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提起计划生育，很多国人似乎早已成了习惯，并为觉得如何震动。实际上，这其中的残忍程度是非同寻常的。
一位大陆妇产科医生投书讲述了她（他）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如何不得不被迫执行杀人政策，把产妇刚刚生下的活孩子弄死的惨痛经历，这样的悲剧留给她心灵的伤痛跃然纸上。她说：“首先我告诉大家我是一名多年的妇产科医生，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这话说的很对。我们为了抢救病人有时几夜不能入睡；为了抢救一个新生儿口对口吸痰是常事；有的一抢救就是一、二个小时，直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才放弃。真的这些年在我手里死而复生的病人、产妇、新生儿真不少。
自从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拿“大月份”（新生儿）成了计划生育的任务，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没有准生证，不准生出活的来。哪个医生接出活孩子就开除工职。医生护士真的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刚刚出生无辜可爱的胖娃娃就必须把他（她）弄死。我们（原来）是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一个生命，（现在）一下子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好好的孩子杀死，这样的现实怎么能让我们接受的了呢？但是领导说这是国策，是政治任务理解不理解、接受不接受必须照办，必须执行。
我们不知杀死多少孩子，真的，有的孩子九斤多重，白胖白胖的，壮的不行，治死很难：用纱布塞嘴，用纱布勒紧脖子扔进装满水的水桶里，把头按到底，一会头抬起来，撅涟撅涟的浮上来了，又按下去，不一会，又撅涟撅涟浮上来了，反复杀杀不死，又用注射器将酒精、空气、消毒水等等东西从囟门注到脑内。用这法、那法，有时半小时，一小时都杀不死，那个惨像真没法看，医生真出冷汗，事后自己偷着痛哭，也有的做恶梦，造成神经衰弱。
当然这个过程不能让家属看见，但有的看见死的都晕倒过去，一家老少痛哭。我这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就这样把许多刚刚出生的小宝贝弄死。这仅是我的亲身经历，全国有多少无辜的小生命死于非命，只有天知道。我的罪太大了”
过去的计划生育是怀孕6个月以下才被强迫堕胎，现在马上临产的也要打胎，这意味着什么？大人孩子起码死一个，当然都死的情况也不少见。草菅人命已经比碾死一个蚂蚁还受“法律”保护。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一个足月打堕胎药生下来的男婴大难不死，奇迹般的活下来了，但还是被谋害三次，前两次都大难不死，最后一次还是没有逃过计划生育的鬼门关。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民黄求生已有二女一男。当他的妻子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按照村里的“规矩”，只要花钱打点那些当官的，就会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孩子一条活路。可是黄求生家境非常贫寒，连节育手术都没钱做，更没有钱打点当官的。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将已怀孕9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婴儿丢掉。
下午5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5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将孩子带走后，放在水稻田里淹死。
不仅如此，这些年，中国的很多地方还有了一个生意，就是强抢或者骗偷别人的孩子。送到哪里去呢？孤儿院。因为众多外国人到中共的孤儿院来领养孩子要交一大笔钱，孤儿院的院长现在变得腰缠万贯，坐名牌车。过去孤儿院嫌孩子多，现在嫌孩子少，于是偷别人孩子的生意非常兴隆。而在医院里被“做掉”的快足月或者足月的孩子到底是被流产了还是被弄出去卖了，就不得而知了。
到底中共的计生政策是否正确呢？是否真的是因为人口问题及其可怕吗？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回答“什么是中国的人口问题？”然后才能有适当的政策。人口太多，诚然！人平均的资源太少──主要是土地资源太少，这也对！粮食绝对供给不足，这是事实！但这些都没有抓住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举例来说，我们东邻日本，人口密度比我们大，总数也上亿，绝对是大国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却很快，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看我们的小邻居：南韩人口五千多万、台湾两千多万，国土、人口都相当于中国东部的一个省，人口密度都很高，却也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法国也是五千万以上的人口，土地只相当于浙江省，不但不存在人口问题、且是世界上有数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荷兰是低地国家，人多地少，甚至要向海洋要土地，也是农业出口大国。香港、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不但不需要“计划生育”、反而要从我们大陆引进人才。这些国家和城市都有绝对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人均资源占有率低的问题，都不存在我们的“人口问题”，都不需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相反有人口增长不足的压力。反面的事实是：黑非洲人口密度不大而且自然资源丰富；印度的可耕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却都有“人口问题”。两相比较可知，发达国家没有人口问题，只有不发达国家才有“人口过剩”。很明白不是“人口过剩”导致不发达，而是不发达才显出人口过剩。
所以，中国人口问题是指以下事实：在中国劳动生产率低下──即一个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和他使用的资源、两者的比例比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低──的条件下、中国人口增长率却快过这些国家！换一种说法、中国人口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中共建政之初，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的思想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从西方传进中国的、是欧美左派为减少劳动阶级的贫困状态而发明的改良主义思想。中共毛泽东一代的头脑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其理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新文化的理想。所以毛泽东最初赞成马寅初的人口论。后来由于现实的需要、改变了他的人口政策。毛泽东改变节制人口政策的理由有三：第一是苏联经验，苏联一直人多地少，二战人口损失巨大，所以鼓励多生多养；第二是要准备“近在眼前”的核子世界大战，最现实的还是第三点，即解决“大跃进”中暴露出的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国那时五分之四以上人口是农民，居然还是农业劳动力不足！可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面对实际问题、毛泽东的解决思路就是“多生多育”。传统小农的眼界看不到现代社会生产力发达、以机器代替人力，他们看来看去的解决方法就是几千年来的老套──以人力为主、畜力为辅的生产方式，“人多好办事”在这里就是绝对的真理。
如上所述，中国人口过剩是相对过剩，是人的劳动生产率──其核心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绝对低下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农业问题也不是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爱自夸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22% 的人口，但绝口不提我们是用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农民才养活了这不足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工农业生产的比例由中共执政之初的1：2变为 3：1，但同时农村人口却始终保持在 80%以上。于是中国被人为的划分为两个不相干的、有着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城市的工业社会和农村的农业社会。低下的农业劳动率导致高的人口出生率。而现代科技、卫生条件发展又降低了人口死亡率。人口高增长就是必然结果了。
现代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利益驱动、政府政策必定短视。政客牺牲人们眼中不甚明了的社会长期利益、给现在的支持者以现实的短期好处，以便获得现实的支持。中共现行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它以牺牲老百姓的幸福和中国社会的长期利益为代价，给官僚机构（政府）以更大权力。
反对现行的“计划生育”之人口政策，并非反对一般的“节制人口”政策，而是反对“计划生育”政策中常被我们中国人忽视的问题：即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老百姓自愿的节育而是由“国家”或政府以强制的暴力手段推动的“计划”。暴力手段或者可收一时之效──实际上，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超生游击队”的存在，即便这种强制的计划生育亦效果不彰。但强制手段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伤害极大──远大于人口增长之危害。要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1、违反宪政原则、损害公民基本的自由选择之权利。2、强制坠胎、伤害性命，不以人为人。损坏社会公德的基础──人道主义原则。3、强化官僚机构的权力、导致政府腐败。4、以强制力推行国家政策，导致官民对立，引发暴力冲突、社会分化和不安定。5、由于民众以“超生游击队”的方式对抗政府，其超生子女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和生活的机会，造成下层社会的来源。社会不能和谐发展。6、一般家庭对于独生子女过于珍宝，教育不善产生种种独生子女的社会问题。7、带来社会老龄化危机。
中国既然不存在人口绝对过剩的问题，自然也不需要意在控制绝对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了。但现实中国之人口绝对数量也确实不少，如果政府实行某种对社会无甚伤害的节制人口政策，应该赞成。
现在定居欧美的大陆家庭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如果夫妇之间有足够的性和生育知识，都会制定大致的生、育子女的家庭计划。这是一种“自愿”的家庭计划。人们如何选择建立家庭和生儿育女的时机？大约有两种因素起作用：一是外在社会环境；二是个人经济条件。看国际之公例，越是发达国家，其人口增长率越低、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一是教育周期长，所以必定晚婚。二是未成年人成长费用高，所以父母必定少生。如此可以保证下一代的生活质量，形成人口变动的良性循环。即使在不发达国家、如我们中国，其较发达的城市中的居民生育率也远低于较不发达的农村，原因都是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要求高智力的劳动力；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则要求数量大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在中国农村搞“人海战术”、多生多育，就是农民家庭的最优选择──即使政府的强大压力也无济于事。
那么中国今天是否有实行自愿节制生育的可能呢？当然！社会结构变化是基础，最主要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中国城乡二元化的差别。城市化是在乡村建立新的城市，而非如当代拉美国家、强迫贫困无助的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转移，使大城市变贫民窟。中国近十余年在农村城镇建设上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模糊政策，缺乏明确的建设意识。一个城镇不单有居民、最重要是必须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医药卫生条件，才能保证人口质量和减缓人口增长。中共政府在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比率都是世界上倒数的几位──尽管政府嘴上总说要“抓教育”、似乎也颇明了和重视教育，但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只能说明现行政府体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不解决教育和卫生问题，中国就不能建立良性的人口循环！就必得在低素质人口增长快于高素质人口增长的恶性人口循环中徘徊！而强制计划生育这种伤天害理、有损中华民族长久生存能力且完全无效的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河南省有一个叫做王幸福的普通人自发从事了调查农村计划生育问题。当记者问王幸福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件事时，王幸福说，当初就是出于这样的义愤，他决定到处打听打听，没想到却发现问题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他索性开始做起系统调查，最后写出了一份包含有几十个案例的调查报告。
王幸福说，这个报告里列举的，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而且还有不少老百姓因为害怕打击报复，不敢说。
几经调查，王幸福发现了生育证的秘密，他走访了11个乡镇，有很多的群众均异口同声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咱们这儿的计划生育已经不是计划生育了，而是计生办来家动员你多生超生，只要交钱，生几胎都可以。因为你怀孕的越多超生的越多，才有办法罚款要钱，否则乡政府就失去了财源。”
为了动员农民购买生育指标，计生部门一般会做出许诺，王幸福将这种彼此愿意的”交易”称为”计划生育君子协定”，但这个协定显然很靠不住。在王幸福的调查报告中，在”上面”查得紧的时候，计生部门”违背协定”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往往伴随着暴力。
王幸福说，地方上的一些人的做法却与宪法相差甚远。”有的时候把人打残、打死，花些钱就摆平了。”
幸福说，他在调查中也经常能够遇到老百姓受了委屈却不敢说的情况。”打击报复的确实是有，老百姓有这个担心太正常了。”他曾经调查过一户人家，在第三次去找他们要照片的时候，这户人家突然变了卦，对王幸福说：”俺们不弄这事情了。”
做完整个调查，王幸福开始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递交报告。”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王幸福对记者说。当记者以后再次联系王幸福时，他一肚子气愤地说，他又去了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递交报告，有工作人员反问他，如果不乱收费，计生办几十号人吃啥喝啥？并对王幸福报告中提及的绑架妇女做引产的事情，表示不相信。王幸福说：”当时我对他们说，“我是个老百姓，是过来反映问题的，不是来诬告政府的。” 最让王幸福失望的是，工作人员对他说，计生委没有权力处理政府部门在中国各地由野蛮的制度催生出众多野蛮的标语，也让人可见一斑。例如：
湖南某地的“超生就扎！”，一个干脆决绝的口号。
云南楚雄某农村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山东的国道上有条绝对经典：“一人结扎，全家光荣”，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幕：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昂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
四川某乡路边的农舍上用白漆刷着：“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在江西婺原的：“见证怀孕，持证生育！”
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湖南某县的生育计划标语：“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四川某山村：“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在四川有“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某地标语：“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实际上，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减少人口而立国强国的！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控制人口而立国强国的。
所以这个”国策”是哪一个皇帝制定的？经过谁批谁了？”至今令所有中国人惊诧莫名！经过仔细考证，仅仅是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文件写了这样一句话：”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这仅是中共一个党的文件，只对它的党员有约束力；对全国人民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怎让全国人民也要做到呢？中共如要求它的党员只生一个孩子，或不生孩子断子绝孙也罢了！对全国人民怎有强制权力呢？于是同年中共便劫持宪法，使得所谓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由宪法通过。
近25年来，中共各级地方政府强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积极执行一胎政策的基层官员，采取了各种惩罚手段，从高额罚款到强制堕胎，甚至强制绝育，致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成为国际舆论谴责的焦点。美国政府敦促联合国计划生育署停止在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计划，直到中国政府停止使用威胁，强迫堕胎和其它惩罚手段执行一胎化政策为止。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一直禁止美国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资金，理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政府对孕妇施行强迫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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