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8日讯】前言
2006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被迫停刊，原因出于它长期以来坚持编辑良知，发表了大量惹事生非的文章，某些人不愉快。这一次停刊的原因则在于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前些日发表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认为，教科书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们的心理、意识，“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其实，历史教材是一个方面，目前中国内地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教科书，都存在这样的“狼奶”现象。历史是重灾区，更严重的灾区在语文（国文）教材。
下面，我以点管窥，借初高中语文第六册教材里存在的具体问题，分析这些“狼奶”是如何毒害子孙，它们将会带来怎样的不良反应等。
何为“九年义务教育”？
初中语文第六册封面上声称，本教材是“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费解的是，何谓“义务教育”？是学生的、家长的，还是国家的义务？
1994年，中国有1900万人小学毕业，但初中招生仅为1645万，且不说小学生一亿多人里辍学率为1.85％，单说升学率，为什么不是100％呢？那200多万升不了初中的孩子怎么办？国家对他们尽“义务”了吗？这种情形，一直没有太大变化。
如果说我们还穷，不能全部招生，那你的“义务教育”从何说起？
我们有法律制裁那些穷困家长，说他们目光短浅，不叫子女上学，接受“义务教育”，不过，与86.5％的升学率比起来,谁才是更短浅、更该接受制裁的行为呢？
面面俱到的可行性
本书以“阅读为基础，写作为体系，读写有机结合，兼顾听说”。
这是编者宣言的。问题是，这种大而无当的做法可不可行？
中考与高考竞争激烈，编书人企图让学生“全面”受锻炼，做得到吗？
除了进一步加大压力外，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
也许我们的想法很好，希望孩子们样样会一点，样样都不必那么精。学生应该会讲演、表演、辩论，写散文、小说、论文、说明文、剧本、应用文、学术论文……野心很不小，却没有时间带领学生在任一门类里仔细体会、鉴赏和模仿，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既培养不了学生独立的鉴赏力，也未让他们学会基本的写作方法，贪多勿得，形式学了一大堆，练出些花本事，流于表面的卖弄。
有人曾比较过台湾和大陆的初中语文教科书，感到台湾的少而精，老师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讲授，可以为一首小诗讲解赏玩几天，仔细品出诗的意境、风骨、微妙精神来，真正把握作品内部的真韵美味。大陆的却多而全，老师满堂灌尚来不及，遑论赏析细微。一首诗几小时就打发了，所教的内容也都是流水账式的作者生平、时代环境、字词解释、中心思想。反不把文章当艺术来看来品，学生所得多是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在《辞海》里全能查得到，此外就什么也学不到了。这还不能说明我们过于“贪婪”的危害吗？
《老杨同志》
本文写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抗日根据地如何开展工作。如果没有提示，面对文章里中的许多“疙瘩”，今天的学生很难说看得懂。
比如：县农会主席是什么官？“区”相当于今天的哪一级？“村公所”的职能是什么？村长与贫民下棋难道要不得？这不是“与民同乐”吗？今天那些村长，有了“官”的身份与架子，普通贫民在他眼里不算人，文中却居然能一起下棋，挺好啊。有人吃烙饼、有人喝稀饭，也很正常，难道让他们平均，全吃稀饭或烙饼？
用我们的眼光看，别人吃饼你吃糠，只说明他勤快你懒，有什么稀奇？更哪里会因说了这一事实而招惹大祸来的？官们都得帮农民扬谷子才算好官，显出自己“特别”？
不了解时代背景，对这些问题，学生肯定说不出所以然。
而且，对城里的孩子来说，“谷子”指什么，“窑”是什么，“窑顶”有一个打谷场，又是什么样子的。
不交代清楚，谁能不糊涂？
如此费解的内容，却拿来做了全国的通用教材，是不是不伦不类？
记得上海有位学生，一辈子没见过“瓦”，所以对“青青的瓦”不明白。赵树理的《老杨同志》有过之而无不及。凭这种文章，谁要能读出感情、兴趣和思想来，那才是不正常、发疯。
还能怪孩子们学这种语文乏困？
比较而言，吴伯箫的《菜园小记》倒是写出了勃勃的生气，没有“疙瘩”，只不过没必要上升到像提示中所说的“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革命”高度。今天不少农民就比当时的延安军民还要苦、还要累，他们种地却种不出吴伯箫式的诗情画意。
幸好这是作家的回忆文章，事隔十多年，苦也成了乐，累也成了乐。
毛泽东：《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
文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史达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这里，作者毛泽东强调了“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性。但这个路在20世纪最后10年遇到了困难——“苏联”解体了，给中国送来“无产阶级宇宙观”的“俄国”再也不存在了，它们今天所走的，是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言的不通的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环境变了，时代变了，形势变了，当时可能是“正确”指导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在和平建设时期面临挑战。这时如果再把“走俄国人的路”这样的文章编进教科书，化为后人的指导思想，岂不荒谬？
随着封存了50年后的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的发表，随着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译介，随着“白银时代”俄罗斯作家作品大量涌入中国境内，也随着“资本主义”以后的俄国政府公开原苏联政府的保密档，今天我们已看到了当时“革命”的不人道和空幻狂热性，以及大独裁者史达林的内心真相，进而明白了“俄国人的路”之所以走不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自己思想、体制内部的深刻危机。
因此，即使不从中国自身稳定着眼，单由问题本身看，“走俄国人的路”今天都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何况“革命”时期合宜的理论与思想，和平年代不一定能适用，如果把对待敌人时的策略、措施，用于对待自己治理的人民，那它随时可能再次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
现在我们已在建设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早已明朗化，只有政治、经济体制都合乎市场经济的良性、健康运行时，二者才是互相适合的，不存在一者阻碍他者发展的，而是彼此共进。
政治、经济的根本改革，又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所以写于1949年的《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用作今天的中学教材已经过时。
《铁匠》
这篇散文的素材本来枯燥无味，但张英伦的译笔较为完美地传达了原文作者左拉写实本领的高超，读来痛快。其描写功力之精致、传神，非大手笔不能达到。
问题主要不在它描写的优劣，而在于它是该书惟一一篇“外国文学”，并且是自然主义鼻祖左拉的，写的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匠，古今中外的铁匠都可以用它来代表。所以名为“外国文学”，实际上仍可说是延伸了的中国文学，只不过描写技巧上更见圆熟逼真罢了。可见得选文风格的单一性。
进而，中学生学习它有益吗？
难说。
左拉的自然主义风格以密集的细节化的感性意象为特征，从中你能体会到作家感性的发达和捕捉力的敏锐、细腻，同样一个人的动作，作不同的描写时，微细之别纤毫毕见。
例如：铁匠“脑门方方的，一簇乱蓬蓬浓黑的头发下面，一双孩子气的蓝色大眼睛，钢一样明亮。他颔骨宽大，发出笑声和喘息声来，就像他那巨大的风箱在狂欢和呼啸；当他以力气十足的姿态抡起臂膀时，他简直不像是年过五旬的人……他敞开怀，露出宽厚的胸脯，每呼吸一下，肋部便显现出久经锻炼的钢筋铁骨般的肋条。他身于向前一倾，猛地一下，把铁锤抡下来，就这样，片刻不停地、灵便而持续地晃动着身体，肌肉紧张而有力地伸展收缩……在午后酷热的当儿，他是多么壮美矫健！他上身直裸到腰间，肌肉突出而坚硬，犹如米开朗境罗创作的力感极强的巨大雕像。在他身上，我发现了我们的艺术家煞费苦心地在希腊死人的肉体上寻找的现代雕塑的线条。”
第一次发现铁匠铺时，作者则是这样说的：
一天黄昏，旅途上我错过了村子，远远望见一个铁匠铺，火光熊熊，孤零零地坐落在两条大路交叉点的路旁。从敞开的大门里射出来的火光是那么灿烂辉煌，宛如十字路口燃起一堆篝火；对面沿溪边的一行白杨树，也像火把一样冒着青烟。在黄昏的微晖中，铁锤有节奏的响声传得很远很远，如同某个铁骑兵团由远而近驰骋而来。过了一会儿，我就在那敞开的门前，在强烈的火光里，在震耳欲聋的响声里，在滚雷般的震动里，停了下来。
写铁匠举起绰号叫“小姐”的二十五斤重的铁锤时他又说：
铁锤按照一个有规则的圆圈环转，迸起点点火星，留下条条光尾。铁匠就这样挥舞着“小姐”，而他的儿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则用钳子夹住烧红的铁块，从另一面敲打，发出轻微的响声，被老头手里那‘姑娘’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舞蹈的声音所淹没。笃，笃——，笃，笃——，犹如母亲庄严的声音，在鼓励婴儿咿呀学语。“小姐”不停地舞蹈，拌动着裙衣上的钻石，她每次跳落在铁砧上，便在犁铧上留下一个脚印。
文章通篇是这种细到微末的激情描写。这种描写也许对感觉好的成人有所帮助，使他们的感官更精细，对外物更具捕获力。但就其内容本身言，描写弄到这地步已有琐碎、夸张、过于铺垫之嫌，孩子们读这些文字一定觉得左拉有毛病，如此繁琐，从中学得最多的大概也是里面的“钻牛角尖”——一个动作、表情非得写上千儿八百字，不这样写就不见功力，于细部上过于流连，别的就都忽略掉了。
并且，为描写一个橱窗里的摆设能写上几千上万字，抡铁锤可以写上四百多字，写一个事件岂不要上千万？
如此费神费墨费纸张意义何在？逞一下才能？人的才能应是多方面的，左拉的却似乎很短很窄，而且作家几乎没有自己的思想见识，他将铁匠完全理想化了，只写出了人性的单方面。
他说，之所以要写铁匠是因“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因劳动而变得伟大的英雄，是我们时代的不知疲倦的儿子，是他，在烈火中用铁材锻造明天的社会。他以铁锤为乐，当耍开心的时候，他就抡起‘小姐’，全力以赴地敲打。于是在他周围，在玫瑰色的炮火的光辉里，响起一片雷鸣。我似乎听到了劳动着的人民的声息。”
左拉如此把“劳动人民”拔高，无非是要像一些当代中国作家那样来说明自己“崇高”，不歧视劳动，不歧视劳动人民。但这样做太于矫情做作，人不劳动一者没饭吃，二者太无聊。不劳动铁匠岂不喝西北风”？他真的“以铁锤为乐”？或说他是迫不得已地安于命运安排，不得不“以铁锤为乐”？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更愿相信后者。左拉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才让铁匠的劳作、辛苦充满玫瑰色。
如此单调、枯燥的活儿真有如许多的诗意吗？倘若真是，铁匠何以拿作者开心，天还没亮，就将左拉从床板上敲醒——锤声“震动着天花板，像是硬要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能够五点钟就把我从床上吵起来，这在他是件开心的事”。
这有什么可开心的呢？除非铁匠太无聊，平时没乐子，这才恶作剧。左拉体会不到这一层，或者说他不愿告诉读者真实的的社会人性，这才刻意美化一切。
最后，他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就在这里，在这铁匠铺里，在无数耕犁中间，我治好了懒惰和多疑的毛病。”
人的惰性若真如此易改，社会也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堕落、犯罪了！
作者不仅美化铁匠、美化简单呆板的体力劳动、美化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无聊，还要自我美化一番，可谓虚伪透顶。
本文“提示”却说它“赞美了劳动者的壮美、豪迈和伟大，歌颂了劳动的价值”。
劳动诚然价值不菲，但劳动者的心理动机要不要这样拔高，不切实际地理想化呢？
假如让左拉也抡它半年铁锤，而且在荒僻之地，像文里的铁匠那样，他还“赞美”“歌颂”得起来吗？
知识份子容易滋长“呆气”，把什么事都想得天花乱坠。这一点对“感觉型”的人尤然。所以“感觉型”的作家们谈“思想”，上升到理性，一个个就漏汤了，现出自身先天的不足来了——他们的思想简直是要不得的。
看来，即使“天才”也不能双全。
照这样看，远远不是“天才”的编书人，也就该谅解了。
在这里，我主要不是说编书人如何如何不好，而是说他们所编的东西“纰漏”百出，学这种东西人会越学越傻，越学越不对劲。
谁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儿女越学越聪明的，文章就应是风趣的、有卓见的、感情细腻的、富含灵气和智慧的，同时，风格各异要多样化，内容应少而精，不要动不动“说教”。中国文学应该这样选，外国文学也应该这样选。
左拉自然主义的不足早已为后人指出，它是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畸形儿”，过分的精雕细刻乃至夸大其辞，恐怕正合我们这个产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国土上的人们的口味。
结尾的“升华”，即那条“光明的尾巴”，又恰好与一些“作秀”的中国作家相像——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强迫自己写文章留一条光明的尾巴，以便将自己翘举蓝天，会遇白云，接见太阳。
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在尚未成熟、尚无辨识力的学生眼里，是瞧不出来的。
这使我想起大人吓唬孩子的一个办法：沉下脸，把语气放重，孩子吓哭了，以为大人真是认真严肃了，没法子应对来临的“大祸”了。其实大人多在佯装，指责的话里大多无道理，别的成人能一眼看清其中有伪装的成分，能体会到不这样不足以震住孩子，让他们按大人意愿去做。
我们的编书人正是这种“吓唬”学生的大人，他们不觉得这里边有哪些谬误，许多情况下就将学生引到“呆”、“傻”的路子上去了。
我相信他们不想这样，他们是想让学生学些好东西，培养真才实学的，但心愿是一码事，做到没有是另一码事。
罗素在谈到教育的目的时讲：教育应当致力于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鉴赏能力。只有这种人才会创造和保护美好的世界。
的确如此。单纯将学生的脑子里塞满各种知识，甚至读博士、出国留洋，不自立亦会成为博学的冬烘，受教育虽多，他们对待人生、社会、历史的态度却完全是错误的。
西方那么多充满智慧和独立精神的优秀散文，何必选一个毫无独立意识的左拉的《铁匠》呢？它对培养学生的独立见识或鉴别力非但起不到好作用，反而将个体陷没在群体中，整个儿思想经不住推敲！
若说欧洲或法国没有更好的散文，那我不信。齐奥诺的《特洛埃夫之秋》，写了纯自然的景美；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写了做人、做事的相通精神；其他如萨特的、普鲁斯特的、纪德的、波娃的……作家们不仅写了更好的散文，而且精神属现代。
法朗士曾在隽永散文《文学中的疯子》里用一则寓言讽刺了那些片面或自以为是的人，尤其适合中国式的选本文化现象。
寓言写道：一天，一个平面镜在公园里遇到一个凸面镜。平面镜说：像你这样表现自然，我看实在太不像样。你简直是个疯子，把所有人的形状都变成大肚子、小脚丫、小脑袋，直线也让你弄成了曲线。凸面镜不服气地说：你才歪曲了自然。你这扁平的家伙一定想像所有的树都是笔直的，一切你身外的东西都像你一样平整。树干是弯曲的，这才是真实。你不过是只骗人的镜子罢了。平面镜说：我没骗过任何人，正是你，我的凸面伙伴，才把人和动物都歪曲漫画化了。
我们的编者正是这样的凸面镜，自己的口味是大肚子，真正的文学是小脚丫、小脑袋，看着这面镜子，学生已不知这世上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次品、不入流了！
洛扎诺夫在《自己的角落》里谈及教育时说，我们不应当只注意教什么，还要懂得不教什么，习得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保持什么才最重要。哪里的个性没有得到保存，受到压抑或被忽视，哪里的教育就完全不能实施。
今天人人都在高呼“素质教育”，但在中考、高考压力有增无减的情况下，这种口号的意义究竟多大呢？
最终的结果恐怕是课程越开越多，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
倘若扩大进来的全是左拉式的矫情的内容，对提高学生素质有何益处？
另一方面，选本文化教给学生的是破碎的、非完整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缺乏文化与历史气氛，东一榔头西一棒，使人在面对具体的社会时毫无定力，压根儿培养不出一点精神性的东西，社会精神便越来越实用功利化了。
不难理解，从前上学的人虽然知识不多，但极其渴求新的感受，他们朝气蓬勃，对所学内容如痴如醉，充满创新和独立意识。今天的学生知识虽多，“但对进一步的深造漠不关心，却在未来实际生活的意向上心事重重”。
所以不要怪今天的学生厌学、翘课，没有精神，缺少信仰，“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教育和培养儿童。更确切地说，学校是我们社会‘我的综合表症’”。
《鸟飞鱼跃的联想》
作者说海洋再阔也有边，鱼儿不能离海而登陆，所以鱼儿只能在水里跃，“海阔凭鱼跃”是有条件的。
鸟儿需在大气里飞翔，而不能到真空中去，所谓“天高任鸟飞”同样不能无所节制。
人的行为需要法律约束，而不可以无法无天、无拘无束。从这里作者得出结论说行动自由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一直到这里，作者的道理我都赞同，但他下面就开始偷换概念了：我们的思想也得有大框子，我们只能坚持而不可突破这个“大框子”。解放思想靠的是“破”，但“破”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套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是迷信和一切违反科学的东西，绝不是要去破除科学真理。
作者错在哪里呢？
错就错往将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混为一谈，由行动上应受法律、“框子”约束，推导出思想上也应受“框子”约束。
行动不自由，思想完全自由，这已属现代常识，章炳元却一窍不通，还自以为握着“科学真理”地教导人！
如果人的思想应该加“框子”，那么秦始皇当政时，这个“框子”就是“秦记”，一切不能超出“秦记”，其余的全得烧，有异端思想的人是“反革命”，那得杀头，因而焚书坑儒是最正义最合理的事。
如果人的思想应该加“框子”，那么武曌当政时，这个“框子”就是她的旨意，任何违背了这个“框子”的人都可以斥为不是“科学真理”，从而强权就是“真理”，小民在这些“真理”面前只有顺从的份，稍有不同，就应“请君入瓮”——将拥有不同见解的人装在大缸里，四周烧炭火，将他活活烧死！
如果人的思想应该加“框子”，那么几乎每个王朝发动的“文字狱”全是应该的。
进而，如果人的思想应该加“框子”，那么章炳元生在宋朝，会说赵匡凰思想是惟一的科学真理，生在清朝，会说努尔哈赤思想是惟一的科学真理，生在民国，会说孙文思想是惟一的科学真理，生在“文革”，会说林彪江青思想是惟一的科学真理，生在1804年的法国，会说拿破仑皇帝的思想是惟一的科学真理，生在1830年的美国，会说奴隶主思想是惟一的科学真理……
可见，给思想加“框子”是要不得的。他所鼓吹的“框子”也只是当政者意识形态，一旦当政者意识形态改变，他会立即随之改变！
对此，昔人早已作过批评。
陈寅恪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唯此二者“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所以“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刘军甯主编，118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
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则说：孙中山曾引一句外国成语道“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许多人说要“彻底改革”即“革命”，一百多年的历史已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之，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自己作主；第二个意义是民主、容忍——容忍反对党，保护异己；第三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
因此，真正代表现时代的开放精神的人，需要严格区分开行动自由、思想自由的界限，主张行动自由受法律、宪法等规则的制约，思想自由却须是绝对的，无条件、无章炳元所谓“不可突破的‘大框子’”的。
谁是科学谁是真理我们暂时都不知，人为指定一种理论是“科学”、是“真理”的行为和专政君王的“圣旨”有什么两样？
舆论不自由、思想加框框，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在《思想解放》里就说：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的。没有言论的自由，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正是各种思想主张互相浚发、互相匡正，才使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的。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李大钊也特别反对以“危险”之名来禁锢思想言论自由，认为真正危险的思想只有在充分自由的舆论环境中才有可能遭到有效的淘汰。“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1
谈到这里，不难发现章炳元的《鸟飞鱼跃的联想》中有许多荒谬的思想。他既给思想加框子，又反对不加框子的“思想自由”。
这一结论是由行动无绝对自由推断出来的：他认为行动无绝对自由，则世上无绝对自由，则思想亦无绝对自由。
因此，错就错在将“行动”混同于“思想”。犯了偷换概念或概念不清的错误。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