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 农民是依靠耕种土地为生的，越是落后的地方，对土地的依赖越大，人口增长，土地却不会增长。中国的农民并非每一家耕管几百甚至几千亩土地的西方式农民，而是每一家只有几亩土地甚至有些地方人均只有两、三分，无论怎样精耕细作，仅仅吃饱饭都成问题。倘若我们把中国农民贫穷全归咎于”土地少、土地潜力有限”似乎不是很充分的理由，因为日本人耕地那么少，有些国家耕地都没有，他们却比有土地的中国农民富裕得多，原始人的土地、荒坡、草原、森林那么多，他们的”生活”远离我们的时代，甚至不能用现代人的词语”贫穷”去描述他们。任何一种解释都可能是依据某一些事实作出的，任何一种反驳也如此，熟是熟非？那是由于人类对知识的渴求要妄分是非。中国农民的贫穷落后，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不用说明原因。
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土地之争是乡村最常见的纠纷之一，为了土地，兄弟相伤，为了土地，亲友相残，为了土地，村与村、寨与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或打斗致伤、致残、致命，有人锒铛入狱，有人押赴刑场，甲、乙双方都是输家。倘若没有裁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得赢的就是胜者，输家甘愿称臣，现时代有了裁判，不能用枪杆子，不能用拳头决胜负，全由裁判说了算，可是由于裁判往往睡过了头，玩忽职守，贪脏枉法，以致小事变大事，星星之火越烧越旺。跟县城两公里多的某村与邻村有地界之争，因为土地、荒坡都已分到户，集体之间的纠纷变成个人之间的纠纷。
邻村某组的组长越界把该村几家农户的桐林砍掉了一些，又把另一家栽的杉苗扯掉几十棵。被砍桐林的一家到林业派出所反映，要求对方赔偿损失，被扯掉杉苗的一家及另外几家到土管局反映，土管局某位工作人员替他们写材料，收了几十块钱的劳务费，还有几百元的受理费（每亩8元）。开始那段时间，他们每两个星期来问一次，回答都是”忙得很”，到现在这件小事已过去一年还没人来处理，他们想去把受理费追回来，我劝他们再等一等，不过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对这些”公务员”、”人民公仆”，他们不去处理，你奈何不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邻村的组长也是平民百姓，要是他有些后台，受理费早就不应该交。某乡两家农户因地界之争反映到乡政府几次，没人来处理，哪一家都认为有理，互不相让，两家老头因此大打出手，两方同时受重伤治疗无效而死。因这芝麻小事去了两条人命，玩忽职守的乡领导受到了严惩–写书面检查。
大赵和小赵两家是六、七十年代搬到某地的，经过二、三十年的若干，他们都有桐林、杉林，价值十万以上，因用屋基换土地而引起纠纷，好多年后乡政府才派人去处理，也许是有其它原因，处理结果小赵家不服。某晚因吵架双方一场混战，大赵家暗中请人帮忙，两妯娌，三弟兄和其小兄弟带来的几个人与人小赵一家在公路上对打，小赵家的女主人被棍棒打死，儿子和女儿外出去躲。次日大赵家两弟兄投案自首（小兄弟出逃）。老大被判十五年，老大妻判九年，老二和其妻子也被判刑。后来听到大赵家的亲戚说”花了三万多块钱，总算保住了性命”，不知花钱一事是真是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处世咸言，老百姓没有这么宽阔的心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时他们对自己是对是错也有些模糊，只有请求公断，可裁判们要么不判，要么乱判，以至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
我到某地去了解林场与当地农民土地纠纷时，发现他们村与村之间很少往来，这个村的姑娘不嫁那个村，那个村的红白喜事这个村也不去凑热闹，倘若某个地方有白事，两边都要去，年轻人们会带刀带棍，以防和对方因某些小事如口角之类发生打斗，他们因土地边界之争成了宿敌。如洛法村与尾外村，他们双方都向当地政府反映多次，好多年后土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下乡处理，他们先到洛法村吃饭，处理时偏向洛法村，尾外村不服，但还没有找到写上诉的人，一场大暴雨降临。世行贷款造林工程把二十多个村组有争议或是无争议的荒坡、草地、森林数万亩（最初规划是八万亩）全划归林场。他们争执了十多二十年，到头来渔翁得利。往日的怨家要握手言和，谈何容易。
新建、秧草、弄平三个组属于同一个村，因土地纠纷相互之间打了几次群架，幸好没造成严重后果。八十年代就开始相互控告，96年县府第15号文件作出处理，弄平组的人不服，不知他们与土管局的人做什么交易，土管局工作人员在新建、秧草两组未参与的情况下擅自划界，把争议土地几乎又划给弄平组，报县府、县府又下97第28号文件。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纠纷我本不想卷入，新建、秧草一再要求，我写份材料请求县府重新审议，半年多后，县府下文撤销28号文件而维持15号文件。这桩土地纠纷不大，可是正如许许多多其它事件，农民告状太难太难。为了得到政府的一张”处理决定”，十多年来，这三个组的组长或是村民到县府、土管局、人大、政协、县委不下百次，村民集资上万元，那些集资费怎样用我不清楚，他们自己也说不明白，不过要是猜测某个组长或某些村民贪污，这可能性极小。此事，并未了结，新建村民告诉我弄平组想通过走后门推翻新的”处理决定”，只要是走后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算是有耐心，盘旺的村民耐心也不差。
盘旺组是老队，巧洞组是搬迁来的新队，两组之间土地纠纷由来已久，盘旺组到镇政府，到县级有关部门反映多次，得不到处理，镇政府有工作人员说：”你们盘旺是有理，可巧洞有好几个在县里做大官，我们不敢处理”。盘旺失去信心，当巧洞有几家农户在争议土地范围栽杉树后，盘旺组村民就去把杉树苗扯掉。因此，盘旺组有八个村民因”破坏生产罪”遭逮捕关押，案子移送检察院，有六人免于起诉，组长和副组长被判刑。巧洞组的村民可能有在争议地上栽杉树的理由，谁对谁错要等政府的裁决。不服政府处理可以告到法院，再不服可以上诉，甚至申诉，从法律上讲有很多路子可走，然而对盘旺组来说似乎要么放弃有争议的土地，要么去抢回来，其实他们只有一条路–放弃，政府不理踩或是不判给他们，一旦他们去抢就中了圈套–触犯法律，事情更糟。
秧佑与平建情形有些相似，一个是老队，一个是搬迁户。秧佑原有一些田租给平建几户人家耕管，时间一长他们也懒得去收每年几百斤谷子的租金，平建又在原来的几块田基础上新开了一些田，十多年后秧佑人口增长要收回，除了田之外还有邻近的上千亩荒地。因考虑到搬迁户土地较少，政府处理结果是把田和荒地全划归平建组，秧佑不服告到法院，法院把其中一部分划归秧佑，他们还是不服，群情激昂，愚蠢地去把平建栽的还未出穗的稻子割掉，组长和副组长被捕入狱。县府被激怒，上诉至中院，请求中院撤销县法院判决，维持县府处理决定，中院审理结果是维持县府处理决定。秧佑来人请我替他们告到高院。从法律上讲，秧佑有充分的理由把田和荒地要回，从现实角度出发，平建的土地太少，没有那些田地，他们中有好几家人生活难以维持。征得来人同意，我申诉到省高院请求按县法院判决把其中一部分划归上诉单位–秧佑，而不是原来所要求的全部。几个月后高院把案子发回中院重新审理。村民们到中院去问，中院回答：”那个案子我们已审理过了”，没有下文。我曾对他们说我只帮一次，因为个人与个人或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官司，你帮一方另一方就输，哪一方都是穷困的农民，干脆不管凡间事算了。那两个组长都被制六年徒刑，他们上诉，尽管中院不再管土地纠纷，可是高院”发回重新审理”，使中院为了给农民一点安慰。给两人改判，各判两年。平建与秧佑的怨仇何时了？因土地之争，个人与个人、村与村、寨与寨会结仇，有时候结仇的原因是政府玩忽职守或枉法裁判造成的，可老百姓很少能看出这一点，他们不可能去恨政府，因为恨的对象往往是与自己同属一个阶层的人们。农民与农民之争，平衡的指针偏转不大，并且同一阶层之间还有恨的对象，可要是农民与政府或那些假借政府名义的人们之争，农民不仅一定是输家，而且还不知道要恨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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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工程告一段落，我到两个民族自治州去了解农民状况，他们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或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土地被官办抑或公私合办的林场侵占，其情形与”584″工程相似，看到的现象没有”584″那么严重，也许是因为没有更深入调查。我又到另一个专区”中国3356工程”基地去了解。公路边有一块水泥板宣传栏，上面的字迹已几乎看不到，有人在上面用粉笔大大地写了几个字”3356来了！”这是否有些像”狼来了”那样恐怖呢？当地农民告诉我，”3356″一是搞坡改梯，一是办林场，名义上办林场，他们很少栽树，只是把农民原有的一些杂木林全划归林场统一管理，在某些地方由农民自己栽树，那林场有些像封山育林区，林场没有与农民订合同，只是嘴上说：”四六分成或是三七开”，一大堆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林场乱来，他们也就乱写了”，说话的人唯恐因那几个字承担责任似的。据林业杂志刊载：距该地约十公里的某村有一位农民故意放牛去糟蹋林场栽的杉树因而被逮捕关押。我想”故意”的可能性极小，即使是故意，肯定其中有诸种原由，因为林场也即是当地政府常常为了镇压农民的愤怒，就找一些借口把农民送进监狱，”吓虎吓虎他们，以免他们反抗”。从小山头可以看得见远处的那个村子，可太阳已下山，我只好返回。
洛晚坡林场在76年末开始造林，当地农民的几千亩荒地和杂木林被划归林场，农民有意见，政府就说：”这些全都是为你们造的林，早晚要拿给你们，争什么”？农民觉得不对劲，从77年开始就向政府反映或控告，要求政府经办的林场与他们订合同。根据《宪法》及《土地法》规定，耕地及荒地属于集体所有，政府也没否认这一点。他们向政府反映不知多少次，村干部作为县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也提了好几次，请这个告又请那个告状纸交到县、到地区、到省，没有结果，漫长的十七年，林场间伐已有四批。当地有几个在县城工作，他们不敢过问，只能悄悄出点计谋，要是被卷进去随时可能被开除公职，至少是得不到提升，官办林场谁不怕。我去了解情况，收集材料，各种各样的状纸、证据和地形图共18份，两个星期后，这些材料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被公安局没收。
无论土地的所有权是否应属于农民集体，无论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分成抑或一点都不给，政府至少应作出处理决定。很明显，一旦处理，林场必须要分一部分给农民相当于土地租用费，不知换了几届政府，换了几个县长书记，都还是”不管不问的好”。算起来已有二十二年之久，林场后来又砍了好几批，赚了不知多少钱，打了上百套桌椅赠送给几所小学校，名利双收。土地所有者只有眼红的份，年轻人偶尔去偷几棵拿去卖，”让他们偷几棵，平息平息一下怒气”，究意是谁偷谁？洛晚坡林场、”584″工程以及许多官办或是公私合办的林场、企业、公司等等，只要能躲过最初的那几年，万事皆休。钱赚够了，这几捐给几千，那儿捐给几万，这地方投资几十万，那地方投资几百万，报纸满天飞，头版头条，有利有名，成了大慈善家，原来是小人后来成了君子。尘世间的是是非非，就是这样颠过来倒过去。
好几年前，偶尔看新闻联播，三峡大坝刚开工，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工程基地采访当地农民，农民们对记者说：”国家拨给我们的搬迁费，我们只得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都被他们（当地政府）吃了”，你应该得到一千块钱，被人从中扣了一百元，你会愤怒地去找他算账，更何况拿去的不是一百元而是九百元，这样的吃法要不是出现在新闻联播，几乎没有人敢相信。
总投资103亿的雷公潭电站是中国大电站之一。97年，电站已完成一大半，可是搬迁费不仅被克扣绝大部分，打算拿给农民的小部分也没兑现，愤怒压抑了多年，忍无可忍，移民（搬迁的农民）到当地镇政府及州政府（地区政府）请愿，以致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有人说那是移民闹事，有人认为那是移民暴动，具体详情知之不多。自治州首府驻扎有军分区，有预备役部队，武装警察部队大队以及庞大的公安队伍，政府唯恐控制不了局势（也许军队未干预），该地区八个县的公安部门几乎停止办公，大部分公安人员被抽调到州首府所在地加强力量，以防农民暴动，可想而知规模之大，局势之紧张，犹如战争前夜。这一类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很难见到的现象在中国却是司空见惯，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只是其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倘若其它国家也有发生，早已成为国际国内新闻热点，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内参消息透露一点风声之外，公民能参阅的报刊几乎找不到踪影，即使《焦点访谈》之类，也只报道腐败现象而不敢报道农民的示威请愿。
一万个人站在一个圆圈内，有一个中心，他们就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是这一万个人站成一条长线，虽然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但没有结晶点，虽然是过饱和溶液，也析不出晶体，他们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雷公潭电站附近的农民不知是有组织还是自发，他们已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尽管愤怒可能更加剧，至少附近的农民从心里上给予一些赞许，他们已作出了农民们都想做的事，无论结局是悲是喜。南昆铁路沿线的农民们是被遗忘的人民，他们无法向世人表达他们的悲哀。我在省报上看到一则报道，国家对铁路占用农民土地补偿每亩4000元，南昆铁路国家投资平均每一米两万元，土地补偿每亩给4000元不算多，这些钱到农民手里的不到十分之一。
铁路未开工，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或是城镇的一些精明的市民去贷款或筹款从当地农民手中以每亩几十元很低的价格把荒坡或土地租过来栽香蕉等经济作物，后来这些土地及土地上的青苗补偿费就由土管局给予承包者补偿，有时每亩两千，有时一千，更多的时候是那一片给你几千。住在小镇的搬迁户陈说：”我那一片香蕉林他们给了三千五，另外一片我问了几次他们都没给，火车通了，没人再给你钱了，不过租土地时花钱很少”。土地补偿费的多少要看你与土管局的关系或是你的势力如何，倘若你肯分一点给他们也许就容易些，农民们都知道这种”时代习俗”，却拿不出手。这些被租用的土地所有者–当地农民集体得不到一分钱，他们比承包的那些人笨得多，他们不会去找土管局或政府要钱，而是只敢去找承包他们土地的人要钱，那些承包者有些是比他们精明一点的农民，有些是一些国家职工，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打群架，用刀用棍用炸药相互攻击，承包者们与公安、联防及机关各部门联合，当地的落后的农民只有吃亏。
当铁路或便道占用农民土地时，农民们去找修路的老板，”关于土地的租用，钱已拿给你们当地政府”，去问乡、镇政府，”这些我们管不了，你们去找县政府”，到了县政府，责任推给土管局，土管局又把责任推回乡、镇政府，实在说不过去，”主管人员没上班，现在没钱”，一级推一级，一个推一个。有时运气还好，找一次给一点，再找一次又再给一点，找几次得几百，有耐心，有本事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农民毕竟是少数。”找了一、两次，得不到钱就算了，没有那土地也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被直接占用的土地就几乎得不到钱。挖遂道或开山采石造成大量泥沙堆积，一到夏季下大雨，泥沙就被雨水冲向河沟的下游，造成大量耕田被毁。从一百多米高的某铁路桥往下看，原来的农田已被泥石流填成河床，有一、两公里长。有些地方毁坏不很严重还可修复，冬天修复，一到夏天洪水又把上游的泥石再冲下来，检视的干部会说：”那是可以修复的，花点劳力就是了”，的确可以修复，可是刚把秧插好，泥石又把它淹没，上游的泥沙不知要到哪一年才冲干净，哪一家的田地被淹没，哪一家就自己去乡、镇反映，他们没有集体上访，因为那常常会触动神经，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乡、镇干部也代为反映，县府的处理结果是：被毁良田不在铁路边”没有补偿，给他们免掉公粮就行了”。宪法规定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这规定有何意义呢？法律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铁路经过该县有几十公里，被征用、被损坏的土地除了政府有能力作出一个大致的估计外，个人要去统计几乎没有可能，铁道部为了这一段路给了多少钱作为土地补偿费或许数千万计，那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无从获知，这些钱拨给县府后到农民手里也许只是几十分之一，土地被认为是国家的，土地补偿由国家即县府支配。钱究竟流向哪些地方？
新进来的牢犯说”土管局局长贪污数百万元，从他烟囱里搜出的都有八十万”，这些也许只是谣传。我到伙房时认识局长刘，刘比我认识的那些局长有本事，智商也要高一些，他对我说：”你太不合算了，帮那些农民干什么？你为他们告状又坐牢，他们给了你什么”？”不过我更不合算，帮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年，他吗的！为他们赚了几百万，还要我坐牢，这些狗娘养的恨不得我死”。一位干部喝了点酒，同我闲聊时说：”刘说要是他被判重刑，他就要咬人”。出乎意料，老百姓以为他会被以贪污罪处几十年，司法机关只以行贿罪判五年，意思就是他拿钱去贿赂铁道局的官员，”拿钱去送人也要坐五年牢”，刘被判五年的同时，土管局被处以七万元罚款，新局长不服上诉至中院，不知这几万元结局如何，刘被中院改判，处以缓刑，释放回家补发工资。
司法机关一位老干部叹气说：”他挪用公款五、六百万元，拿去买几十台打砂机为单位做生意，又拿去修了两幢住宅楼……竟然以行贿罪判刑”，”×××(地区专员)还到看守所同他握手，改判缓刑回家，哎！这个社会真是太黑暗了”！他比一般的贪污犯高明，做事不留把柄，或是他也有一些能保护他的人的把柄，后台老板多着呢。他也为土管局以及县府赚了不少钱，他是”有功之臣”，可他一个人赚的几百万几乎都是把铁路沿线几十公里的农民土地征用费、土地补偿费抢过来的。由于他贪得太多，打砂机刚买没多久，铁路也开工没多久，他就被人告发。没听说新来的局长有什么污点，后来的两、三年，农民去问土地征用费、补偿费还只得少许甚或一分不得。农民不爱说话，他们也不会说话，即使说出来也只是胡话、费话。
金矿邮票、名画对收藏家来说，价值连城，拿给老百姓只是废纸一张，一张百万英镑拿到印第安部落，犹如一张树叶，擦屁股都用不上。倘若我们没赋予黄金，白银以货币的意义，对金戒指、金耳环没有需求，黄金犹如石头，人类几千年来约定俗成使黄金不可能如粪土。多少个世纪以来以及多少个世纪以后，穷人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哪一天在挖地的时候挖出一尊金菩萨或碰上一罐白银，那样的活一辈子吃穿不用愁，吃了睡，睡了吃，不用去干活，结束又苦又累又穷的生活。这是梦想，能给人一种期待，这是异想天开，千年等一回，然而有些梦想却会成为事实。
十多年前某地区的八个县都发现有金矿，人们很兴奋地猜想，一旦金矿被开采，大家都会很快地富起来。金矿被大量开采已有近十年，八个县有数百处矿点，有些已人去楼空，有些正在开采，有些等待上马，少数矿点是由国家单位如供销、粮食、学校等部门进行投资开采或是一些本地老板投资开采，多数矿点是外地老板投资，尤其两广的老板居多。从其它地方来挖黄金的老板们倒是可以吃了睡，睡了吃，不过人有了钱又想赚更多的钱，挖出了一尊金菩萨还想再挖第二尊；而地底下出了黄金的农民们没有哪一家能吃了睡，睡了吃。土地补偿费使他们腰包里突然有了几千上万元，惊喜之余，有些人拿去栽种，让它能结出一点点果实，有些人则是：”有钱不去买肉吃，不去买衣穿，拿干什么”，有些人自不量力，拿去投资亏了本，有些人想一夜之成为富翁，在赌桌上输个精光，更有些人因地下有了黄金而受屈辱、受拷打。
距某镇三公里路坎上的背阴坡是个矿点，原来某地质队在那儿开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留下几百立方矿土丢在那儿就走了。期限已到，镇里原来和地质队沾上边的三位领导把矿点和那几百立方矿土转卖给广东一位姓钟的老板，总共是十八万多元，镇领导保证一切治安由他们负责。关于背阴坡村民因这一矿点与钟老板之间的纠纷在村民请某报社通讯员写的报告中有部分叙述，摘录如下：”背阴坡是一个深山坳，住着41户人家，总人口280人，寨中是几十亩农田，周围是农户的房屋，由于寨子地层下蕴藏大量的微细粒浸染型金矿，便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巨大灾难”。
“95年，钟和镇个别领导，在未经群众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征用寨中1.2亩土地开采金矿。背阴金矿向下开凿一个垂直二、三十米的深洞，然后向四面辐射开采，形成地面征用一亩，地下使用几十亩的局面。三年多来，由于金矿不分昼夜开采，泥土被大量运出，使寨子几十亩良田和农户住宅的地下层全部被凿空。他们在深洞里放炮，震得地动山摇，弄得广大群众寝食不安，鸡犬不宁，很多良田发生断裂和塌陷，无法耕作，只好任其荒芜。村民黄××的住宅是钢筋混泥土结构，因离洞较近，房屋顶板已被震破裂缝，寨子中间的一条老路，已被金矿施工场地阻断，群众只有绕洞而行，稍有不慎，就有落入深洞的危险。尤其严重的是，群众集资兴建的供几百人和百多头大牲畜饮用的水井，由于金矿开采切断水源，造成水井干枯，致使人畜饮水都要到几公里外的小溪里去挑，实为艰辛”。
“如今，我们组的地底已被打空，小面积的坍塌时有发生，一旦雨季来临，山洪爆发，大面积的沉陷将严重威胁良田和农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农户多次向矿上和镇政府反映，不但得不到解决，每次都要遭到矿工人员的谩骂和毒打。98年8月15日，农户邹文祥1.2亩田塌陷，找到金矿要求赔偿，被金矿管理人员彭××和龙××毒打，身上伤痕累累。8月18日，邹那84岁的老父亲去评理，又被彭××当众扯胡子侮辱其人格。农民邹文政的1.07亩田塌陷，98年9月13日去矿上要求赔偿，又被彭××和龙××毒打，住院一个月零五天，花去医药费1000多元。为此，我们曾向镇政府和县政府反映几次，但由于个别领导在金矿入有股份，致使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向上级领导反映，望及时督促有关部门解决为盼！我们的要求是：
1、立即停止毁灭性开采，以避免更大的事故。
2、恢复损坏的寨中人行路；
3、修复已经干枯的水井，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4、赔偿农户的农田及房屋损失；
5、赔偿打伤村民的医药费；
6、以后田地塌陷，房屋倒塌及群众人畜安全均由金矿负责。
99年1月11日
[村民签名]”
此报告已由那位通讯员寄给省长、付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及州、县等领导，又投递到十多家报社。中国人告状艰难，向政府反映情况更难，尤其是当你控告的对象是政府或是与政府有某种牵连的人。当你到公、检、法告状时，有些案件能得到迅速处理，有些案件费时颇长，有些案件该受理但不受理，这一套可能是从政府各机关那儿学来的，也有一些案件不该受理的却受理了。因为错告或诬告，公安机关引诱，刑讯通供等而造成冤案，无论怎样，公、检、法办事效率相对较高。而要是你到政府去反映情况，就必须有耐心，主管人员不是去出差就是正在开会，这个部门推给那个部门，这个单位推给那个单位，或者是”这段”时间忙得很，等一段时间再说，一等就等几年，有些甚至根本就不和你搭腔，有些纠纷等了十多二十年，群众反映几十次也无人过问。农民们要么甘愿认输，要么等到胡子发白，等到社会大变革。群众的许多纠纷，倘若你拿的是天平，问题能很顺利地解决，可因个人的私心，因没责任感，天平要么不起动，要么一旦起动就偏，小事成大事，不管大事小事，人们都希望看到结果，究竟是左盘重还是右盘重。为了提高天平起动的命中率，老百姓们反映情况时总是以为象撒种子一样，一颗不生一颗生，其实不然，正如打靶，一块靶子你打十颗也许会命中一、两颗，可要是你往山坡上乱打，一百颗还没有一颗命中靶心。
该报告中提到的”强行征用寨中1.2亩土地”与钟板没多大关系，这是镇里有三位领导与地质队征用，土地及房屋还有树木等等征用费共二万三千元，主人邹文祥拿着这笔钱到镇附近买了一幢房屋，因有一块田塌陷，邹文祥去问时被毒打一顿，后得了94元的青苗补偿费，至于毒打和屈辱是没有报酬的。邹文政田塌陷后金矿赔偿四千多元即土地赔偿每亩三千及土地上的几棵大树等，邹被打住院十多天，医药费500多元，加上误工等费近两千元，这笔钱一文未得。黄荣江房顶裂缝经县建设、安全委员会、黄金局、金矿及镇政府在矿点饱餐一顿后”科学鉴定”属温度变化所致，与金矿无关。据村民反映，当地层下爆破时，瓦房喳喳作响，电扇自动快速旋转，桌上的杂物会掉落下来，碗柜里的碗也会弹跳起来，要是因这些也去反映，”科学鉴定”结果就是”温度变化”所至，”抑或吵闹鬼”……。村中间的老路被阻断后村民请求金矿恢覆没结果，村民们就到矿口堵住不让开采，镇派出所即驱车而至把黄荣江铐走，二十多个村民到镇派出所抗议，恰值公安局某干部路过此地叫他们放人。路已修复，但要是一、两场大雨必跨无疑，脚下就是坍塌的深洞。金矿开采把洞里的积水抽出来，一百多米外的水井几乎干枯，村民们只好到几公里外去挑或用马去驮，每当抽水时，帮运矿土的村民趁机去接水，其他的村民眼看着水被白白地流进土沟里。”金矿的那两个保安既讨嫌又歹毒”。
钟老板来了以后没征用土地，他只把地层下的矿土掏空，哪一家的田地房屋被毁就赔偿哪一家，已有四家人得到赔偿，只是每一次去问赔偿时都要被两个保安先羞辱或先打一顿，等反映几次后才按每亩三千元进行赔偿，房屋、树木等折价。至于被毒打后的医药费只有丁家一家得到。丁家的田塌陷，丁妻和丁的姐姐到矿点去问，与彭、龙争吵，被两人毒打，后到地区医院去治疗花去医药费2500元，加上土地赔偿，丁家得了4500元。可能受害者是妇女要优待一些，至于其他受害者”不属赔偿之列”。监工彭、龙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打人权利。
这么大的一个寨子，怎么会让两个外地人这样疯狂呢？”他们有镇政府撑腰””我们寨子不团结”，彭、龙也是平民百姓，给他们安了个”保安”头街，他们就有”权利”对被认为是可能阻碍施工的人采取强制措施，出了问题，有镇政府负责。邹文祥及其父亲、邹文政、丁妻和丁的姐姐被彭、龙打时都有许多寨里人在场，也有亲戚，他们不敢帮忙，连劝都不敢劝。这些村民是帮钟老板运矿土，每天连人带马可收入、二、三十元，要是为了被打的亲戚说句话，就可能被炒鱿鱼，那损失可不小。贫穷可以让你不得不牺牲亲情，金钱可使你出卖朋友，更何况这只是坐视不管。”我们有难处，在这穷地方一天二、三十块你上哪儿找，要是去帮忙，不仅会丢掉这活路，还可能被派出所铐去，并且他们得了土地征用费也不可能分给大伙”。在该镇前两年有个老广来收购桐籽，他请人去帮晒和打包之类的，每天报酬8元，当时有许多人前来争名额，以致门被挤破。每小时不到一块钱报酬的零工也会使人们拚命去争，旁人认为可笑，不过要是有机会，他们也绝不放弃。这不是可笑而是可怜。中国人不谈失业，可城市里有许许多多的待业，现在更有许多工人下岗，在农村虽然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他们做的许多都是没多大价值的小事，中国人又不像外国人那样有钱到处去旅游消磨时间，农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
背阴坡金矿还在继续开采，除了农田和房屋损失得到赔偿外，通讯员的报告中所列举的要求几乎得不到解决。县、镇政府及一些部门常到矿点去看，只是去喝老板的酒而已，当村民给他们反映情况时根本就没人听，当有关部门来测定黄荣江家房顶板裂缝时，当事人成了多余的人，他们除了自言自语外根本就不理会主人在说什么。新年前几天，也即那报告寄出一个月后，村民们看到有好些人扛着摄像机来拍照，当村民们上前搭语，没人理会他们，那些省里、县里来的官员对这些劣等公民根本就不屑一顾。他们给黄家大房子及房顶上的卫星接收器拍了照，但没上到房顶去看裂缝。也许没多久就会有新闻：因为开采金矿，某地的村民富起来了，他们修了大平房，有了卫星接收器，还到镇里去买了大房子……有照片作证，谁能否认？可是镇里的那房子是原地质队给的钱，黄家大平房是金矿未开采之前就已修好，许多农户的确有了电视，有些是用土地补偿费去买，有些是靠帮金矿打工挣来的钱去买，不过那些农户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只是300元一台，一头大猪就可换回三台电视，没有金矿也买得起，只是许多穷人家觉得自己家不配有电视机。
黄家属于那类富裕的农民家庭，在村里寨里是有面子的人家，可无缘无故，被派出所铐去审问，这口气实在难以咽下。他们曾请人到省电视台《今日视点》栏目去反映，电视台说：”等你们出了大事我们才去”，农民们不敢小题大做，没有人想去冒险。黄的父亲说：”只要能出那口气，花多少钱都值得”，我知道他们那”多少钱”不是大数目，农民手中不会有多少现金，村里首富到了城里就会变成穷人。我对他们似乎没有用处，因为他们需要是”揣着钱去找到某位领导下来解决”的那类人，对法律他们没兴趣，他们知道这个社会人大于法。农民终究是农民，虽然有少数人有了钱，他们的地位并没因此得到提高。
钟老板会赚大钱，可他也不轻松，每个月要破费好几次，为了继续开采及保证安全，他要花很多钱去疏通，这些钱都是暗地里的开销，有苦难言，他只好牺牲当地农民的利益，这些开销要花多少，也许我们能从板纳矿点得到一些启示。相比之下，板纳矿点比背阴坡矿点要平静得多。板纳矿点并不在寨子中间，是由县武警中队投资开采，背阴坡是汉族聚居地，农民们胆子大一些，他们要去争取应得的权利，而板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他们胆子小得多，土地赔偿费由武警中队来定，给多少要多少，因为是单位开采，几乎也是按照一些规定进行赔偿，当然赔偿数目是依据玉米地收入而非考虑到地下的黄金。”地下的矿藏是国家的，不属于农民”。当别人用玉米粥换走你地里的黄金，你还欣喜若狂：”我有能耐才得到玉米粥，那些蠢蛋不仅得不到，可能还挨揍呢”？平静绝不是公平，而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只有原始的欲望。
板纳矿点有近十家农户的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费约花去六、七万元。有些土地未被征用，但因废弃的大量泥土被洪水冲往沟的下游使一些田地遭毁坏，以及水资源分配等原因，寨里请求武警中队帮拉高压线，其它问题村里自行解决，武警中队投资了7万元。开采几年后，他们赚了数百万，又把整个矿区（原来由政府等部门强行征用）以26万元卖给广西的一位老板。赚了钱肥了当官的，有些复员，有些调到别的地方，万一有什么后遗症也会自行痊愈，转让的账上是26万元，实际上老板花了58万元。多花的32万元是暗开支不能入账，不是请客吃饭就是送红包。老板买的矿点还未开采完，要是扩大开采区域，是否会与当地农民有纠纷还不能妄加推测。要是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哪一家地下有黄金就应该属于哪一家所有，如果我们以地区为单位，哪个地区有金矿，哪个地区就应该很富有，而我们是以国家为单位。只要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只要你有钱，中国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投资开采赚钱。发达地区的老板们有的是钱，有的是技术，他们到贫困落后的地区来开采，来挖掘，赚了钱后又带回去。从整体来看是贡献，因为他把地下的宝藏挖了出来，从局部地区来看是损失，因为他挖出来后就把它带走了，至少是所赚的巨额利润。丰富的资源并不能给你带来可望得到的好处。你栽了大片大片的森林，你种植大片大片的烤烟，你能赚到的只是劳力钱，别人牵走一头大象，你却只拣到剩下的小鸡。满坡是牛羊，遍地是黄金，农民们的生活并没多大改变，地方税收也未增加多少，地底下挖出来的巨大财富，一部分被老板带走，一部分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权可以赚钱。
当你从自家地里挖出一尊金菩萨时，千万别欣喜若狂，以为这下子就能吃了睡，睡了吃，不用干活，因为那尊金菩萨是”国家财产”，究意应该落到谁的手里，你管不着，握起锄头把是本行，不要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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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土地的耕管者，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每一年土地税都上升，农民们并没因此而牢骚满腹，他们最气愤的是他们的土地基本权利常常被侵犯，不过试想一下，农民有哪一项权利是得到较好地保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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