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0日讯】最近，北京的警察两次干扰了方舟教会的正常礼拜活动，这引起了余杰、范亚峰、高智晟、王光泽、焦国标和北村的抗议。中国政府不允许家庭教会存在，中国人想参加宗教活动，就必须到官方设立的场所去。余杰等人为什么不愿意到依附于官方的教会去参加活动呢？余杰认为，依附于官方的教会”其存在形式本身就严重违背了圣经所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与我们的信实的基督信仰之间具有重大分歧”。现实的情况是，只要官方的势力介入到教会中，教会的活动就会偏离本来的轨道。据经常上教堂的人说，周末进堂的人总是很少，现在堂里神父解释经文时，大家都跟着难受，神父的车轱辘话来回说，一点不敢抨击时弊，尽扯那些不疼不痒的拜年话。教友只有在弥撒进行到领圣体时，精神劲儿才上来。前年圣诞节的晚上，我去了一次依附于官方的教会的教堂，在门口就看见里面的台上正上演京剧，我没敢往里走就跑回来了。在圣诞夜里唱京剧，没有非凡想象力的人还真做不出这种事。
受到官方宗教管理部门影响的教会不能组织纯正的宗教活动，因此一些主的信徒就不愿意去参加被官方影响的宗教活动，象余杰等人那样投身到家庭教会里的人是很多的。我现在想说的是，当官方的宗教管理部门影响到宗教活动时，人们不去参加这种活动是不是唯一的选择？个人认为，在这个选择之外还有一种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去参加受到官方影响的宗教活动。为什么要去？
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抵制受到官方影响的宗教活动，官方教会的教堂里多少还是有一些人﹔另外受到官方影响的宗教活动是不纯正的﹔因此，那些在官方教会的教堂里参加活动的人，在不纯正的宗教活动中就有可能感受不到宗教的真谛。信仰主的人同为兄弟姐妹，当一个信徒看到另一个信徒迷失了方向的时候应当做什么？袖手旁观恐怕是不行的，一个基督徒对于这件事的正常反应是，去帮助那些在求圣的道路上的迷失者。这里所说帮助就是一个道德上坚定的基督徒去接近一个迷失者，前者用自己的行动使后者摆脱迷茫的状态，一个追随主的人去接近一个迷失者，这就是传道。基督就是一个伟大的传道者，他的一些门徒都是传道者，没有传道就没有基督教的发展。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来自丹麦，中文名字是郭慕深。1906年，26岁的郭慕深受丹麦基督教长老会的派遣来到中国东北的安东传教，1907年她开办了安东历史上第一所女医院，后来又建了一个收留被遗弃婴儿的育婴堂。1930年郭慕深回到丹麦，将父母留给她的遗产全部带到安东，用在育婴堂的建设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郭慕深将育婴堂的房产、奶牛和几只羊都无偿交给中国政府，然后独自回国，这时她已经70岁了。郭慕深女士终身未嫁，在育婴堂里她用40多个春秋为孤儿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童话，她像一棵大树一样为那些苦命的孤儿遮风挡雨。郭慕深离开安东时，搂抱着一群孩子痛哭不已。现在，当年的孩子回忆起郭慕深的时候也是老泪纵横。这个故事是一个叫迟立安的人讲述的。本人还见过一个传教者。
那是三年前，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里，当一个人讲述自己在生活中损失了多少金钱的时候，另一个与前者素不相识的人就对他说，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其实信奉基督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人说完之后还拿出一本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送给前者。
每一个传教的故事都令人感动，一个道德接近崩溃边缘的时代需要传教者，这样的时代有可能造就一个伟大的传教者。信教的人总是要聚在一起，既然政府不让这些人设立家庭教会，这些人就走进依附于政府的教会吧。道德坚定的信徒走进这里也许会遇见一个迷失者，当这种相遇发生时，一次传道就会出现，这是令人着迷的。也许官方会阻挠这样的传道，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就更进一步地证明了我国缺乏信仰自由。
我还想顺便说一下自己对政府反对家庭教会的看法。政府觉得自己为信徒们配备了教会，信徒们就应该在这里参加宗教活动，就不能自行组建家庭教会了。其实政府提供的场所是有限的，这满足不了信徒们的需要﹔如果信徒们都到官方配备的教会里活动，这里的活动场所肯定就不够用了。政府会给信徒们建许多教堂吗？政府恐怕拿不出这么多钱吧，政府有的时候连教师和乡村干部都养不起，他们怎么可能花钱盖教堂？由此可见，从技术上来考量，官方不允许家庭教会存在是不合理的。
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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