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蒋介石几十年来一直被中共称为是“消极抗日”和“不抵抗”的。但是从蒋介石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的日记中却不难看出，蒋介石早在1935年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的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中共一贯吹捧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约早3年。
据中国思维网8月10日报道，蒋介石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对抗战的时间表作出了如下的推测：“（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 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6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从中不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1933年6月3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事实证明在1937年前的5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着的，比如：1、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２、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３、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４、空军扩充到飞机600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220架）；５、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７、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中共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中共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中共，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中共的军队，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 ”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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