十块钱买人参蜂王浆更使孩子们高兴。偏僻山区的农民并不知道经济学上有一条重要的定律:“物以稀为贵”。大人们买东西讲究实惠,他们最爱在赶集日去买山里来的农民卖的东西,绝非出于同情,而是这些农民卖的东西是天然的,是原始的,是不带知识的,没有文明世界那样带有狡诈的成分,买他们的货既廉价又好欺负。三毛钱一斤白菜,大人们要问:“一毛五卖不卖?两毛呢”?价格被压下来是第一回合胜利。还要把“老”叶子剥个够,余下的全是白菜芯。中小学生可不一样,买东西不讲价钱,他们买的不只是所需要物品,他们还想从中得到乐趣,至少不会带来精神上的烦恼。

下第一节课有两个学生来买,其他买瓜子的学生只是眯着眼睛偷看那女孩。下第二节课只有买瓜子的学生。大热天学生们为何不买黄苞?大人们买东西是“我给你钱”,学生们买东西是“你拿东西给我”,你比我可怜,我怎么忍心“要”你的东西?蹲着的妇女穿着有些破烂,尤其是他们的同龄人——那个小女孩,木偶般地站在蓝子边,呆滞的目光,忧郁的神色,被阳光晒黑了并挂有几滴汗珠的面孔,蓬乱的头发人们常会把它形象地称为鸡窝;又黑又粗的小时而放进衣包里时而抽出来,乌黑的脚背上看起来血是黑的而不是红的;一双旧布鞋破了洞,裤管上还沾有许多灰尘……小女孩与学生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守了两个多小时,母女俩走了。她们得了八毛钱,要是拿去街上卖,可以多得一块多钱,可天黑尽还不一定能回到家。

在镇上念初中时,旱上小跑要一个半小时才到学校,要是睡过了头,没有冷饭,就饿着肚子去上学,直到下午四点钟,即使吃了炒饭,肚子也很饿,每天爬那些个坡到家时天已经黑尽,身无分文,街上的粉摊几乎不去光顾,一路上只好去找野果,黄苞之类充饥。小女孩的命运更苦,她肯定没进过校门。两个多小时,我不时地往下看,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人间的不平等。看起来那妇女很自卑,很酸楚,处知身份卑微,小女孩的未来与其母亲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很想下去拿几块钱给小女孩,然而素不相识,无缘无故拿钱给她,这会伤她的自尊。世上还有无数的穷人,还有无数的小女孩没进学堂。

—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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