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9日讯】一九八九年（民国七十八年）中国大陆争取自由民主的全民运动遭到中共匪政权的血腥镇压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当时我在北平参加了多次游行，最后一次是六月一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我们游行至“人民大会堂”与天安门城楼前）参加呼吁李鹏下台的示威。我也由于在运动期间劳累和受凉，发起低烧来，六月二日是我最后一次到长安街。当时我在中共的对外出版单位“外文出版社”做编辑与翻译。因为参加游行遭到出版社的整肃，并被迫写出四次悔过书。我要申明，我为我曾经在中共的对外宣传部门工作过的经历感到耻辱，这是我的人生污点。
我在民国八十年在亲戚的资助下得以到芬兰留学。之后来到爱沙尼亚，学习、教书与做其他工作。我在爱沙尼亚因为与当地人成立资讯中心。因没有按照中共“使馆”的“规定”向他们报备，并因为我在民国八十五年应邀来台湾参加参访活动，遭到中共“使馆”拒绝延期“护照”的惩罚。这使我在“护照”截止之后立即陷入非法状态，因为作为外国人，唯一的身份证件就是有效的护照。当时的情况相当险峻！我感到的身心压力非常大。后来在爱沙尼亚朋友的真诚帮助下我申请到爱沙尼亚政府发给的爱沙尼亚外国人护照，后来我申请加入爱沙尼亚国籍；在一九九八年（民国八十七年）荣幸地被批准加入爱沙尼亚国籍。所以我非常同情法轮功练习者在外国受到的中共“使馆”的迫害，因为我也有几乎同样的经历。
在过去一年华人社会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的社论及其后至今的中国大陆民众的退党大潮。我不是名人，也许也应该庆幸没有成为名人。我参加了六月二日台湾民主基金会在台北阳明大学举行的主要由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倡导民主、自由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王丹先生与台湾一九八零年代野百合学运领袖范云小姐主讲的座谈会。我感觉，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虽然也许也反共（那天座谈会上很可能是因为我提到反共的问题，王丹先生才不得不把反共挂在嘴上），但他们至今也没有明确要结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专制独裁政权统治的意愿与决心。他们虽然也会表示对中共统治的不满，但是他们一是抱着改良的心态：很多大陆民运界人士，也包括王丹先生，均表示要以渐进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实现变革，他们的理由就是不可能消亡一个六千万党员的党，不仅如此，而且现在就“准备”好在民主化后的中国大陆要给中国共产党以地位，使之与其他政党“平等而和平”地竞争。说王丹先生、王军涛先生等曾经在一九八九年那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倡导民主、自由运动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士不反共，也许是冤枉了他们，不过，这些异议人士表现出来的，也是我们这些一般民众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们对中共党及其政权态度令人难以理解的温和。再有一点是他们对自己在中国大陆的“身世”没有充份的悔过：比方说，王丹并没有对其担任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的经历有过自责与悔恨；王军涛先生也对其出身于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而感到颇为高尚。我在这里主要不是要对两位王先生进行批评，而是要表明一些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仍然对自己的过去相当留恋，对中共及其政权还是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在海外与中共有勾结的华文媒体与异议团体则配合中共，采取“小骂大帮忙”的姿态来帮助中共操控海外华人对中共匪政权与现今中国大陆的看法。）二是他们虽然不能接受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但他们照样不认同民国三十八年以前的中华民国，也更不认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他们的潜意识还是认为中共匪政权在中国大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正统的“中国”。我认为，相当多的大陆民运人士与法轮功人士在理念与认同上有相当大的落差，甚至是没有交集，因此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反抗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及对法轮功人士与其他异议人士的镇压。不过，有理念的反共异议人士应该思考怎样能与法轮功人士共同反抗中共的暴政。
有些民运人士很可能准备的是要回中国大陆从政，去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平等竞争，他们也因此需要维持现有的地位与光环。我看不出法轮功人士将来要去中国大陆从政，法轮功人士也表示不参与政治。他们只是要把真相告知世人。真相包括中共匪政权对法轮功人士及其他异见与宗教人士的迫害与镇压，并以善良之心劝导人们认清中共统治的实质与退出这个邪恶的党。
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德高望重的天主教修女亲口跟我讲，“人这一辈子都要反共”。我得出的体会就是，共产党的本性就是邪恶（无诚信可言）与镇压异己，因此拥有善良、真诚与正义理念的人，就应该反共——反对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共产党——反共是我们这些善良、正义人士的责任。一些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在内的欧洲国家已在法律上认定纳粹政权及共产政权犯下的均是反人类的罪行。
关于中国大陆人普遍不信神及不相信有关中共将灭亡的预言，我想这是由于中共在中国大陆窃据政权后一贯的思想灌输的结果。做此类灌输的同时，中共统治者，如毛泽东，则把最大的邪教 -- 中国的共产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正确性的神话强制灌输给所有中国大陆人。
要劝导中国大陆人退出共产党，也是为了达到此效果，就不妨以现实的角度去“感化”他们，至少可以作为一种策略来运用。比方说，对青年人，对中年人，以及对退休后的老年人应采取不同的话语方式。不过，如采取现实的角度，就要在理念上做区隔，以防止陷入中国大陆功利思维的怪圈。
我想，最好是从良心与人性的角度去劝导与说服对方；其实也不妨采取公关的方式；重点是，说明真相，阐述事实，强调人性与良知等角度应该是比较好的切入点。
至于说中国大陆人在近六十年的共产浩劫及近百年的社会动荡之后为什么仍然相信中共至少是无法替代的，我想，这主要是中国大陆人看不到其他可供选择的视角。这也就是中国大陆人思维方式单一的原因。另外，也是因为此原因，中国大陆人有着堪称“根深蒂固”的心防。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从中共建政一直唱到现在就是中共灌输的实证。也有海外人士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调侃为“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中共匪政权从心底里都要消灭中华民国与台湾，不论在台湾的这个国家的名称是什么。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大陆人出于情愿或无奈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心理，也同样会毫不犹豫地表达消灭台湾的情绪。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偏狭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实质是一样的，在历史上的纳粹德国、苏俄、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及现今的俄罗斯与中国大陆均有突出的表现。其实不必去找历史上及别国的例子，从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的成功（虽具相当瑕疵的）转型就可以从中进行很多有益的反思。台湾的本土化不应当是政府的政策，因为如此很可能会操弄过头。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台湾民主转型时期，台湾本土化意识给社会运动，包括学生运动，注入了相当的活力。但是不论是具不同表现形式与层次的民族主义，还是本土化意识，或是有不同层次诉求的独立意识，均是双刃剑，她既能凝聚族群的团结与国家认同，也很有可能割裂族群的共生。
现今的中国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被中共统治集团不断地鼓动与操弄。在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如西藏、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及内蒙古等地，中共一向施行的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一味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地域、文字及语言的认同，并极力掠夺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而在广大的汉族居住区，中共匪政权则长期灌输与培养对外仇视的心理。这种对外仇视主要针对台湾、美国及日本，这当然主要是出自维持中共自身政权统治稳定性的需要。不过，中共灌输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心态是有极端的选择性的，就是听从中共的操弄，但是掩饰与回避中共匪政权把历史上长期有争议的大片领土主权出让给俄罗斯的事实。此事至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是秘密。但是即使是此“秘密”被大多数人了解，很多中国大陆人仍然会听从中共匪政权的鼓动，这是因为中共几十年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强迫大陆民众忘记过去，当然这种忘记也是有选择性的：它让你忘记的，你必须忘记；它不允许你忘记的，你必须跟随它起舞。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定不能为了急功近利且虚幻的“和平”与“和谐”与中共进行谈判。与一个欲消灭中华民国台湾的共产政权不存在谈判和平的基础。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建议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在两岸关系上要把民主、自由及人权作为第一优先考量的前提，这自然是针对中共匪政权针对台湾的“一个中国”前提。台湾大纪元、希望之声电台及博大出版社等应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及其他团体成立一个讨论的平台，并起到与执政党与政府沟通的作用，重要的是执政党与中华民国政府不应步在野党与中共匪政权媾和的后尘。这样的努力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松懈。@(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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