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7日讯】一、历史上绝大多数革命没有政党领导
由于受毛泽东“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就不可能……”这些语录的影响，一般的中国人，一提到革命，马上就认为革命是由政党领导的。要进行革命，就必须组织一个革命党。因此，不管条件是不是允许，不管风险有多大，他们都把极大的注意力和精力花到努力组织政党这方面去。
但是，事实上，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历次革命，到当代苏联东欧的一次革命——天鹅绒革命，包括中国历史上汤、武革命以后的多次革命，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政党领导的。许多时候，即使已经建立了一些政党，并且展开了活跃的政党活动，但革命，仍然是自发的，没有政党领导的。例如俄国的1905年革命，当时有好几个活跃的政党，但革命一开始却是由一个神父领导的，据说这个神父还是沙皇的密探。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成功的民主革命，当时已经有各种活跃的政党，如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等等。但革命却是由于莫斯科市民因为粮食等问题，产生饥民暴动，突然自发发生的，没有一个政党领导了这次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波兰事件，也可以说不是由政党领导的，而革命的敌人，恰恰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天鹅绒革命即1991年的8•19革命，当时戈巴契夫提倡新思维，开放党禁，产生了大量政党，但是，革命仍然不是由政党领导，而是由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民选总统叶利钦领导。
相反，共产党的革命，例如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是由政党领导的，但这种革命恰恰不是进步的革命，而是反动的革命。
当然，也有的革命，是进步的，由进步的政党领导，例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当代菲律宾及印尼革命，原共产党国家崩溃后，近年来产生的二次革命即颜色革命，等等。
所以，革命有没有政党领导，并无一定之规。毛泽东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即使中国的农民起义，在非常专制的秦皇朝，就不是先形成组织，才开始起义。而是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条件下，由一个偶然的机会，由陈胜吴广领导揭竿而起，迅速形成燎原大火，埋葬秦皇朝。后来汉朝比秦皇朝宽松，就有先产生组织，再进行起义的可能。但西汉末年（王莽新朝）的赤眉、绿林起义，仍然是集合饥民，揭竿而起。到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等等，就有先形成组织，再进行起义的情况。不过这时的组织，往往用某种宗教、信仰色彩来掩盖，并且在以后形成某种普遍的模式，及到白莲教和太平天国。
大致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和反叛形式，都是几种形式：或揭竿而起的形式，或江湖帮派、帮会甚至盗匪形式，或以宗教、信仰色彩作掩护的组织形式，或以地方政权、地方势力反叛起义的形式，都是这些形式的单独运用或者综合运用。
现代政党是国际民主制度的产物。在英国等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过程中间，才产生政党，然后，其他国家才加以仿效，也建立政党，然后政党才在革命中间起作用。因此，及到英国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1688年不流血的暴力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等等的民主革命，以及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初期，由政党来领导的革命形式，都还没有产生。1688年英国的不流血暴力革命——光荣革命，才开始产生辉格党和托利党等现在看起来仅仅是议会派别的准政党，他们才在光荣革命中起到一定作用。美国的政党政治，及到1796年第三届总统选举才产生。以后又几经变化，旧党瓦解，新党产生，历经几个两党制格局。1824年总统选举后建立民主党，1854年建立共和党。才形成延续到现在的民主共和两党制格局。并且有些方面，看起来好像翻了个个儿。原来民主党是个老党，倾向支持奴隶制，共和党是新党，因反对奴隶制而产生，现在却反过来，民主党被认为倾向穷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种，共和党则相反。
因此，由政党领导的革命形式，是近代和当代的产物。法国大革命进行到一定阶段，才产生雅各宾派（雅各宾俱乐部），山岳党等有点类似后来准政党（但仍然不是政党）的组织形式。大致上，1848年以后的革命中，才产生政党对革命的领导作用等问题。
但是，即使20世纪的共产革命（实质是反革命）等由政党领导的革命成为普遍形式以后，没有政党领导的革命，仍然是一种同样的、相当普遍的形式。尤其是在特别专制的共产党国家，由于特别专制，不允许任何反对党存在，不可能组织反对派政党，不可能在矛盾不太尖锐时，就利用政党这种强大的组织力量，来进行社会斗争，调整社会矛盾。因此直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时，矛盾才突然爆发，共产党政权突然崩溃，才产生没有政党领导的当代的天鹅绒革命等革命。
二、在特别专制的条件下组织反对党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组织的力量当然是巨大的，有组织的一百人，往往抵过没有组织的几千人、一万人、甚至十万人。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当然要努力组织政党，来从事民主事业，包括革命。但是，在共产党、纳粹党等各种极端专制的社会主义政党、法西斯政党统治的条件下，或者在其他极端专制的条件下，却不见得有可能组织政党，来领导革命。
就笔者说来，自从投入民主运动的那一天起，就都是非常重视组织和政党问题。尽管这是非常敏感非常危险的话题，但1973年的《反对特权》一文，和后来的有关文章，我仍然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政党问题。包括取消共产党，以及实行多党制等等的主张。并且多少年来，一直努力讨论或者尝试组织反对党。然而，对共产党一党专制条件下，对组织政党的可能性，迄今仍然持比较悲观的看法。
1973年，经过多年研究，我写了长文《反对特权》，以后不久，我对有的杭州朋友偷偷描绘未来民主革命和共产党统治崩溃的可能过程，认为未来将经过两次以上的大规模社会冲突。第一次冲突将是突然发生的，将造成僵化社会一定程度的松动，争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使人们开始反对特权专制制度，同情反对派，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组织结社自由。第二次冲突有可能使共产党统治崩溃，实现民主。当时我还认为，经过文化革命，中国人提高了对特权专制的认识，中国有可能先于东欧国家实现民主。但这最后一点估计，显然由于八九民运六四镇压这种特殊情况而失准。八九民运改变了东欧和世界，却没有能改变中国自己的专制制度。
1974年下半年以后，我根据浙江老百姓反对翁森鹤等斗争经验，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贴出的大字报和给朋友的信件中，多次表示和论述，认为未来反对官僚专制的斗争，将会采取浙江人民反对新官僚的形式，即突发事件的形式。认为：“浙江人民对浙江新官僚及其后台的刻骨仇恨和反抗，就是全国人民今后对新官僚们必然会采取的态度和形式。”（《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当时的突发事件，就是杭州老百姓突然上街，街道上人山人海，抗议、反对甚至围攻官方的“民兵指挥部”。（与此同时，全省各地老百姓以简陋武器击败官方和军队支持的民兵指挥部，占领全省绝大多数县、市。但我指的浙江形式，主要指的是杭州形式，不过也包含条件成熟时的全省形式。）
这种突发事件，现在中共也称群体事件，也就是群众突然聚集，反抗当局的形式。这也就是一种没有政党领导的形式。
1979年以后的民主墙时期，因为我和广州李一哲是四五运动以前，最早从事民运、并造成全国性影响的两个案子，所以各地来找我们的人比较多。我对许多朋友谈到组织和政党问题，认为组织是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联合起来，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与分散的人相比，组织的力量要大许多倍。但是，在共产党特别专制的条件下，形成组织，特别是形成大的完善的组织和政党，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你可以形成密谋小组和其他小的组织，但根据统计学原理和实际经验，你这种组织稍微大一点，就很快会被中共发现并且取缔。然而，不能形成组织力量，并不表示社会就不可能变化，革命不可能发生。社会的变化取决于各种对立的社会力量的力量对比。专制统治当局只是把他们拘束社会，阻止社会前进的压力大大增加，从而把社会变革的时间大大延迟，变革所需要的矛盾尖锐激烈程度大大增加而已。矛盾总会逐步积累，逐步激化，分散的力量也有可能超过有组织的力量，一旦社会的内部压力超过专制统治当局拘束压迫社会的压力，前进压力超过中共阻力，社会就会爆炸，就会决堤，就会产生类似1974年浙江事件、四五运动以及波兰事件那样的突发事件或革命。
民主墙时期，组党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往往私下讨论的问题。1980年王希哲等人的甘家口会议，事先有朋友跟我谈到组党问题，我认为条件不成熟。甘家口会议以后，王希哲到南京向我介绍过会议讨论情况，会议也是认为条件不成熟。我被捕以后，坚持对我的拘捕为非法，拒绝签字及回答一切问题。后来当局换上1979年曾经办理为我平反案件，因此一定程度成为朋友的公安人员来办案，缓和矛盾。说别的人都已经交待了，我们不需要你交待，但需要核实有关你的问题。我回答：核实我个人的事情，可以，但不得涉及他人。所以当他们问及甘家口会议王希哲到南京向我介绍情况时，我一口否认有这回事情，说大概王希哲记错了。问及其他人与我谈论组党问题是，我也是一口否认。我的经办人员当时确实有一种为我脱罪的心情，因为对我的拘捕实际上也是对他们平反的否定，所以见我一再错过不主张组党之类脱罪机会，常流露出失望表情，在当时，组党是当局的绝对禁忌，是个大罪，你脱罪，有可能牵涉别人加罪。
总之，到1981年，搞组织，尤其是组党，仍然是一种完全的、一定判刑的大禁忌。
三、中国民主党及其它反对派组织的经验和教训
1989年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使全国老百姓都站到中共的对立面，反对中共，社会大幅度松动，形成反对派组织的可能性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但是，形成反对派组织，包括独立工会，独立农会，政党等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非常困难。
1996年我和王有才等浙江朋友谈到组党问题，大家也仍然认为条件不成熟。但其后大家在向这方面努力。尤其是王有才，作了很多努力，以致浙江公安千方百计阻止我与王有才见面，我到杭州，只要打电话与王有才联系见面，公安马上就出面阻止，把我送回南京，说王有才正在做很不好的事情。1998年我出国前到浙江，当局严格限制，在我一再坚决坚持下，当局才同意我与王有才及聚集在王有才家的浙江朋友见面，但必须由公安人员陪同。就这样在公安监控陪同下，我与浙江朋友见个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当然不好说什么，浙江朋友只说了浙江在海外没有人，委托我到海外后代表浙江朋友。这一切，都可见中共当局对组织尤其组党活动控制的严厉之一斑。
浙江民主党筹委会利用了当时相对较为宽松的条件，并且利用了克林顿总统访华，当局不便大肆镇压的时机成立，确实是一个勇敢而又当机立断的决定。我是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当时海内外互相配合，把组党事情舆论造大，对中共党禁确实起到相当的冲击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当时浙江省包括浙江公安机关内部，以及中共中央内部比较开明的势力同情甚至相当程度地支持浙江民主党筹委会，浙江民主党当时的坚持和舆论的扩大，仍然是不可能的。自从1978年四五运动平反和民主墙初期以后，也即自民主墙被镇压以后，什么时候出现过中共与中国政治反对派“良性互动”的苗头，那么，可以说，这是第一次。但可惜，这仅仅是一点苗头，并且很快被中共保守派扼杀了，而反对派内部某些不顾大局左右摇摆急功近利的人士，则起到了协助扼杀破坏的辅助作用。
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中共采取了强力打压和内部渗透相结合的办法。根据实际经验，一般说来，中共对国内的反对派组织，往往只要经过两次大的打压，把重要的真反对派人士抓进监狱，把他们的人推上重要位置，一般就可以基本上控制该反对派组织。对中发联这样的牛皮泡沫组织，甚至只经过一次打压，抓了彭明一个人，就几乎完全控制了该组织。
中国民主党的另一个教训，一开始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是优点。这就是一开始组织的民主党仅仅是浙江筹委会，其他省市，海内外任何人都有权自己组建民主党组织，结果形成民主党没有组织上对敌对力量和流氓等破坏力量混入的自我防护能力，造成秩序混乱，纠纷不断。在专制制度条件下，任何组织上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组织，都不可能抵挡专制者的破坏、瓦解和篡夺、控制。
至于海外政治反对派政治组织海外民运，由于一开始就落入中共圈套，中共又由国家力量支持，用地下力量控制了中文媒体，侨界。在过去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民运被打败，瓦解。也败得很惨。并且许多年来，海外坚持从事民主事业的朋友进行了顽强的努力，企图重新集结力量，重组真正的反对派队伍，但这些努力几乎完全失败了。笔者本人，出国八年来，除了谋生，大部分精力，也花在这方面，一直希望努力组建一个真反对派的队伍，但根本组建不起来。近来我们一些朋友总结教训，认为根据长期经验，组建这样的队伍不大可能。在一个我们被打败被敌人控制的战场上，要集合组织一支强大的队伍，可能性很小。因此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另外的合适办法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
当然也有另外比较成功的经验，例如法轮功，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成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利用宗教及其它信仰组织成功经验的继续。
但这里的问题是，政治反对派民运组织无法学，因为：第一、民主政治组织不应该是信仰组织，除非你把自己变为非民主的政治组织。第二、民主政治组织考虑的是全社会，应该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必须对所有信仰组织和非信仰组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民主政治组织应该支援所有信仰组织的信仰自由和人权，无论他们是法轮功、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别的宗教、别的信仰，或者是无神论、以及其他非宗教的信仰组织，或是没有信仰的组织，都必须一视同仁，不能融合于任何一个信仰或者非信仰组织。民主政治组织应该和法轮功等一切受到伤害、遭到迫害的组织团结合作，共同奋战，但又不能取消自己，融合于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第三、民主政治组织不能设立教主或其他类似教主，依靠信仰力量保持，因而中共地下势力难以攻击打倒的领袖人物，来保持组织的统一和运作。
同时，民运也曾经有过似乎非常强大的时期，当时的势头，尤其是人数，超过现在的法轮功，盛况延续时间也比法轮功受镇压以后到今天的时间长。人们还没有把握说法轮功的结果一定好过民运。民运的失败教训及经历，法轮功现在还没有经历，他们的许多思想和看法，都与民运全盛时期民运人士的看法类似，虽然这些朋友与全盛时期的民运朋友一样，非常自信，不相信民运人士的经验之谈，但在我们过来人看来，这些民运的教训，非常值得他们还没有过来的朋友们借鉴。但愿他们不要重复民运的这种教训。
毫无疑问，我们还将顽强进行重新集结力量，进行重组真正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尝试和努力，而且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虽然我们人财两缺，极端困难，但我们对政治反对派队伍的敌我阵线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不过，在目前情况下，除非你愿意充当中共假“民运队伍”的陪衬，否则，近期内我们还看不到形成这样的真反对派队伍的可能。中共当然有力量很快形成他们的假反对派队伍，他们的队伍本来就是有统一领导的。这两年来，我们也尽可能为他们让出通道，不加阻止，以便促使他们形成统一的假反对派组织。因为这符合我们清浊分流的原则，有利于分清阵线，在假反对派队伍的压力下，迫使真反对派集结形成队伍。但中共地下势力尝试的结果，最后他们仍然没有上当，因为发现如果没有真反对派当陪衬，他们的统一组织很快暴露，不仅不能达到目的，相反却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例如像正义党这样把上海多少年积聚的地下势力大部损失的局面。而真反对派一般也不愿意当他们的陪衬，因此目前这样的状况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研究在没有真反对派统一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推进民主革命的道路和办法。（待续）
2006-1-10日
转自《网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