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3日讯】由韩国开放国民党及大国家党主持召开的国会通过了《大米协商批准动议案》，从而使争论已久的对大米进口设限法案完成了批准程式。但在韩国首都首尔召开的国会会议上一名试图阻止会议召开的民主劳动党议员与会场安全人员发生冲突。对此，去年11月24日《新华网》以《韩国国民议会打成一团都是大米惹的“祸”》为题做了图文报导。
有关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在国会议事时“开打”对我们来说早已不是新闻了。甚至通过电视新闻都能亲眼目睹总统被市民抡耳光，首相在公共场所迨刈J或者番茄……不一而足。虽然我们的媒体在报导这类新闻时都能尽量保持中立的克制，但是有时也不免或多或少的流露出一些“言外之意”来，有意无意地把这类现象看成是不成熟民主的“后遗症”，等等。也许在有些国人看来，这国会乃国家议事场所，是极其庄重的“大雅之堂”，岂能干戈相向，说打就打？
一般来说，国会议员都是社会中各阶层利益的“代言人”，一旦当政府的议案无法协调各方利益时，在议会讨论表决时议员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甚至产生过激言语和肢体冲突，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全武行”。国会虽然是国家议事机构，其会场虽然是研究国家大事的地方，但是仍然脱离不了它的社会属性。既然社会机构、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的矛盾不可调和，发生冲突是正常现象，那么国会议员之间因为各自代表的利益相互冲突，出现一些过激言行不也属于正常的吗？正因为利益代表之间不断地争论、不断地争斗，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最终才会趋向与社会大众利益的一致，才能使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利益达到某种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国会中带有民主化倾向的“打成一团”，其实不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进步和开明的象征吗？
西方国会议员的开打属于“明争”，“明争”的结果是取得公开的平衡，避免了潜在的社会动荡和不稳定因素。我们讲究“步调一致”，讲究“一团和气”，而这种表面的“忠于”却不断聚集着“暗斗”的能量，最终为社会动乱埋下定时炸弹。
“阴柔”中庸的儒家文化虽然有其优秀的一面，但在日益民主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它的弊端（或者说民族文化固有的劣根性）就开始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大是大非的问题，目前中国人显得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总是出言谨慎，不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要嘛明哲保身，要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嘛一团和气，谦让恭维，一人也好一国也好，一旦失去了野性，失去了雄性，便失去了据理力争的勇气和胆略。
我们崇尚牺牲精神，层出不穷的社会不公且无人奋力抗争，都是鼓励“牺牲”的结果。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总体上都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莫不如此。既然这些改革被实践证明已经发生了偏差，已经对大部分老百姓的利益构成损害，那么说明当初这些改革政策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样有问题的政策在人大通过时就没有不同的“声音”？为什么就没有人大代表为这些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改革政策呼号、呐喊、抗议，甚至为此“打成一团”？我想，假如当初人大代表能够真正为老百姓权衡利弊，坚决站在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方，决不昧着良心“举手”，那么诸如使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医改等政策是断不会这样顺利出台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国家的人大代表都是有“身份”的人，如果在开人大会议时打起来，那一定会被看成是“不成体统”的事；也许有人会说，西方这些在国会上大动干戈的议员们的素质也未免太“低”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正因为这些议员们对政府政策的来龙去脉清楚明白，正因为他们懂得心中装着民意、心里想着为民争利是职责所在，所以才会这样义不容辞，所以才会这样“拼手抵足”不顾一己之斯文。相反，我们那些看似儒雅、内敛、含蓄，一派温文尔雅的人大代表，却很大一部分并不具备代表人民的素质。据《南方周末》报道，有的人大代表连什么是国民生产总值都不知道。（这样的人大代表怎么有能力去为民争利呢？）为此，全国人大正在深圳对代表们进行集中轮训，让他们学习如何代表民意。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想，这“左中右”表现在对政府政策议案的动议和表决上就是“赞同、弃权和反对”。大凡在专制的“一言堂”的环境里，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奴役下的国民只能唯唯诺诺，甚至噤若寒蝉，投“赞成票”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大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应该说很少出现“左中右”的民主局面的，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人大”成了让人耻笑的“橡皮图章”。诚然，近年来人代会中已经不断听到不同的声音，也不断有代表敢于对政府的大政方针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离真正的民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韩国国会议员为“大米议案”打成一团，虽然这并非真正的民主形式，也不值得我们去效仿，但是，从自由民主的张性来说，西方国会议员的“民主扭打”却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味的。
2006-03-22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