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8日訊】前言
2006年1月25日，《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專版被迫停刊，原因出於它長期以來堅持編輯良知，發表了大量惹事生非的文章，某些人不愉快。這一次停刊的原因則在於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前些日發表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文章認為，教科書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孩子們的心理、意識，「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其實，歷史教材是一個方面，目前中國內地幾乎所有的人文、社科教科書，都存在這樣的「狼奶」現象。歷史是重災區，更嚴重的災區在語文（國文）教材。
下面，我以點管窺，借初高中語文第六冊教材裏存在的具體問題，分析這些「狼奶」是如何毒害子孫，它們將會帶來怎樣的不良反應等。
何為「九年義務教育」？
初中語文第六冊封面上聲稱，本教材是「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費解的是，何謂「義務教育」？是學生的、家長的，還是國家的義務？
1994年，中國有1900萬人小學畢業，但初中招生僅為1645萬，且不說小學生一億多人裏輟學率為1.85％，單說升學率，為什麼不是100％呢？那200多萬升不了初中的孩子怎麼辦？國家對他們盡「義務」了嗎？這種情形，一直沒有太大變化。
如果說我們還窮，不能全部招生，那你的「義務教育」從何說起？
我們有法律制裁那些窮困家長，說他們目光短淺，不叫子女上學，接受「義務教育」，不過，與86.5％的升學率比起來,誰才是更短淺、更該接受制裁的行為呢？
面面俱到的可行性
本書以「閱讀為基礎，寫作為體系，讀寫有機結合，兼顧聽說」。
這是編者宣言的。問題是，這種大而無當的做法可不可行？
中考與高考競爭激烈，編書人企圖讓學生「全面」受鍛煉，做得到嗎？
除了進一步加大壓力外，我認為沒有什麼意義。
也許我們的想法很好，希望孩子們樣樣會一點，樣樣都不必那麼精。學生應該會講演、表演、辯論，寫散文、小說、論文、說明文、劇本、應用文、學術論文……野心很不小，卻沒有時間帶領學生在任一門類裏仔細體會、鑒賞和模仿，蜻蜓點水，淺嘗輒止，既培養不了學生獨立的鑒賞力，也未讓他們學會基本的寫作方法，貪多勿得，形式學了一大堆，練出些花本事，流於表面的賣弄。
有人曾比較過臺灣和大陸的初中語文教科書，感到臺灣的少而精，老師有充裕的時間進行講授，可以為一首小詩講解賞玩幾天，仔細品出詩的意境、風骨、微妙精神來，真正把握作品內部的真韻美味。大陸的卻多而全，老師滿堂灌尚來不及，遑論賞析細微。一首詩幾小時就打發了，所教的內容也都是流水賬式的作者生平、時代環境、字詞解釋、中心思想。反不把文章當藝術來看來品，學生所得多是一些「知識」，這些「知識」在《辭海》裏全能查得到，此外就什麼也學不到了。這還不能說明我們過於「貪婪」的危害嗎？
《老楊同志》
本文寫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在抗日根據地如何開展工作。如果沒有提示，面對文章裏中的許多「疙瘩」，今天的學生很難說看得懂。
比如：縣農會主席是什麼官？「區」相當於今天的哪一級？「村公所」的職能是什麼？村長與貧民下棋難道要不得？這不是「與民同樂」嗎？今天那些村長，有了「官」的身份與架子，普通貧民在他眼裏不算人，文中卻居然能一起下棋，挺好啊。有人吃烙餅、有人喝稀飯，也很正常，難道讓他們平均，全吃稀飯或烙餅？
用我們的眼光看，別人吃餅你吃糠，只說明他勤快你懶，有什麼稀奇？更哪裡會因說了這一事實而招惹大禍來的？官們都得幫農民揚穀子才算好官，顯出自己「特別」？
不瞭解時代背景，對這些問題，學生肯定說不出所以然。
而且，對城裏的孩子來說，「穀子」指什麼，「窯」是什麼，「窯頂」有一個打穀場，又是什麼樣子的。
不交代清楚，誰能不糊塗？
如此費解的內容，卻拿來做了全國的通用教材，是不是不倫不類？
記得上海有位學生，一輩子沒見過「瓦」，所以對「青青的瓦」不明白。趙樹理的《老楊同志》有過之而無不及。憑這種文章，誰要能讀出感情、興趣和思想來，那才是不正常、發瘋。
還能怪孩子們學這種語文乏困？
比較而言，吳伯簫的《菜園小記》倒是寫出了勃勃的生氣，沒有「疙瘩」，只不過沒必要上升到像提示中所說的「艱苦奮鬥」、「以苦為樂」的「革命」高度。今天不少農民就比當時的延安軍民還要苦、還要累，他們種地卻種不出吳伯簫式的詩情畫意。
幸好這是作家的回憶文章，事隔十多年，苦也成了樂，累也成了樂。
毛澤東：《中國人民尋求救國真理的道路》
文中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史達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在這裏，作者毛澤東強調了「走俄國人的路」的重要性。但這個路在20世紀最後10年遇到了困難——「蘇聯」解體了，給中國送來「無產階級宇宙觀」的「俄國」再也不存在了，它們今天所走的，是毛澤東在該文中所言的不通的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
環境變了，時代變了，形勢變了，當時可能是「正確」指導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在和平建設時期面臨挑戰。這時如果再把「走俄國人的路」這樣的文章編進教科書，化為後人的指導思想，豈不荒謬？
隨著封存了50年後的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的發表，隨著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的譯介，隨著「白銀時代」俄羅斯作家作品大量湧入中國境內，也隨著「資本主義」以後的俄國政府公開原蘇聯政府的保密檔，今天我們已看到了當時「革命」的不人道和空幻狂熱性，以及大獨裁者史達林的內心真相，進而明白了「俄國人的路」之所以走不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自己思想、體制內部的深刻危機。
因此，即使不從中國自身穩定著眼，單由問題本身看，「走俄國人的路」今天都該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何況「革命」時期合宜的理論與思想，和平年代不一定能適用，如果把對待敵人時的策略、措施，用於對待自己治理的人民，那它隨時可能再次引發「階級鬥爭擴大化」。
現在我們已在建設自己的市場經濟體制，而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早已明朗化，只有政治、經濟體制都合乎市場經濟的良性、健康運行時，二者才是互相適合的，不存在一者阻礙他者發展的，而是彼此共進。
政治、經濟的根本改革，又必然引起整個社會的深刻變化，所以寫於1949年的《中國人民尋求救國真理的道路》，用作今天的中學教材已經過時。
《鐵匠》
這篇散文的素材本來枯燥無味，但張英倫的譯筆較為完美地傳達了原文作者左拉寫實本領的高超，讀來痛快。其描寫功力之精緻、傳神，非大手筆不能達到。
問題主要不在它描寫的優劣，而在於它是該書惟一一篇「外國文學」，並且是自然主義鼻祖左拉的，寫的又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鐵匠，古今中外的鐵匠都可以用它來代表。所以名為「外國文學」，實際上仍可說是延伸了的中國文學，只不過描寫技巧上更見圓熟逼真罷了。可見得選文風格的單一性。
進而，中學生學習它有益嗎？
難說。
左拉的自然主義風格以密集的細節化的感性意象為特徵，從中你能體會到作家感性的發達和捕捉力的敏銳、細膩，同樣一個人的動作，作不同的描寫時，微細之別纖毫畢見。
例如：鐵匠「腦門方方的，一簇亂蓬蓬濃黑的頭髮下面，一雙孩子氣的藍色大眼睛，鋼一樣明亮。他頷骨寬大，發出笑聲和喘息聲來，就像他那巨大的風箱在狂歡和呼嘯；當他以力氣十足的姿態掄起臂膀時，他簡直不像是年過五旬的人……他敞開懷，露出寬厚的胸脯，每呼吸一下，肋部便顯現出久經鍛煉的鋼筋鐵骨般的肋條。他身于向前一傾，猛地一下，把鐵錘掄下來，就這樣，片刻不停地、靈便而持續地晃動著身體，肌肉緊張而有力地伸展收縮……在午後酷熱的當兒，他是多麼壯美矯健！他上身直裸到腰間，肌肉突出而堅硬，猶如米開朗境羅創作的力感極強的巨大雕像。在他身上，我發現了我們的藝術家煞費苦心地在希臘死人的肉體上尋找的現代雕塑的線條。」
第一次發現鐵匠鋪時，作者則是這樣說的：
一天黃昏，旅途上我錯過了村子，遠遠望見一個鐵匠鋪，火光熊熊，孤零零地坐落在兩條大路交叉點的路旁。從敞開的大門裏射出來的火光是那麼燦爛輝煌，宛如十字路口燃起一堆篝火；對面沿溪邊的一行白楊樹，也像火把一樣冒著青煙。在黃昏的微暉中，鐵錘有節奏的響聲傳得很遠很遠，如同某個鐵騎兵團由遠而近馳騁而來。過了一會兒，我就在那敞開的門前，在強烈的火光裏，在震耳欲聾的響聲裏，在滾雷般的震動裏，停了下來。
寫鐵匠舉起綽號叫「小姐」的二十五斤重的鐵錘時他又說：
鐵錘按照一個有規則的圓圈環轉，迸起點點火星，留下條條光尾。鐵匠就這樣揮舞著「小姐」，而他的兒子，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則用鉗子夾住燒紅的鐵塊，從另一面敲打，發出輕微的響聲，被老頭手裏那‘姑娘’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舞蹈的聲音所淹沒。篤，篤——，篤，篤——，猶如母親莊嚴的聲音，在鼓勵嬰兒咿呀學語。「小姐」不停地舞蹈，拌動著裙衣上的鑽石，她每次跳落在鐵砧上，便在犁鏵上留下一個腳印。
文章通篇是這種細到微末的激情描寫。這種描寫也許對感覺好的成人有所幫助，使他們的感官更精細，對外物更具捕獲力。但就其內容本身言，描寫弄到這地步已有瑣碎、誇張、過於鋪墊之嫌，孩子們讀這些文字一定覺得左拉有毛病，如此繁瑣，從中學得最多的大概也是裏面的「鑽牛角尖」——一個動作、表情非得寫上千兒八百字，不這樣寫就不見功力，於細部上過於流連，別的就都忽略掉了。
並且，為描寫一個櫥窗裏的擺設能寫上幾千上萬字，掄鐵錘可以寫上四百多字，寫一個事件豈不要上千萬？
如此費神費墨費紙張意義何在？逞一下才能？人的才能應是多方面的，左拉的卻似乎很短很窄，而且作家幾乎沒有自己的思想見識，他將鐵匠完全理想化了，只寫出了人性的單方面。
他說，之所以要寫鐵匠是因「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因勞動而變得偉大的英雄，是我們時代的不知疲倦的兒子，是他，在烈火中用鐵材鍛造明天的社會。他以鐵錘為樂，當耍開心的時候，他就掄起‘小姐’，全力以赴地敲打。於是在他周圍，在玫瑰色的炮火的光輝裏，響起一片雷鳴。我似乎聽到了勞動著的人民的聲息。」
左拉如此把「勞動人民」拔高，無非是要像一些當代中國作家那樣來說明自己「崇高」，不歧視勞動，不歧視勞動人民。但這樣做太於矯情做作，人不勞動一者沒飯吃，二者太無聊。不勞動鐵匠豈不喝西北風」？他真的「以鐵錘為樂」？或說他是迫不得已地安於命運安排，不得不「以鐵錘為樂」？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我更願相信後者。左拉不是體力勞動者這才讓鐵匠的勞作、辛苦充滿玫瑰色。
如此單調、枯燥的活兒真有如許多的詩意嗎？倘若真是，鐵匠何以拿作者開心，天還沒亮，就將左拉從床板上敲醒——錘聲「震動著天花板，像是硬要把我從床上拉起來」，「能夠五點鐘就把我從床上吵起來，這在他是件開心的事」。
這有什麼可開心的呢？除非鐵匠太無聊，平時沒樂子，這才惡作劇。左拉體會不到這一層，或者說他不願告訴讀者真實的的社會人性，這才刻意美化一切。
最後，他安上一條光明的尾巴：「就在這裏，在這鐵匠鋪裏，在無數耕犁中間，我治好了懶惰和多疑的毛病。」
人的惰性若真如此易改，社會也就不會有如此多的墮落、犯罪了！
作者不僅美化鐵匠、美化簡單呆板的體力勞動、美化頭腦簡單的人們的無聊，還要自我美化一番，可謂虛偽透頂。
本文「提示」卻說它「讚美了勞動者的壯美、豪邁和偉大，歌頌了勞動的價值」。
勞動誠然價值不菲，但勞動者的心理動機要不要這樣拔高，不切實際地理想化呢？
假如讓左拉也掄它半年鐵錘，而且在荒僻之地，像文裏的鐵匠那樣，他還「讚美」「歌頌」得起來嗎？
知識份子容易滋長「呆氣」，把什麼事都想得天花亂墜。這一點對「感覺型」的人尤然。所以「感覺型」的作家們談「思想」，上升到理性，一個個就漏湯了，現出自身先天的不足來了——他們的思想簡直是要不得的。
看來，即使「天才」也不能雙全。
照這樣看，遠遠不是「天才」的編書人，也就該諒解了。
在這裏，我主要不是說編書人如何如何不好，而是說他們所編的東西「紕漏」百出，學這種東西人會越學越傻，越學越不對勁。
誰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兒女越學越聰明的，文章就應是風趣的、有卓見的、感情細膩的、富含靈氣和智慧的，同時，風格各異要多樣化，內容應少而精，不要動不動「說教」。中國文學應該這樣選，外國文學也應該這樣選。
左拉自然主義的不足早已為後人指出，它是19世紀歐洲文學史上的「畸形兒」，過分的精雕細刻乃至誇大其辭，恐怕正合我們這個產生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國土上的人們的口味。
結尾的「昇華」，即那條「光明的尾巴」，又恰好與一些「作秀」的中國作家相像——多少年來，我們都在強迫自己寫文章留一條光明的尾巴，以便將自己翹舉藍天，會遇白雲，接見太陽。
這種一廂情願的浪漫在尚未成熟、尚無辨識力的學生眼裏，是瞧不出來的。
這使我想起大人嚇唬孩子的一個辦法：沉下臉，把語氣放重，孩子嚇哭了，以為大人真是認真嚴肅了，沒法子應對來臨的「大禍」了。其實大人多在佯裝，指責的話裏大多無道理，別的成人能一眼看清其中有偽裝的成分，能體會到不這樣不足以震住孩子，讓他們按大人意願去做。
我們的編書人正是這種「嚇唬」學生的大人，他們不覺得這裏邊有哪些謬誤，許多情況下就將學生引到「呆」、「傻」的路子上去了。
我相信他們不想這樣，他們是想讓學生學些好東西，培養真才實學的，但心願是一碼事，做到沒有是另一碼事。
羅素在談到教育的目的時講：教育應當致力於培養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和鑒賞能力。只有這種人才會創造和保護美好的世界。
的確如此。單純將學生的腦子裏塞滿各種知識，甚至讀博士、出國留洋，不自立亦會成為博學的冬烘，受教育雖多，他們對待人生、社會、歷史的態度卻完全是錯誤的。
西方那麼多充滿智慧和獨立精神的優秀散文，何必選一個毫無獨立意識的左拉的《鐵匠》呢？它對培養學生的獨立見識或鑒別力非但起不到好作用，反而將個體陷沒在群體中，整個兒思想經不住推敲！
若說歐洲或法國沒有更好的散文，那我不信。齊奧諾的《特洛埃夫之秋》，寫了純自然的景美；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寫了做人、做事的相通精神；其他如薩特的、普魯斯特的、紀德的、波娃的……作家們不僅寫了更好的散文，而且精神屬現代。
法朗士曾在雋永散文《文學中的瘋子》裏用一則寓言諷刺了那些片面或自以為是的人，尤其適合中國式的選本文化現象。
寓言寫道：一天，一個平面鏡在公園裏遇到一個凸面鏡。平面鏡說：像你這樣表現自然，我看實在太不像樣。你簡直是個瘋子，把所有人的形狀都變成大肚子、小腳丫、小腦袋，直線也讓你弄成了曲線。凸面鏡不服氣地說：你才歪曲了自然。你這扁平的傢夥一定想像所有的樹都是筆直的，一切你身外的東西都像你一樣平整。樹幹是彎曲的，這才是真實。你不過是只騙人的鏡子罷了。平面鏡說：我沒騙過任何人，正是你，我的凸面夥伴，才把人和動物都歪曲漫畫化了。
我們的編者正是這樣的凸面鏡，自己的口味是大肚子，真正的文學是小腳丫、小腦袋，看著這面鏡子，學生已不知這世上什麼是好文章，什麼是次品、不入流了！
洛紮諾夫在《自己的角落》裏談及教育時說，我們不應當只注意教什麼，還要懂得不教什麼，習得什麼並不是最重要的，保持什麼才最重要。哪里的個性沒有得到保存，受到壓抑或被忽視，哪里的教育就完全不能實施。
今天人人都在高呼「素質教育」，但在中考、高考壓力有增無減的情況下，這種口號的意義究竟多大呢？
最終的結果恐怕是課程越開越多，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
倘若擴大進來的全是左拉式的矯情的內容，對提高學生素質有何益處？
另一方面，選本文化教給學生的是破碎的、非完整性的知識，這種知識缺乏文化與歷史氣氛，東一榔頭西一棒，使人在面對具體的社會時毫無定力，壓根兒培養不出一點精神性的東西，社會精神便越來越實用功利化了。
不難理解，從前上學的人雖然知識不多，但極其渴求新的感受，他們朝氣蓬勃，對所學內容如癡如醉，充滿創新和獨立意識。今天的學生知識雖多，「但對進一步的深造漠不關心，卻在未來實際生活的意向上心事重重」。
所以不要怪今天的學生厭學、翹課，沒有精神，缺少信仰，「我們怎麼樣，就怎麼樣教育和培養兒童。更確切地說，學校是我們社會‘我的綜合表症’」。
《鳥飛魚躍的聯想》
作者說海洋再闊也有邊，魚兒不能離海而登陸，所以魚兒只能在水裏躍，「海闊憑魚躍」是有條件的。
鳥兒需在大氣裏飛翔，而不能到真空中去，所謂「天高任鳥飛」同樣不能無所節制。
人的行為需要法律約束，而不可以無法無天、無拘無束。從這裏作者得出結論說行動自由是有條件的、相對的。
一直到這裏，作者的道理我都贊同，但他下面就開始偷換概念了：我們的思想也得有大框子，我們只能堅持而不可突破這個「大框子」。解放思想靠的是「破」，但「破」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套在人們頭上的精神枷鎖，是迷信和一切違反科學的東西，絕不是要去破除科學真理。
作者錯在哪裡呢？
錯就錯往將行動自由與思想自由混為一談，由行動上應受法律、「框子」約束，推導出思想上也應受「框子」約束。
行動不自由，思想完全自由，這已屬現代常識，章炳元卻一竅不通，還自以為握著「科學真理」地教導人！
如果人的思想應該加「框子」，那麼秦始皇當政時，這個「框子」就是「秦記」，一切不能超出「秦記」，其餘的全得燒，有異端思想的人是「反革命」，那得殺頭，因而焚書坑儒是最正義最合理的事。
如果人的思想應該加「框子」，那麼武曌當政時，這個「框子」就是她的旨意，任何違背了這個「框子」的人都可以斥為不是「科學真理」，從而強權就是「真理」，小民在這些「真理」面前只有順從的份，稍有不同，就應「請君入甕」——將擁有不同見解的人裝在大缸裏，四周燒炭火，將他活活燒死！
如果人的思想應該加「框子」，那麼幾乎每個王朝發動的「文字獄」全是應該的。
進而，如果人的思想應該加「框子」，那麼章炳元生在宋朝，會說趙匡凰思想是惟一的科學真理，生在清朝，會說努爾哈赤思想是惟一的科學真理，生在民國，會說孫文思想是惟一的科學真理，生在「文革」，會說林彪江青思想是惟一的科學真理，生在1804年的法國，會說拿破崙皇帝的思想是惟一的科學真理，生在1830年的美國，會說奴隸主思想是惟一的科學真理……
可見，給思想加「框子」是要不得的。他所鼓吹的「框子」也只是當政者意識形態，一旦當政者意識形態改變，他會立即隨之改變！
對此，昔人早已作過批評。
陳寅恪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唯此二者「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所以「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劉軍甯主編，118頁。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
胡適在《自由主義》一文中則說：孫中山曾引一句外國成語道「社會主義有57種，不知哪一種是真的」。其實「自由主義」也可以有種種說法。許多人說要「徹底改革」即「革命」，一百多年的歷史已清楚地告訴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專制政權可以剷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
總之，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自己作主；第二個意義是民主、容忍——容忍反對黨，保護異己；第三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一點一滴的求進步。
因此，真正代表現時代的開放精神的人，需要嚴格區分開行動自由、思想自由的界限，主張行動自由受法律、憲法等規則的制約，思想自由卻須是絕對的，無條件、無章炳元所謂「不可突破的‘大框子’」的。
誰是科學誰是真理我們暫時都不知，人為指定一種理論是「科學」、是「真理」的行為和專政君王的「聖旨」有什麼兩樣？
輿論不自由、思想加框框，是造成中國長期落後的重要原因。
梁啟超在《思想解放》裏就說：歐洲現代文化，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從「自由批評」產生出來的。沒有言論的自由，就沒有思想的解放。正是各種思想主張互相浚發、互相匡正，才使真理自然日明，世運自然日進的。倘若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無論其人為今人為古人，為凡人為聖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
李大釗也特別反對以「危險」之名來禁錮思想言論自由，認為真正危險的思想只有在充分自由的輿論環境中才有可能遭到有效的淘汰。「只有愚暗與虛偽是頂危險的東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頂危險的行為。」「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1
談到這裏，不難發現章炳元的《鳥飛魚躍的聯想》中有許多荒謬的思想。他既給思想加框子，又反對不加框子的「思想自由」。
這一結論是由行動無絕對自由推斷出來的：他認為行動無絕對自由，則世上無絕對自由，則思想亦無絕對自由。
因此，錯就錯在將「行動」混同於「思想」。犯了偷換概念或概念不清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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