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高尔基--斯大林集中营里最尊贵的囚徒(六)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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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日讯】三、高尔基在国外继续谴责新政权的暴行

1922年3月19日,列宁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仅限政治局委员传阅的绝密信,信中要求举行一次秘密会议,研究强行剥夺私有财产和屠戮异见者的行动。列宁在绝密信中已经为会议定调:“将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秘密决议。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

领袖的指示就是动员令,针对教会的掠夺和镇压马上开始,大量的教会财产被强制劫掠,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

1922年夏天,身在德国北部小城的高尔基,得知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劫富、逮捕、审讯、屠杀,特别是高尔基熟悉的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他忍不住在7月1日写信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指责这样的审判是“有预谋的罪恶谋杀”。之后,他又接连写了多封信,对新政权进行尖刻的批判:

“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

“布尔什维克把人民推到深渊的边沿,……”

“……历史对俄国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它所生养的仅仅是盲目的仇恨……”

“丧失政治主见的人民立刻就归顺第一个抓起棍棒的瞎子,他们就是共产党人。他们满足了早已成熟的仇恨的需要并以这种情绪控制了人民……”

对高尔基的一系列信件,列宁自然不高兴,但这些信件毕竟没有公开发表,仅仅是写给苏共政要的,所以列宁还能忍受。但1922年7月3日,流亡的孟什维克杂志公开发表了高尔基写给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的信,意在唤起欧洲公众对俄国的饥荒和镇压的关注(法郎士对俄国相当慷慨,1921年,他曾响应高尔基的号召,把得到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给饥荒中的俄国)。此信的发表,立刻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使克里姆林宫极为难堪,列宁更是暴跳如雷,他公开咒骂高尔基“卑鄙”。

另一苏共巨头托洛茨基一向看不起文人,但他还是指示《真理报》对高尔基进行口诛笔伐,有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文章写道:“……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

被列宁封为“革命诗人”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加入讨伐行列,他公开把高尔基称为“一具文学上的僵尸和废物”。

即便如此,高尔基的呼吁还是唤起了欧洲的强大舆论,由此形成的压力,还是对苏维埃新政权起到了一定的抑止效果,一些被送上苏共法庭的无辜者,虽被判决了死刑,却没有执行。

高尔基从德国转到意大利期间,写了《论俄罗斯农民》一书,照样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愤怒,组织数篇文章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对高尔基进行舆论讨伐。苏维埃政府甚至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被逮捕。

也是从那时开始,高尔基便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共秘密警察的关注。在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专门建立了“高尔基在国外”的档案,由苏共派往外国的间谍负责收集和撰写,其中包括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他在国外的人际关系,特别注意高尔基与苏俄政权的敌人的关系。秘密警察还收集了他的大量信件,在这些信件上做了许多批注。比如:“对照原文查过”、“存档”、“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等等。(请参阅《列宁和高尔基》)

列宁五十寿辰时,高尔基这样谈到无产阶级的领袖:“我们忽然看见一个人物,尽管他不是个胆小鬼,却让我浑身感到恐怖。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

我不能不说,高尔基的这段评价,虽简短,却让恐怖制造者列宁的形象跃然纸上。正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所采取的暴力恐怖的手段,推翻了临时政府,解散了民选的全俄制宪会议,把俄罗斯“二月革命”的民主化成果毁于一旦。极权政府的登场让议会民主在俄罗斯消失了70多年。

四、高尔基的矛盾和退却

高尔基因公开发表“致法郎士的信”而激怒了列宁,尽管他身居国外,但仍然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列宁等苏共高官的直接指责,苏俄报刊上公开的谴责和诅咒,一些留在国内的“老朋友”对高尔基的失望,苏共安插在境外的秘密警察施加着越来越大的恐怖压力,……这一切的综合作用,使此前一直倔强的高尔基终于退缩了,他在境外发表公开声明说:自己仍然忠于苏俄,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纵观高尔基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高尔基的屈从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既为观念所囿,也源于内在恐惧。

在观念上,可以说,高尔基是列宁政权的“忠诚的反对者”。他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政权,但他又为新政权的暴行感到痛苦,他不断地公开批评和给政要们写信,有时措辞非常严厉。这种批评,既是为了挽救新政权的声誉,更是为了尽其所能地营救某些受害者。他认为:暴力镇压“只能使政权威信扫地,激起人们对它的怯懦普遍的憎恨和鄙视。”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感情上,这种做法无论是对政权本身,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毫无意义的和极端有害的,社会主义的死敌正是怀着幸灾乐祸的感情在庆祝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不正确的措施、每一个错误以及它的一切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罪孽。”

高尔基认为新政权应该具有自省精神,他的批评正是为了唤醒布尔什维克的自省。他指出,“如果在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地指出我们的缺点、错误之前,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策略上都要好得多。”

在人格上,高尔基有非常懦弱的一面。自从《新生活报》被查封后,高尔基对新政权的谴责便很少诉诸于媒体上的公开化,而主要采取私下方式、即用写给苏共高官的私人信件来表达不满。以后,高尔基对苏共政权的内外有别的私下进谏方式,一直贯穿于高尔基和斯大林的关系中。1920年10月3日,高尔基在与K.楚科夫斯基谈话时,就明确表示自己不得不做两面派的苦衷,他说:“我知道,人们不应该爱我,不能爱我,我已习以为常。我就是这么个角色。要知道,实际上我经常表现出两面性。从前,我从来不作假,而如今,与我们的政权打交道,我不得不弄虚作假、欺骗、装腔作势。我知道,不然就行不通。”

高尔基的坦率令听者楚科夫斯基“目瞪口呆。”

也正是这种观念上的、人格上的局限,为后来高尔基屈从于斯大林的利诱威逼埋下了伏笔。

──转自《右派网》(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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