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1日讯】最近，《新京报》主编杨斌和几个副主编被同时解职，引起海内外舆论大哗。《新京报》的上司是《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直属中宣部。1957年时，《光明日报》属民主党派，总编是储安平。储安平因提出“党天下”这个经典右派言论而获罪，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经济已经一改往日的积弱积贫形象，以第六大经济实体崛起于世界舞台。但在新闻与传媒领域，中国仍然是一个孱弱的，畸形发育的贫瘠儿。在舆论钳制与打压记者方面，中国仍然是“党天下。”
说它孱弱，是因为它不敢发出真实的声音，不敢披露真相。说它畸形发育，是因为它只有权报道对“党”有利的消息，却无权报道对“党”不利的消息，更无权监督与制衡“党”主人的行为。说它是“党天下，”是因为“党”仍然在新闻与传媒领域说了算。所谓说了算，就是说，新闻与传媒仍然不折不扣是“党”的喉舌，不是群众的喉舌；是“党”的宣传工具，不是批评与监督的工具；是政府的私器，不是大众的公器。
共产党打天下巩固天下靠的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笔杆子的重要性，中共从建政以来须臾未敢忘记。掌握笔杆子控制笔杆子操纵笔杆子成了中共宣传部门的看家本领，而新闻与传媒就是中共的笔杆子，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中共政权的宣传工具与喉舌。这个沿袭几十年的新闻体制，是新闻记者及媒体头上的紧箍咒。但凡记者与媒体有一点越轨言论，中共宣传部与新闻署就会念上一遍紧箍咒，而“孙悟空们”立刻就会噤声，就会自律，就会退却。
然而不曾退却的，敢在“党”的天下打“擦边球”的仍有人在。《新京报》及其主编就是这样的勇者。他们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继承其前辈《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大胆敢言为民请愿勇揭弊端的精神。《新京报》的前任主编程益中被免职后，杨斌继任，不改初衷，照旧针砭时弊，报道大量敏感话题。
这些勇者敢于在党的核心地域，挑战“党天下”的权威。有人说，目睹中国新闻之现状，人们不难发现，距离中共权力中心越远，新闻传媒可享受的自由空间就越大。设在数千里之外的广州《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就是斗胆挑战中央宣传部门的权威揭露社会弊端的典型。然而，传承了南方自由精神的《新京报》就设在中共权力中心北京，其争取自由空间打“擦边球”的难度显然高于两家南方报纸，其胆量和勇气也更上一层楼。
这些勇者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揭发政府的失职失策与失德，无畏无惧。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新京报》却是敢怒更敢言。去年六月河北定州爆发农民大规模抗议六人被当局镇压致死，《新京报》是最早透露这一事件的报纸。八月，《新京报》在头版报道广东兴宁矿难百余人死亡，直指背后有官商勾结；十一月，松花江污染导致哈尔滨大停水《新京报》也最早站出来批评当局掩盖真相。《新京报》这种大胆直言虽然为百姓所喜欢，却让中共当局极为恼火。
“直言者，国之良药也。”新闻的要害就是“直言，”就是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揭露，再揭露，”就是批评与监督，就是为社会治病。举目天下，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新闻与传媒形同第四权力，用直言与真相，对司法立法执法中的不公不平不义进行政治监督。反观中国，“党天下”不允许这样的“直言”和杂音存在。凡是胆敢挑战“党天下”或中宣部宣传底线的，都没有好下场。储安平，《新京报》主编们，《纽约时报》研究助理赵岩，《海峡时报》记者程翔，还有蒋彦勇，师涛，姜维平，等等，都因为直言和敢言而获罪，而遭到整肃。
二十五年前，中国经济改革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共产党把干预经济的权力归还给个体，集体和团体。如今成绩斐然，经贸大国的彼岸就在眼前。然而，中国的新闻与传媒，至今仍然停留在“党天下，”新闻仍然没有监督权，人民仍然没有知情权。试问中共当局，如此一个跛脚大国焉能创造“盛世？”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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