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一九八九年（民國七十八年）中國大陸爭取自由民主的全民運動遭到中共匪政權的血腥鎮壓已經過去十六年了。當時我在北平參加了多次遊行，最後一次是六月一日到天安門廣場（那天我們遊行至「人民大會堂」與天安門城樓前）參加呼籲李鵬下臺的示威。我也由於在運動期間勞累和受涼，發起低燒來，六月二日是我最後一次到長安街。當時我在中共的對外出版單位「外文出版社」做編輯與翻譯。因為參加遊行遭到出版社的整肅，並被迫寫出四次悔過書。我要申明，我為我曾經在中共的對外宣傳部門工作過的經歷感到恥辱，這是我的人生污點。
我在民國八十年在親戚的資助下得以到芬蘭留學。之後來到愛沙尼亞，學習、教書與做其他工作。我在愛沙尼亞因為與當地人成立資訊中心。因沒有按照中共「使館」的「規定」向他們報備，並因為我在民國八十五年應邀來臺灣參加參訪活動，遭到中共「使館」拒絕延期「護照」的懲罰。這使我在「護照」截止之後立即陷入非法狀態，因為作為外國人，唯一的身份證件就是有效的護照。當時的情況相當險峻！我感到的身心壓力非常大。後來在愛沙尼亞朋友的真誠幫助下我申請到愛沙尼亞政府發給的愛沙尼亞外國人護照，後來我申請加入愛沙尼亞國籍；在一九九八年（民國八十七年）榮幸地被批准加入愛沙尼亞國籍。所以我非常同情法輪功練習者在外國受到的中共「使館」的迫害，因為我也有幾乎同樣的經歷。
在過去一年華人社會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紀元》發表《九評共產黨》的社論及其後至今的中國大陸民眾的退黨大潮。我不是名人，也許也應該慶幸沒有成為名人。我參加了六月二日臺灣民主基金會在臺北陽明大學舉行的主要由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倡導民主、自由運動中的學生領袖王丹先生與臺灣一九八零年代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小姐主講的座談會。我感覺，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雖然也許也反共（那天座談會上很可能是因為我提到反共的問題，王丹先生才不得不把反共掛在嘴上），但他們至今也沒有明確要結束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專制獨裁政權統治的意願與決心。他們雖然也會表示對中共統治的不滿，但是他們一是抱著改良的心態：很多大陸民運界人士，也包括王丹先生，均表示要以漸進的方式在中國大陸實現變革，他們的理由就是不可能消亡一個六千萬黨員的黨，不僅如此，而且現在就「準備」好在民主化後的中國大陸要給中國共產黨以地位，使之與其他政黨「平等而和平」地競爭。說王丹先生、王軍濤先生等曾經在一九八九年那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倡導民主、自由運動發揮重要作用的人士不反共，也許是冤枉了他們，不過，這些異議人士表現出來的，也是我們這些一般民眾可以看到的，就是他們對中共黨及其政權態度令人難以理解的溫和。再有一點是他們對自己在中國大陸的「身世」沒有充份的悔過：比方說，王丹並沒有對其擔任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委書記的經歷有過自責與悔恨；王軍濤先生也對其出身於共產黨高級幹部家庭而感到頗為高尚。我在這裏主要不是要對兩位王先生進行批評，而是要表明一些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仍然對自己的過去相當留戀，對中共及其政權還是有著難以割捨的感情。（在海外與中共有勾結的華文媒體與異議團體則配合中共，採取「小罵大幫忙」的姿態來幫助中共操控海外華人對中共匪政權與現今中國大陸的看法。）二是他們雖然不能接受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但他們照樣不認同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中華民國，也更不認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他們的潛意識還是認為中共匪政權在中國大陸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正統的「中國」。我認為，相當多的大陸民運人士與法輪功人士在理念與認同上有相當大的落差，甚至是沒有交集，因此兩者很難結合在一起反抗中共在大陸的統治及對法輪功人士與其他異議人士的鎮壓。不過，有理念的反共異議人士應該思考怎樣能與法輪功人士共同反抗中共的暴政。
有些民運人士很可能準備的是要回中國大陸從政，去與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政黨平等競爭，他們也因此需要維持現有的地位與光環。我看不出法輪功人士將來要去中國大陸從政，法輪功人士也表示不參與政治。他們只是要把真相告知世人。真相包括中共匪政權對法輪功人士及其他異見與宗教人士的迫害與鎮壓，並以善良之心勸導人們認清中共統治的實質與退出這個邪惡的黨。
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德高望重的天主教修女親口跟我講，「人這一輩子都要反共」。我得出的體會就是，共產黨的本性就是邪惡（無誠信可言）與鎮壓異己，因此擁有善良、真誠與正義理念的人，就應該反共——反對犯下反人類罪行的共產黨——反共是我們這些善良、正義人士的責任。一些包括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在內的歐洲國家已在法律上認定納粹政權及共產政權犯下的均是反人類的罪行。
關於中國大陸人普遍不信神及不相信有關中共將滅亡的預言，我想這是由於中共在中國大陸竊據政權後一貫的思想灌輸的結果。做此類灌輸的同時，中共統治者，如毛澤東，則把最大的邪教 -- 中國的共產主義及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正確性的神話強制灌輸給所有中國大陸人。
要勸導中國大陸人退出共產黨，也是為了達到此效果，就不妨以現實的角度去「感化」他們，至少可以作為一種策略來運用。比方說，對青年人，對中年人，以及對退休後的老年人應採取不同的話語方式。不過，如採取現實的角度，就要在理念上做區隔，以防止陷入中國大陸功利思維的怪圈。
我想，最好是從良心與人性的角度去勸導與說服對方；其實也不妨採取公關的方式；重點是，說明真相，闡述事實，強調人性與良知等角度應該是比較好的切入點。
至於說中國大陸人在近六十年的共產浩劫及近百年的社會動蕩之後為什麼仍然相信中共至少是無法替代的，我想，這主要是中國大陸人看不到其他可供選擇的視角。這也就是中國大陸人思維方式單一的原因。另外，也是因為此原因，中國大陸人有著堪稱「根深蒂固」的心防。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從中共建政一直唱到現在就是中共灌輸的實證。也有海外人士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調侃為「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
中共匪政權從心底裏都要消滅中華民國與臺灣，不論在臺灣的這個國家的名稱是什麼。有相當比例的中國大陸人出於情願或無奈的偏狹的民族主義心理，也同樣會毫不猶豫地表達消滅臺灣的情緒。從實際的效果來看，偏狹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實質是一樣的，在歷史上的納粹德國、蘇俄、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及現今的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均有突出的表現。其實不必去找歷史上及別國的例子，從臺灣的政治與社會的成功（雖具相當瑕疵的）轉型就可以從中進行很多有益的反思。臺灣的本土化不應當是政府的政策，因為如此很可能會操弄過頭。在一九八零年代的臺灣民主轉型時期，臺灣本土化意識給社會運動，包括學生運動，注入了相當的活力。但是不論是具不同表現形式與層次的民族主義，還是本土化意識，或是有不同層次訴求的獨立意識，均是雙刃劍，她既能凝聚族群的團結與國家認同，也很有可能割裂族群的共生。
現今的中國大陸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被中共統治集團不斷地鼓動與操弄。在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居住區，如西藏、新疆（東土耳其斯坦）及內蒙古等地，中共一向施行的是大漢族主義，就是一味壓制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地域、文字及語言的認同，並極力掠奪這些區域的自然資源。而在廣大的漢族居住區，中共匪政權則長期灌輸與培養對外仇視的心理。這種對外仇視主要針對臺灣、美國及日本，這當然主要是出自維持中共自身政權統治穩定性的需要。不過，中共灌輸的偏狹的民族主義心態是有極端的選擇性的，就是聽從中共的操弄，但是掩飾與迴避中共匪政權把歷史上長期有爭議的大片領土主權出讓給俄羅斯的事實。此事至今在中國大陸仍然是秘密。但是即使是此「秘密」被大多數人了解，很多中國大陸人仍然會聽從中共匪政權的鼓動，這是因為中共幾十年在中國大陸的統治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強迫大陸民眾忘記過去，當然這種忘記也是有選擇性的：牠讓你忘記的，你必須忘記；牠不允許你忘記的，你必須跟隨牠起舞。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定不能為了急功近利且虛幻的「和平」與「和諧」與中共進行談判。與一個欲消滅中華民國臺灣的共產政權不存在談判和平的基礎。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建議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及其政府在兩岸關係上要把民主、自由及人權作為第一優先考量的前提，這自然是針對中共匪政權針對臺灣的「一個中國」前提。臺灣大紀元、希望之聲電臺及博大出版社等應與臺灣民主基金會及其他團體成立一個討論的平臺，並起到與執政黨與政府溝通的作用，重要的是執政黨與中華民國政府不應步在野黨與中共匪政權媾和的後塵。這樣的努力一定要堅持下去，不能鬆懈。@(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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