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3日讯】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文联八大、作协七大的讲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有的称赞为“心灵的沟通”，有的痛斥为“包藏祸心”。讲话的涵盖之意不是一句话就能准确概括的，简单称赞或愤怒谴责均不足以揭示其蕴含的全部信息。
他的讲话一反中共领袖作报告时居高临下的常态，话语间洋溢着平等之情，无疑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他显示的平等之情不是伪饰，不是做作，而是以讲话中谈及平日与文艺家交往的事实为依据。比如请诗人李瑛对他写的诗“赐教”，比如剧作家吴祖光以新凤霞所画牡丹见赠，均属私人交往，从中看到温与文艺家在艺术方面的交流情况，透露了他在业余时间对艺术追求的点滴。这些事实反映了温作为一般的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有着文化上的追求，从追求中他取得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尊严的确立。他对文学艺术家的平等与仰慕之情皆源于此。尊重每一个“人”、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这是他展示的为人品格，即他的人性。
这样的人性在中共高层是罕见的，是特殊的。把它同朱熔基、李鹏的人性对比就可明了。朱镕基对江西省芳林小学鞭炮爆炸死伤数十人案，在境内外查明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才派出公安部警官调查，结果毫无下文。他对“人”的态度是敷衍塞责。李鹏与王丹等对话时诡称学生领袖是“我们的子弟”，其时已暗藏杀机。他对“人”的态度是视若刍狗。朱、李的人性是中共实权派的常态，温所表现的人性则是中共实权派人性的异化。
温的人性表现往往是在他执行公务时体现的，所以要细致分辨。他听到农民工家属反映工资常期拖欠立即亲自为之讨还，固然显得冒失，却体现了扶危济困的热心肠，这正是对人的价值及尊严的维护。他借以抒怀的诗句是：“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不宜把这些视为亲民秀加以怀疑。这两句诗是他答记者问时随口而出的，证明已烂熟于心，与他见到危难常热泪盈眶的表现可以相为印证。他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尊重，使他在施政时经常流露出体恤民情的倾向，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但人的思想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以上所述只是温的思想面貌一个侧面，尽管是闪光的一面，却不居主导地位。他是经过层层选拔而到达中共高层，这种地位给他的思想以深刻影响。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派系之间的权力较量，上下左右的相互纠缠，最高权力的颐指气使，能够适应这种环境而应付自如者能有几许？多次清洗就发生在身边，温能够躲过这些血仇而青云直上，说明他有被看中之处，有符合党性要求之处。温的人性必须屈从于党性、服务于党性，才能到达中共领袖地位。《同文学艺术家谈心》就是温的人性服务于党性的标本。
作家、艺术家是敏感群体，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他们发出的警报往往具有震撼力。对此，中共决策者一直小心谨慎，不敢大意。决策者之所以把处于休眠状态、不能思维的巴金老人固定为作协主席，乃因无由寻觅可信赖之代替者。这种世界奇闻说明决策者害怕作家到什么程度。由此决定了这届文联八大、作协七大必须有一个温和的、低调的讲话，以笼络与会者而不致炸锅。《同文学艺术家谈心》就是适应这一要求而出炉的。温以对听众的平等与仰慕之情构筑这篇讲话的基调，希望使它产生与人沟通心灵的效果。但是，能够沟通到什么程度呢？（1）讲话中，不再招摇马列的文艺教旨，不再吹嘘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这些均已丧失号召能力。换上的旗帜叫“真善美”，企图以此集合文艺家于其麾下。这是中共的思想危机、信仰危机深化到文艺界的反映。原有的正统意识形态已丢盔卸甲，新树的官方意识形态却难取信任。试想，在整个社会动荡不定、深具戒心时，自己包装着假恶丑却高喊“真善美”，这不是执政自身的深刻矛盾吗？（2）拿不出能够展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巨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海的早晨》、史诗《东方红》，这些经典之作无颜再抬出来炫耀，“样板戏”随着文革的没落而没落，《金光大道》的高大全被时代抛弃，伤痕文学被邓小平斥为“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文学艺术，除了那些适应商业要求的“薄露透裸”、辅佐专制得势的“戏说康干”外，只剩两手空空了。新的星辰曹乃谦，他的作品已被译成数国文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称之为“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并以81岁高龄专程到中国大陆与之结识，可惜，他的作品未能进入决策者眼界。更不用说，作家阎连科的小说、深刻揭示权力导致性扭曲与性饥渴的《为人民服务》曾令洛阳纸贵，当局却不认可，没有以“扰乱军心”之罪惩罚作者已是法外开恩了。《往事并不如烟》，描绘那些民主灵魂被镇压后的风貌，指出他们的顽强不屈，遭到查禁。这一切温总理是不会提及的。于是，只能向人们鼓吹唐代文化的“色彩斑斓”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群星灿烂”。与会者听了，除了歆羡古代文化的繁荣外，大约不会产生“在党的领导下”追求中国大陆文化辉煌的信心。（3）温有办法引导听众明白“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讲话宣布舞蹈家戴爱莲于病危前夕在病房举行了入党宣誓，戴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温就婉转地指明中共领导的重要性──国家大，人口多。理由虽然牵强，总算在关键处点明了主题。（4）讲话提到赵丹在遗言中讲：“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我在遗言中反复寻找，没有这句话的影子。赵在临终前明言：“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他指出：“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他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质疑“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他特别告诫：“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这就是遗言的精粹。遗言最后一句是非常沉痛的：“（说出这些）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人民日报》1980.10.8第5版）对即将离别人世才甩掉恐惧而率真直言的话，温不敢正视，他不敢允诺把赵丹所期望的取消“唯一的指导方针”、撤掉外行对文艺的领导职务、不再由行政机构审查作品等等付诸实施。所以，温的讲话最后冒出的高调“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就一定会实现”，仅仅是一声高调而已。
一个人的善良、美好的人性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如何屈从、转化为维护和张扬专制体制的力量，这篇讲话是一个例证。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品性再善良、再美好，只要进入这个唯权是重、“精英”统治、层层设防、严密控制的组织之内，就必须进行调整，与之适应，将与人为善的人性改造为无视人的存在，否定人的价值及尊严而唯专制权力结构的利益奔波的党性。拒绝这种适应而继续张扬原有的善良人性将被指责为“企图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改造世界”，会受到惩罚，直到丢掉性命。毛泽东掌握的这个党的历史充满了灭杀人的个性的镇压行动，直到用党性完全涵盖、溶化党员的特有人性为止，前面例举的朱镕基、李鹏的事例就是证明。
然而，真正做到以党性灭杀人的个性是不容易的。回顾世界史就会知道，正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与野蛮的火刑催生了人类意识的觉醒，开始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运动，萌发了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意识，将人类从中世纪黑暗引向现代文明。这股清新之风冲荡于中华大地，从五四运动一直绵延至今。中共不是生活于真空，它的高层也会受到这种文明的浸润，因此会在它的成员中出现党性与人性相互交织的情况，尽管有着长期的党性约束，仍不免流露某种程度的善良人性。党内资深人士吴玉章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政时，正值来势汹汹的反胡风运动，马列教研室主任谢韬跌入陷阱。吴以特有方式致电公安部长罗瑞卿：你给我个面子，把谢韬留在校内吧。吴的善良愿望因资深背景得以实现，使谢韬免去20余年农场劳改之苦。这就是吴老善良人性的闪现。凶之克善，假以乱真，党性之制服善良人性，其实并非那么容易，并非无往不胜。
不过，毕竟要看到，在两千年皇权专制基地之上、以列宁的独裁统治为模式建立的这个组织，凭借意识形态工具使党性观念化为党文化渗透于党内外，遍及城乡僻野，形成强大的洗脑效果。它使权力观念无限上升而使人的价值无限贬低，由此才有一个人的神化和亿万民众的奴化。为权力的扩展而不惜毁掉亿万斯民的生命，正是它的党性的突出表现。从毛泽东发动核大战、不惜死掉世界人口一半以赢得权力扩张的狂言，到今天的军旅朱成武叫嚷核战，不惜牺牲西安以东的中国人以战胜美国的妄想，有理智的人都会看出他们疯颠的反人类性。在他们心目中，不仅没有人的“价值”，简直就是没有“人”的概念，“人”甚至引不起他们的同类感。上世纪30年代苏区杀人如麻：谁拥有10毫子（通用货币）谁是土豪劣坤，杀！几个人在一起互相递烟、交谈就是参加以烟为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男女交往甚至谈恋爱就是组织社民党，杀！几个姑娘拜干姐妹，杀！聚在一起谈论吃喝，杀！（《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红旗出版社，28页）这种仇视人、仇视人类的疯颠性一直延续到今天，对“异类”用拖把的木柄捣入女人阴户、用铁锤砸烂男人生殖器（见高智晟第三封致中央的信），这样的党性的极端化已经成为兽性，显示的是兽类的吞食法则。东方的古老大地上，还在纵容兽类意识逞凶，不管胡锦涛如何鼓吹“和谐”，不管温家宝如何高唱“前所未有的历史大飞跃”，请问：专门以生殖器为攻击目标的现实如何促进“和谐”、如何引起“历史的大飞跃”？这个严肃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从温总理一篇温和、说理的讲话，透视了他的善良人性与严格党性的关系，他正在或将要怎样解决这个矛盾是很有意义的课题。他可以发挥他的善良人性的张力，也可以俯允严格党性的约束。这个矛盾的解决，在中共权力层内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值得关注。
（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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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8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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