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0日讯】吉林省吉林市城区附近的68名农民，在1985年至1994年间因卖血而患上爱滋病。感染者曾向负责采血的卫生单位索赔，政府当局却建议原告撤诉。染病的农民身受身心煎熬，他们将采用正常的法律手段维权。
据法制早报报导，吉林省吉林市城区老朱是附近几个村里爱滋病感染者的代表。他身负爱滋病感染者的希望，多年来忙于上访维权，最近更积极和律师联系，正准备通过法律手段，争取村里爱滋病感染者的权益。
二道沟村民卖血染爱滋病
老朱10年前献血时，虽然没有被传染爱滋病，却感染上了丙肝。他家房门的旁边有两块牌子，大牌子写着“吉林市船营区松花江家园”，小牌子写着“红树林之家”。
老朱的家成了二道沟村以及邻村闻名的爱滋病患者聚会的场所，66名感染爱滋病的村民也成立了爱滋病患者的家园。
2001年时，在二道沟村里，有三个人得了一种“怪病”。有人身体发虚乏力，低烧，莫名奇妙地消瘦，脸上出现疱疹，去医院检查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不久，有人病发身亡，有人去吉林市防疫站查病，医护人员看其胳膊上针眼很多，便猜测他卖过血，对他进行HIV检测结果呈阳性，病人才知道自己患上爱滋病。
二道沟村里陆续死掉10余名青壮年，邻村也同样许多人相继死去，二道沟村的村民才知道那些人是因为患了爱滋病而撒手人寰。
2003年6月22日，老朱儿子的姨丈突然发病，去医院检查出爱滋病。他问医生自己为何感染上爱滋病，医生推测可能是卖血所致。当时在场的老朱心想，全村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卖过血，如果是卖血所致，岂不是很多人都要感染。
2003年7月4日，吉林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村里进行大规模普查。当时二道沟村及邻村总共化验了104个人，结果有26个感染了爱滋病，90个人感染了丙肝。
化验结果让全村村民极大恐慌，大家像是被判死刑一样，知道自己没几天可活，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当时，许多人眼窝湿润，盯着空洞的前方发呆。
经历两个多月，许多村民从恐惧中走了出来，开始思索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身染绝症。
血站违规采血
1985年10月，搜登站镇经吉林省卫生厅批准，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搜登站镇卫生院联手建立了一家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搜登站镇献血站。血站所采集的血液主要用做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血浆蛋白以及相关血液制品。
搜登站镇和大绥河镇的村民生活极度贫困，献血(卖血)自然成为村民谋生的第二大手段。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献血热潮，上至60多岁的老人，下至20岁左右的小伙子。
据一份原搜登站镇献血站员工出示的证据材料证实：“1985年血浆站开始试采，1986年1月1日正式成立采浆站。在采浆过程中所用的一切物品都是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二道沟村患病村民说，“血站用过的抽血针头就放在锅里蒸一下，甚至放在一个大槽里消一下毒，就接着再给别人使用。我们不光被抽血，而且还被输血，每次抽400cc，提取200cc的血浆，剩余的对上盐水再给我们输回来。”
村民控告索赔 双方以4万元和解
2003年8月，68名爱滋病感染者起诉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搜登站镇卫生院以及永吉县卫生局，每人索赔40万元。2003年12月8日，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令管辖决定，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这起案件。
2004年5月份，老朱等68名染病村民接获开庭通知。船营区法院通知老朱，法院将在2004年5月28日到6月1日连续3天公开开庭审理。蒲海东庭长告诉老朱由于证人问题，开庭时间向后延期。
政府建议原告撤诉，以社会定向捐赠的方式准备捐给68名患病者每人4万元和解，老朱代表患病者和修保律师一再商量，同意于2004年9月7日在搜登站镇的27中学里，双方签字盖章，68名爱滋病患者索赔案以原告撤诉告终。
死亡边缘 村民再举维权大旗
专家告诉过村民，一般爱滋病的潜伏期是2-10年。就算1994年血站被取缔时村民染上爱滋病毒，到现在也有11年了，正是爱滋病的发病高峰期。
老朱的爱人刘丽也是爱滋病感染者，为了治病，家里已经把房子卖了出去，现在丈夫及11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想想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病，刘丽就忍不住流泪。
据老朱介绍，现在村里发病的有10个左右，每逢一个人发病离世，村里存活的感染者就会莫名地恐惧，变得歇斯底里，开始疯狂地吃药，直至自己的身体无异状出现，心情才会逐渐平静。
大绥河镇志新村里有13人患者，其中包括年龄最小和发病最严重的。一位病重的62岁老人牛长丽，现在每天打针，打吊瓶，躺在炕上不能说话，身体浮肿，嘴唇破裂，甚至连意识都不清醒。年龄最小的感染者年仅9岁，他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上的。
爱滋病感染者除了在自身的痛苦外，还影响着周围的人。外界的歧视让患病者更加痛不欲生。一位二道沟村的村民说：出去卖菜都不能说是二道沟村的，甚至不能说是搜登站镇的。否则，没人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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